中国近代史大纲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想要学到新的知识，这些经典作品就不可或缺。在阅读了作品后，我想您对于这个作品有了更深的了解，此时就可以写一篇读书笔记，用文字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那么该要如何写好作品读后感呢？根据你的需要，小编精心整理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在此提醒你收藏本页，以方便阅读！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一）
散章 静嘉张读书笔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就阳明学来说因他有致良知谈心性的旗帜口号，吸取禅宗经验在格物致知外反求我心，便到了末期产生一大群不肯用功，不治学问的人，却持良知心性忝在阳明学门下，风气很坏。我想他们并非不知王守仁在悟出良知心性前有多少格致的功夫，只是庸儒无力深研罢了。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虽然王学之末流学问没做好，但明清之际受此影响竟出了不少有品格的烈士。梁任公在《反动与先驱》中又提出，"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就像除禅宗无佛教，他举出三位大师即莲池、憨山、蕅益，他们提倡净土宗，有反禅宗精神。这涉及三朝佛教界主流禅宗的渊源，也有禅净之争的问题。"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工夫。"我觉得任公这一段分析是极有见地和洞察力的，"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就我的阅读了解，禅宗走向各种变化多样的打机锋辩论游戏，说是明心性求悟道，但宗下各派流的佛理根基与心性修短不同，难免有许多走向轻薄偏颇甚至自欺欺人。任公短短一句话批评准确深刻而有力，若非有全面的学识和总体上对学术史的把握能力，不能写的这么精辟独到。
梁任公写到这一点对我很有提示，我对禅宗有些许简单了解，但总是理不清脉络。从历史的角度看禅宗后期发展，禅宗束书不观走向虚浮，净土便以实学原典这样根本的学问修持来做矫正。了解这一点很有助全面理解禅宗。而实学的意义如楼宇烈在宗教研究讲记中所说，没有深入佛学学理的研究是没有所谓顿悟的。
书中梁任公用三章写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很有趣地，梁任公引用佛家概念来叙说。"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全盛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在这里任公论了一，清朝对儒生的政策，即分阶段地利用，高压，怀柔。二，科学的兴起与中止，即中国的八股，西方教会乱入皇室斗争而失败。科学发展失败的一个原因竟然是教会高层乱入政治斗争失败，这让我不禁对那陈腐的封建盛世什么都要卷入政治泥淖，产生一种巨大的失望。三，清初学派甚多而后转入考据一门，学风由蹈空转入实学，而封建高压和思想控制是主要原因。四，考据没落，社会政治各种乱事带来思想界异动。
可以说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是本书中梁任公着力讨论的，而确实，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每朝的学问有每朝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集权下，学术被一种从上而下的干涉力影响，从来只有有限范围的自由。远者焚书坑儒然，独尊儒术亦然；近者，元朝蒙古族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毫无地位；满清治中国，拥兵入关，先屠后治。强兵虽得胜，无法治国便对知识分子先打压，打压不成而怀柔。统治时期更是各种高压黑暗政策，明史案，文字狱不忍说，修《四库》不异焚全书。清人考据学成就高，搞小学搞朴学搞古经，实在是无法做学术只能把精力总在别处。即使是沿脉络从上古各代梳理下来，清代学术有功力而小思想成就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然我们也看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稍有自由空气，它便活跃起来。有一点很有趣，梁任公自己写学术史，而这一段自己也是史中人，公车上书，康梁变法。清末新气象潮流，梁启超办《时务报》，鼓吹革命，输入外国学说。
梁任公的博学通识，全面的把握能力，精要的分析见解，洁雅的文字，都令人十分佩服。应该说大多数学者从自我学识到写作之间是有距离的，学术作品的写作又是另一个异于学术能力的事情。而就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来细读，梁任公实在高超！这本学术史的另一个特色之处是任公选写主要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万季野等，在这样的组织方式下由学者写了阳明学，经学，史学程朱等，更延伸到实践实用主义，科学曙光。这样写学术史很特别，写作方法大概取于史记纪传体。每章节都有一定的独立完整性，喜爱某个学者可以抽出单读，学术史有了一种精神传的味道。譬如写梨洲先生，任公笔力深邃，其治学路径，其学问成就，其人格德行，昭昭然。偶有间其语录，相得益彰，更显出任公学问厚积让人佩服。如写到阳明学传人孙夏峰时引出《夏峰语录》"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其间虽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持平心探讨，各取所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无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我觉得这诚求学问之心，太令人敬佩了，风格之高值得我辈学习。这些经由任公筛选的语录闪着古人思想的光芒，值得抄录以为座右铭。比如顾炎武之"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在这些部分外，梁任公还录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举有经学、校注古籍、史学和历算学等。
读完此书，感到胸中磊磊然精神。我把这本学术史推荐给几个朋友，说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梁任公笔下学术为本，学人精神卓然突出，这高出一本学术史的价值之外。我想到梁启超本人，号饮冰室主人。所谓饮冰，含义"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饮冰二字出自《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余光中观饮冰室书斋说："其室饮冰，其人犹热。"这不需注释，忧国忧民，心急如焚，心怀阔大，前辈学人就是这样做的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二）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孙钦善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者，1898年与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发动戊戌政变，二人并称"康梁".梁启超早年即热衷于史学的探讨，不时有论著发表。晚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学，得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成为著名的学者。
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清代学术概论》关系密切，实为姊妹篇。《清代学术概论》撰成于1920年10月，他本是梁启超与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做的序言，曾以《前清一代思想史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12月出刊的《改造杂志》3卷之3、4、5期。次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教时所编的讲义，始撰于1923年冬，约于1925年春完成全书。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四章，曾单独连载于1924年6月至9月出刊的《东方杂志》21卷之12、13、15至18各号。以全书出版的版本有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版、1932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版（第17册）、1936年中华书局单行本等。1983年朱维铮作了校注，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与《清代学术概论》合刊的《梁启超论清史二种》本。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际是清代学术史，为述及清代学术的前因与后变，故首尾包括了三百年的时间。关于这一点，作者开宗明义，在本书开头就作了交代："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与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到三百年前至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他还说明了此书与《清代学术概论》的关系："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这说明两书的宗旨和内容是差不多的，只是写法有所不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作者自序，其写作宗旨可以从《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间接了解到。《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之（二）说："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由此可见，作者本想写五部构成序列的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为其中的一部。又之（三）说："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由此可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对《清代学术概论》而言，实即"更改"之作的《清代学术史》，之所以不称《清代学术史》，盖因其他几代的学术史没有完成，没有并称的必要，而之所以以"三百年学术史"命名，前引该书开宗明义的话已经说明。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丰富、全面，前后两大部分，一纵一横，反映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各个方面。
全书共十六讲，前十二讲为"纵"的部分：第一讲《反动与先驱》为"楔子",分五点说明了"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即"舍空谈而趋实践",由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务虚的心学，向务实的考据学发展。第二讲至第四讲，分别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就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分期历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上）讲述清初期，包括顺治、康熙两朝。作者从清政府对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策着眼，大概分了三期：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高压政策。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后，怀柔政策。作者认为"除第一期没有多大关系外，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致使由"前明遗老支配学界",倡"经世致用"、""日趋于健实有条理"的考证学，"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一、阎百诗（若璩）、胡东樵（渭）一派之经学，承顾（炎武）、黄（宗羲）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二、梅定九（文鼎）、王寅旭（锡阐）一派之历算书，承晚明利（玛窦）、徐（光启）之绪，作科学先锋；三、陆桴亭、陆稼书（陇其）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汉学之间，折衷过渡。四、颜习斋（元）、李刚主（塨）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进一步".（中）讲述清中期乾嘉考证学，此期"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恵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它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它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下）讲述清末、民初三四十年间，包括洋务活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学。第五至第十二讲"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第五讲《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论述黄宗羲，附论孙奇峰、李覜、、余姚王学家、李绂等；第六讲（淸代经学之建设》，论述頋炎武、阎若璩，附论胡渭、万斯大卜等；第七讲《两畸儒》，论述王夫之、朱之瑜；第八讲《淸初史学之建设》，论述万斯大、全祖望，附论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论述张履祥、陆桴亭、陆陇其、王懋竑，附论其他；第十讲《实践实用主义》，论述顔元、李埭，附论王源、恽鹤生、程廷柞、戴望；第十一讲《科学之曝光》，论述王鴒阐、梅文鼐等，附论其他；第十二讲《淸初学海波灑余录》，论述方以智（附黄生）、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刘献廷、毛奇龄（附朱彝尊、何焯、钱谦益）、吕留良、戴名世等。以上属于纵论，又可分为两部分：前四讲以时期论，第五至第十二讲以学派及人物论。全书后四讲为横的部分，分学科论述：第十三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论述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第十四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二）》，论述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第十五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论述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谍学；第十六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论述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在横的部分中又照顾到纵的历史线索。总之，本书不仅内容丰 富，而且谋篇布局纵横交错，颇具章法。
三
梁启超写作此书，既不是闭门造车，又不是蹈袭他人，而是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首先，关于学术史的内容和体制，他总结、吸收前人的经验，而 又作了别开生面的创新。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中，他对学术史之作，作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他还对有关清代学术之作，作了特别考察和评论，说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渊源录》之附记，可见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作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海镜搜罗较薄，而主观抑更重。其书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总结历史是为了学习经验，汲取教训，超越前人。在同书第五讲中谈到《明儒学案》时说广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出来，令读考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是自觉努力这样做的，而且他的观点比古人更为先进和高明。
其次，在此书具体内容的各个方面，梁启超也总是注意在借鉴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开创。例如关于清代学术的分派，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两书明显分为汉、宋两派。至于乾嘉时期的学术，江藩亦有两派之说，如《汉学师承记序》云："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此为学分吴、皖之始。至章学诚，在《检论·清儒》中把乾嘉学派分为吴派、皖派、浙东派、扬州派，其后又述及桐城派与朴学分途，今文家与朴学对立。梁启超对此有所继承和发展。又如关于清代学术的分科，戴震有义理、文章、考核三学之说（见段玉裁《戴东原年谱》、《戴东源集序》）",王鸣盛有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学之说《王戆愚先生文集序》，《西庄居士始存稿》卷25），龚自珍有训诂、校勘、目录、典章制度、史学、金石、九数、文章、性道、掌故十学之说"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皮锡瑞论清学的主要成就有辑佚、校勘、小学之说（《经学历史〉第十章），等等。梁启超对此亦有所继承和发展（见《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对每一学科的论述也是如此，如关于校勘，他已总结出四种方法，虽不如后来陈垣的"校勘四法"精密，但已比较全面；又如关于辨伪，他总结出系列的方法，比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更有发展，并且在后来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又有所前进。具体辨伪成果也是如此。在辑佚方面，他也能借鉴前人成果而有所发展。他认为清代"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继之以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向上一步之辑佚，乃欲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曾经著录而今已佚者，次第辑出",甚符实际情况。他还全面地总结了辑佚方法，揭示了佚书材料渊薮，规定了辑佚书优劣之标准（出处详明、求备、求真、求还其本来面目甚有指导意义。其他方面，继承与创新的例子亦多，不一一列举。
四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面论述了清代学术的复杂内容，并且抓住了其特色，即以古典考证学为中坚，为正统。对这一特色的形成原因，也作了认真的分析。因此，此书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局限，而且往往是成就与局限并存于同一成果上，需要仔细分析，恰切评价。例如关于清学起因的探讨，他能比较客观地考虑到各个方面，在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时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一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文献包括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这里虽然谈到历史原因，最终还是归结到造成人人自危的髙压政策。他还触及到古典考证学兴盛的社会、经济原因，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同上〉但总是把主要原因归结到政治、文化上髙压与怀柔的两手政策。实际上以古典考证学为主的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古文献学内部考据传统的推动，其次也直接与在明代衰亡之后学界对空疏心学的检讨与批判有关。以文宇狱为代表的髙压政策和稽古右文的怀柔政策，当然也有影响，不容忽视，但作为外因，始终未占据主要地位。理由是：第一，两手政策主要用来对付反满的民族矛盾，其在清初似乎对学界未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清初的知名学者，大多坚持民族气节，既不怕压，又不受拉拢；两手政策在考证学发展髙蜂的乾嘉时期似乎已无意义，因为当时学界对已完全接受中原文化传统、并且取得经济发展、国势稳定的满族统治者，已经认同。第二，清代的髙压政策，始终没有用来主要对付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而学界主流在维护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思想上，与统治者又毫无二致。当时虽有沸沸扬扬的"汉宋之争",但主要表现在学术方法上，而不在意识形态上，如作为正统考证学派的代表人物惠士奇，在自家红豆山房楹联上就明确写着："六经宗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国朝汉学渊濂记·前记》）说明在治经方法上宗尚以服、郑为代表的汉学，而在道徳行事上则广、完全奉行程朱理学。强调高压因素，与清末改良派、革命派中的反满思潮有关，如章炳麟就是如此。梁启超本来就是改良派人物，加之在清朝被推翻已达十年之后写此书，持这种观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不当的观点。又如认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和特色是古典考证学，这种把握是准确的；但又把考证学兴盛的清代视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则在实质上偏离了实际情况。如前所说，清代考证学派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封建主义范畴。再如此书在内容上堪称广博，这是成就；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精深，这又是局限。面对广博的学术领域，梁启超并不否认他自己的不足，书中屡称自己是"门外汉、如关于历算、《水经注》等》，难免"粗浅的推测"或"粗浅之说",颇有自知之明。此外，此书材料非常丰富，但在引用上又有不少疏误，朱维铮校注多有指明。
一般认为，梁启超的学术风格是髙屋建瓴，洞察敏锐，博大有余而精深不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典型地体现了梁启超的学术风格，此书虽然有失，但无论从历史意义上看，还是从现实价值上看，都不愧为经典之作，只要我们善于研读，定会受益无穷。
来源：文史知识，1999,（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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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篇一：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1944年，郭沫若先生写下《甲申三百年祭》，企图通过李自成农民起义这个典型案例，探讨中国农民革命的命运，选题重大，目光锐利，可谓无有出其右者。５年后毛泽东重论此文，并给中共出了个题目：“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那时正好是1949年解放战争大局既定，进入北平前夕，他正准备领导着团队“进京赶考”。他们的答案早已成为历史，书写在共和国的主页上。
此番，正值海航创业二十年，学习《甲申三百年祭》，陈峰董事长说“ 海航创业二十载，风雨兼程，业已初具规模，实属不易，吾常寤寐思之，何以能基业长青，如芒在背。今复读郭沫若之《甲申三百年祭》，论及明朝倾覆，闯王胜败，字字千钧，韵味深长，甚有醍醐灌顶之感”。
海航创业二十年，历经几代海航人风雨兼程，早跻身中国五百强，正迈向世界五百强，铸造着海航人“世界级企业和名牌”的梦想。二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说起来，也算是很有成就了。回首这二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区域到全球化，从航空公司到现代综合服务运行商，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段。此刻，我们该送上深深的祝福。记得看过一句话说，大多数的祝福源自礼仪，只有少数的
祝愿发自内心。如果您也和我一样认同：最可靠也是最动心的祝福，就是坚守信仰，共赴时艰，同享成功。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一个公司和一个国家在兴衰生死的命运轨迹上，常常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近三十年来，中国大地上生生死死的大小公司，其实许许多多都在重复着李自成们的历史命运。或许是太少人关注这些以公司符号作为标签的团队，他们从无到有的一路拼杀和从有到无的腐朽衰败，其实并不只是简单的财富聚散，而是激荡着多少人的激情、梦想和多少家庭的血泪。用不着于历数曾经名噪一时的xx团队的兴衰历程，也用不着去翻阅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盛极而衰的档案，我们很容易便能找到它们不可以长盛不衰的理由----创造者与创造物，团队与公司之间的矛盾。创造者为创造物所累，最终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压跨。
一个成功的企业，就象一个新立的国家，前期团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功臣。所有者的身份滋长着支配欲、占有欲，于是便开始有了谱，有了傲慢与偏见。而这一切，都与前期的创造、激情，无所顾忌的前行形成了冲突。二十年来我们在各个向度上都创造和积累了经验。有些经验，甚至在业内颇具影响。善待这些经验，对于未来的发展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过于依赖这些经验则会成为我们的负累和前进的包袱。作为一群真正的创造者，其本质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抱着过去的经验，实际上是在谋杀未来。相比我们的目标和梦想，我们还没有创造多大的利益。但个人利益高于群体利益，部门利益高于
公司利益的现象渐成风尚，部门的协作愈来愈难，一些原本不难协调的工作论争，变成旷日持久、无止无息的纠缠，一些善良的愿望和举措，被无端地恶意猜忌和病诟……风气在变，变得我们无法用常理去衡度和化解。当福利当成了人生的终极追求，我们的团队怎么还可以轻装前行？
六十年前《甲申三百年祭》对农民革命命运、出路的思考，可以鉴古，可以鉴今。二十年来我们所向披靡，是因为我们轻装简从。时逢创业二十年，面对历史和成就，值得祝福，面对未来和下一步发展，我想更该多一份冷静，多一份忧虑，总比多一份狂妄，多一份骄矜好。
篇二：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000字
小编导语：郭沫若的作品《甲申三百年祭》，写于一九四四年，是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写的。你还读过郭沫若的什么作品？巨人作文网为你提供更多关于郭沫若的作品及作品的读后感。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悲剧，因为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
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篇三：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郭先生写作此文距今已有六十余年，甲申之变，年代亦更加久远。但历史永远是一种真实而深刻的存在，不管山河怎样变换，岁月如何流转，不变的，依然是那些让人警醒的冰鉴。
李自成所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后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将这一笔挥毫到了极致，达到了自秦末以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其规模之浩大，影响之深广，无不令人震惊。然而，令人扼腕嗟叹的是，二者都以惨烈的失败而收场，犹如两个瞬间喷薄的烟火，绚丽夺目，却又短暂易逝。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能不发人深省。
农民运动，向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惧之既深，恨之既切，却又往往对运动本身嗤之以鼻，以为不过是一群草莽流寇为争衣夺食而无恶不作的行为。近代以来，阶级意识日渐浓烈的学术界又以此为根据，总结出其“阶级局限性和小农意识”是导致其运动失败的根源。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和近现代主流史学家的观点，我能够赞同。但窃以为，农民运动最主要的动力在于人的内心，其运动的出发点都是以一个看似真实而实则虚幻的“梦想”为根基的。诚如郭先生文中所述，张、李、罗三路人马起事初衷以及做事风格不尽相同，然而我相信他们三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谋而合的想法。不仅是他们，其麾下的文臣武将以及众喽啰也都怀揣着这样的梦想，那就是：摆脱贫苦低下的生活，做一个
体面风光的正常人。
这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想法，这只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不论种族与名族、不论肤色与年龄都会有的一种属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的最基本的两大需求。而当时，无论是明末还是清中后期，吃穿不愁和安居乐业对于农民来说，早已经是一种可望而不可求的生存状态。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豪绅恶霸横行乡里，连年征战征丁让一个个家庭难以承受。无米下炊，更要逃捐避税、保全壮丁，真可谓苦不堪言。物极必反，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劳苦大众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便只好揭竿而起。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人而言，有这样的要求和期望，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可是你看，尽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看到的却都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代表，一个个具象化了的个体，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物。甲申之变中的众多人物，无论是明朝一方，还是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之辈，亦或是吴三桂之流，每个人都是一个如同你我一样有个体思想和情感的社会动物。要说历史也是有偶然性的，这句话其实也不为过。通篇文章都在称赞李岩和宋献策，那么我们不妨从他们身上开始探索。根据史料记载，对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前两层，李、宋二人是没什么问题。那么是什么驱动着他们也加入到李自成的大军当中呢？我们顺着这个层次往上看，就会发现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占了很大的比重。从李岩和李自成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
李岩是很乐意交上李自成这样的朋友的，并且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得到了李自成的认同和尊重，满足了五个层次里的前四个层次了。宋献策的情况亦可以以此类推，在此不再赘述。那么换个角度思考，李自成起兵事业的转折，也正是遇上了这样一群俊杰的辅佐，才有了日后的蒸蒸日上。所以说，结交朋友，特别是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是成就事业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最后说到自我实现的需求，问题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倘若李自成率众攻陷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可以视为这个群体理想和目标的实现，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却并非如此。闯王天南地北腥风血雨闯荡十几年，一朝坐上皇帝宝座，奋斗的心也就随着目标的达成戛然而止。其麾下众将士莫不如此，右丞相牛金星、权将军刘宗敏等人跟随闯王进京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视为多年来得以实现的夙愿一朝达成而表现出的满足。只有李岩、宋献策二人与众不同，似乎起义的胜利并不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这样，本来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结果却不是令人满意的。闯王众人日益腐化松弛，而李、宋二人日渐形影相吊、荷戟独彷徨，最后将帅离心、内部分裂、兵败山倒，轰轰烈烈的大顺农民军成为了他人的笑柄、历史的悲剧。
对于这五个层次的需求，本身并无不妥之处。而值得警惕的几点在于：第一，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有时候很容易被混淆。当人们取得一项成就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和恭维的话语，当取得多项成就的时候，这样的目光和话语会更
加频繁，当以此为基石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的时候，比如说当上了领导，似乎人们就很容易把这样的目光和话语当做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久而久之，接受别人尊敬的目光和恭维的话语似乎就成了一种必需品，而自身也变得飘飘然，以为这就是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和理想。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迷失自我的。第二，假使一个人依次顺着这五个需求层次去发展，到了第五个层次之后却发现再也没有可以追寻的目标，也容易迷失自我。古今中外那么多孤独求败的人，既是喜剧，也是悲剧，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去思考。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当中的英雄，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光可鉴人，宏大的画面和厚重的岁月当然能够吸引无数的目光，可是历史人物再高大，也是一个个血肉之躯组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说得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说的就是要想成就伟业，先从自身的磨练开始。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从古至今都是恒久不变的真理。所以，坚持自身的修养，树立向上的信念，一生都不放弃，就算是成就了小我。只有先成就了小我，才有可能成就大我。在一个组织里面，只有不断地“传递正能量”，才能心无所畏，才能勇往直前，才能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奔向光明的未来而不夭折。
《中国食辣史》读后感2000字-既近又远的辣椒
辣椒，一种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食物。有人对它爱不停嘴，没有它就觉得食之无味，无辣不欢;有人对它避之唯恐不及，觉得吃了就会导致一身病痛。但是，无论是哪个区域的人，都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是一个吃辣大国，就笔者身边的亲朋好友，笔者实地了解到的一些省份，都会面临一个看似随意实则却是无比挑战的一个问题：你，吃不吃辣?
因此，笔者对于辣椒的兴趣油然而生，这种兴趣不是笔者从不吃辣椒到吃辣椒的转变，而是对于辣椒的历史、每个区域吃辣椒的原因、辣椒的变迁这些因素的兴趣。刚好，笔者偶然读到《中国食辣史》这本书，解答了笔者心中的一些问题。在此，笔者把读后感汇聚成文，以此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一、中国作为辣椒食用的第一个省
辣椒是舶来品，明末时候从美洲传入中国，一开始是作为观赏植物栽培，食用价值一直到康熙年间才被人所知，第一个吃辣椒的省份是贵州(康熙六十年《思州府志》载：海椒(辣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思州，即今贵州酉水流域。这条记载传递了两条信息：一是辣椒的食用是代盐的无奈之举，贵州是南方地区最为缺盐的省份，本省既不产盐，交通也极为不便，导致盐价太高，辣椒的种植条件优良，不用占太多地，不挑气候、土壤，因此是代替食盐下饭的最好调味副食;二是辣椒食用起源于当地的土家族、苗族。从贵州开始，尔后遍布川、渝、云、赣、湘、鄂等地区。
除了贵州，陕西也是辣椒食用的一个重要地区。西北地区原本不吃辣，但是在同治年间，四川地区培育出了适合在温带地区种植的辣椒新品种线椒，这种辣椒突破了秦岭的天然阻隔，在关中地区广泛种植，从而成为了陕西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陕西以前，接受辣椒的省份大多以米食为主，从陕西开始，接受辣椒的省份也波及到面食。与南方不同的是，南方食用辣椒以辣椒酱为主，而北方则以辣椒粉为主，尤其体现在以陕西为起点的西北地区。从陕西开始，吃辣风气开始遍及新疆、青海、甘肃、西藏一带。
二、对辣椒的几点澄清
辣不是味觉，是痛觉，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唯独没有辣，很多人说能吃辣，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表达自己能承受这种痛觉;
很多人认为一个地区的人爱吃辣椒是因为该地区日照不足，雾气大，这
个理由其实并不充分，因为世界其他地区(例如北欧、加拿大)有同等条件，但当地人并不爱吃辣椒，相反，很多日照充足地区(例如墨西哥、印度、东南亚)，当地人反而爱吃辣椒，印度辣椒产量更是全球第一，所以，一个地区的人爱吃辣椒的原因，更多应该从经济成本和习惯去探讨;
在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对是否吃辣椒有一套自以为是中医的理论，广东人认为吃辣椒上火，川渝地区认为吃辣椒祛湿。湿气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定义的词语，中医所说的湿邪分为外湿、內湿。外湿指的是一个人久居湿地，或当地湿度较大，就这个定义来说，那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方地区实际上全部都可归为湿度大;內湿指的是脾胃湿气重，辣椒反而不能用了。实际上，人们只不过利用中医理论给自己找一个可以心安理得地想用自己喜好食物的理由罢了，在享用美食之余还可以慰藉心灵，认为自己做了对健康有好处的事情，只要吃辣或不吃辣的行为持续下去，我们就会不停叠加想象在这一行为之中，这就叫显性文化定式。
三、辣椒的阶级属性与当代变迁
饮食习惯与阶级密不可分，按照阶级属性来说，中国的菜式可分为官府菜江湖菜庶民菜。官府菜是指上层贵族享用的菜式，也可以称作宫廷菜，这类菜式不分区域，用的材料，烹调的程序方式都差不多，讲究不重口味，也不能太淡口味，用的材料都是最容易取得的材料，在这类菜式之中，辣椒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即使如曾国藩爱吃辣椒，他也只能吩咐下人在自己单独就餐时食用，宴请宾客是绝对不能有辣椒的;庶民菜则与官府菜刚好相反，庶民们要的正是辣椒的刺激、火热，能够盖住食品劣质的味道，因此辣椒才是庶民菜的首选;最值得一提的是江湖菜，如今常说的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便是指江湖菜，江湖菜其实是不上庙堂的，带有借鉴下层劳苦大众的风味(重庆火锅其实就是来自于20世纪初码头纤夫的食物，他们从事体力劳动，能量消耗很大，可是又吃不起精肉，因此只能吃些不太新鲜的肉类，需要用比较浓烈的作料盖过食材的本味，所以才有了麻辣烫毛血旺红油火锅等菜式)。江湖菜盛行的背景是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以前城市人口的激增，但即便如此，当时平民饮食风尚仍然接近于官府菜，很多饭馆口味不推崇过分刺激。真正使得江湖菜风靡全国，并且口味以辣为主，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变革导致原有的阶级饮食文化结构破碎，才发生了辣味在吃辣区域内的从农村向城市的扩散。
从1978年至今，中国发生了当代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剧增到2016年的56.10%，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饮食文化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急速成长的大型城市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辣味饮食的冲击，移民的年龄结构、消费能力和社交需求，符合辣味菜肴在移民中的盛行。移民创造了辣味菜肴的消费市场，创造了城市辣味饮食文化。辣椒的食用属性也符合这种城市辣味饮食文化：第一，辣椒可以掩盖由现代物流带来的冰冻事物的不良味道和口感，可以最大限度利用食材;辣椒可以刺激唾液分泌，可以促使消费者更快吃下更多的食物，有利于餐馆的盈利;辣味还可以很方便地和其他味道搭配起来，形成独特的香料配方，从而建立企业的调味秘方(海底捞、麻辣英雄等品牌即是如此)。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000字
1944年，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就在这一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主席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把它做为整党文件下发全党。他要求全党同志牢记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廉洁自律，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当年在河南，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纪律严明，就连李自成的亲戚犯法也照样处死。起义军对百姓秋毫无犯。同时作为起义军头领的李自成作风比较民主，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因为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打下了北京城，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是什么使李自成进北京短短几十天就失败了呢，让无数起义军将士的鲜血付诸东流，是起义军将领的迅速腐败。如刘金星、刘宗敏之流，把明朝的专制和腐败都继承下来。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埋下了失败的祸根。李自成刚进北京，面临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争取吴三桂，不让他倒向满清政府。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大将刘宗敏抢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尽管忠臣李岩一再要求放回陈圆圆。可刘宗敏自认为功劳大，根本不听。最后导致吴三桂冲冠一为红颜，投降了满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起义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他们经不起权力的考验，没有吸取明王朝灭亡的教训。千秋大业为何毁于一旦，这对后人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打天下的时候，能够想到群众的利益。曾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可当他们进城，有了权力的时候，就忘记了人民群众。想着当官做老爷。李自成的谋士刘金星，进城后生活极端豪华，有着太平宰相的风度。随着起义接近胜利，他们的个人欲望也在膨胀，这也是大多数农民起义最后失败的原因。他们跳不出历史的周期律。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就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他和毛主席有一场意味深长的谈话。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多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想跳出这周期律。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主席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2002年，胡锦涛同志在考察西柏坡时强调，赶考还在继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开展加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就是要求广大党员要牢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电和海州区合办的廉政教育基地，在干部腐败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不少腐败分子，他们原来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可他们随着职务的升高，权力的增大。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忘记了自己的权利是人民给的。忘记了党的培养，人民的期望。他们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堕落为腐败分子，他们上对不起革命先烈，下使子孙后代蒙羞。悔之晚也。从解放初的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胡长情、成克杰、陈希同等。可以说他们原来对党和人民是有功的。可是他们后来放松自己对于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把个人利益放到人民利益之上。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就是当代的刘宗敏。在成绩面前，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方志敏烈士说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这正是革命者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抗战时期，一位记者访问延安，他惊奇的发现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朱德一个月工资只有五块钱，而国民党一个师长就能拿一千大洋。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为什么得天下的道理。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每个中国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很有必要。成由勤俭败由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到今天已经整整70年了，今天读它，仍感到警钟长鸣。读史使人明智，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蝼蚁之穴可溃千里之堤。我们要从思想上筑牢防腐拒变的堤坝。和腐败现象作坚决地不妥协地斗争。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法宝，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实践群众路线教育，永远保持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和国家走向新的辉煌的保证。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800字
公元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政治风云鬼谲多变，值得回味，值得纪念的年头。这年正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的政权，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也就是在这一天，崇祯皇帝携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在衣襟上写下遗诏，自缢于山亭。这位明朝末代皇帝临终时曾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至，他在遗诏中又是悔恨自己，又是怪罪群臣，凄凄惨惨地写道：“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然而起义军进京后好景不长。4月，明王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入关，李自成亲率20万大军迎敌，因战斗失利，退出北京，败走西安，5月，清兵入京。10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李自成自崇祯2年在金县杀官吏起事，十六七年间历经危难，他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几乎成就了他大顺朝统治的伟业。而进京就短短40天后，他却败走西安，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而牺牲。他功败垂成，大事毁于一旦。
《甲申三百年祭》从史学角度分析叙述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事业的失败，分析了崇祯、李自成这两个悲剧人物。说到崇祯，郭老在文中称“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指责的。崇祯帝可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甚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绝少。’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他初继位也曾经“当机独断”，除去魏忠贤与客氏，但一转眼就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下《罪已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内部腐败不堪，加上旱灾、蝗灾等天灾，自然是加速了百姓造反、明朝灭亡的进程。据史料记载，连年灾害，使得人吃树皮、吃土块石头，到后来人吃人。对这样的灾害，崇祯虽然多次亲率百官祁雨，自己也减膳、撤乐，但就是不听“搜括臣宰助晌”的建议。正如郭老所云：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已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晌，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已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量，而叫皇库出钱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像开玩笑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就这样，崇祯在位十七年后，明朝灭亡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就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说爱民而又不动真的，说整治吏治而又“轻信妄断”，最后成为“孤家寡人”的下场。
等进京这40天里，牛金星大摆起丞相架子，“玉带蓝袍圆领，往来释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一品将军刘宗敏则终日拶挟降官，搜刮赃款，此其一也。其二，几十万大军全屯于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甚之秋毫无犯的军规都被一一置于脑后，忘得一干二净，而对近在肘腋，严阵以待的大敌，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仅派出几千兵士去山海关镇守，可谓麻痹轻敌到了极致。其三，李自成捉到吴襄，命他给儿子吴三桂写投降信，而刘宗敏却对吴襄绑票，抄家，还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这样，终至把尚在踌躇观望的吴三桂逼反了，引发了形势急转直下的变异。
据一些史料记载，李自成自律还是严格的，连明史也称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京时“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还说在京殿是“戴尖顶毡帽，蓝布上马衣”。但义军首领们进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李自成当然不能辞其咎，更加致命的是，他全然没有去管束他的左膀右臂，牛金星、刘宗敏等到辈的胡作非为，天下太平，大功告成的自满情绪大膨胀，竟毫无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这也就无怪乎大堤决溃而无所措了。
李自成的悲剧还在于胜利之后他就听不进逆耳之言了，却偏信负恩卖友牛金星的谗言，杀了能进谏忠言的制将军李岩，重蹈了封建王朝开国之君戮杀功臣的错误。李岩，河南杞县举人，是一个被称为“有文武才”、“好施尚义”的知识分子，崇祯13年他参加义军。李入伙后，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他扶助李自成搞宣传，收民心等方面是多有建树，立了大功。不幸的是，进京后李自成对李岩的进谏就“毫不介意了”。他那曾是“能纳人善言”、“凡事皆众共谋之”的作风也不见了。就在牛金星、刘宗敏等昏昏然陶醉于胜利锣声中之时，李岩曾进谏4件事，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就有严肃军纪和招抚吴三桂父子这两项重要建议。这原来是一服良药和清醒剂，但李自成的态度却是“自成见疏，不甚喜”，即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终至铸成无可挽救的大错。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甲申时至今年，已经360年矣，世事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一部教科书，永远值得借鉴。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做《学习和时局》的演讲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最近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去年，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今年温家宝总理又重提《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了就骄傲、就腐化的错误。老老实实地向历史学习，能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多些智谋，少走些弯路。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至少有以下5点启示。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000字
1944年，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就在这一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主席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把它做为整党文件下发全党。他要求全党同志牢记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廉洁自律，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开大门 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当年在河南，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纪律严明，就连李自成的亲戚犯法也照样处死。起义军对百姓秋毫无犯。同时作为起义军头领的李自成作风比较民主，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因为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打下了北京城，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是什么使李自成进北京短短几十天就失败了呢，让无数起义军将士的鲜血付诸东流，是起义军将领的迅速腐败。如刘金星、刘宗敏之流，把明朝的专制和腐败都继承下来。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埋下了失败的祸根。李自成刚进北京，面临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争取吴三桂，不让他倒向满清政府。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大将刘宗敏抢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尽管忠臣李岩一再要求放回陈圆圆。可刘宗敏自认为功劳大，根本不听。最后导致吴三桂冲冠一为红颜，投降了满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起义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他们经不起权力的考验，没有吸取明王朝灭亡的教训。千秋大业为何毁于一旦，这对后人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打天下的时候，能够想到群众的利益。曾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可当他们进城，有了权力的时候，就忘记了人民群众。想着当官做老爷。李自成的谋士刘金星，进城后生活极端豪华，有着太平宰相的风度。随着起义接近胜利，他们的个人欲望也在膨胀，这也是大多数农民起义最后失败的原因。他们跳不出历史的周期律。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就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他和毛主席有一场意味深长的谈话。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多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想跳出这周期律。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主席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2002年，胡锦涛同志在考察西柏坡时强调，赶考还在继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开展加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就是要求广大党员要牢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电和海州区合办的廉政教育基地，在干部腐败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不少腐败分子，他们原来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可他们随着职务的升高，权力的增大。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忘记了自己的权利是人民给的。忘记了党的培养，人民的期望。他们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堕落为腐败分子，他们上对不起革命先烈，下使子孙后代蒙羞。悔之晚也。从解放初的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胡长情、成克杰、陈希同等。可以说他们原来对党和人民是有功的。可是他们后来放松自己对于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把个人利益放到人民利益之上。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就是当代的刘宗敏。在成绩面前，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方志敏烈士说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这正是革命者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抗战时期，一位记者访问延安，他惊奇的发现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朱德一个月工资只有五块钱，而国民党一个师长就能拿一千大洋。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为什么得天下的道理。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每个中国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很有必要。成由勤俭败由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到今天已经整整70年了，今天读它，仍感到警钟长鸣。读史使人明智，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蝼蚁之穴可溃千里之堤。我们要从思想上筑牢防腐拒变的堤坝。和腐败现象作坚决地不妥协地斗争。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法宝，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实践群众路线教育，永远保持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和国家走向新的辉煌的保证。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300字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
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 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全文大致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弄出亡国之祸。第二部分叙述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其中特别详细考证了知识分子李岩的经历及其重要作用。第三部分说明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听李岩的主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失败。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1000字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360年前的甲申年， 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从胜利到覆没。 1944年，上一个甲申年的3月19日，郭沫若饱含激情和睿智写下的《甲申三百年祭》，对农民革命军在鼎盛时迅速走向失败的历史悲剧作了深刻总结。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把它列为整风文献，要求全党同志认真研读，目的是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2002年冬，党的十六大刚开过，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下基层，就带领书记处全体同志踏雪到西柏坡考察学习，重申了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重在持之以恒的实践，真抓实干。
推进民主建设，跳出历史周期率。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有过关于周期率的著名对话。黄炎培见证了不少团体、地方乃至国家，初时艰难困苦，无事不用心，环境好后便或把精神放下，惰性发作，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李自成队伍进京后的懈怠涣散，是对此最好的注脚。毛泽东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我们党致力于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党的十六大更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措施，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尊重和保护人权，也写入了修改后的宪法。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与时俱进推进民主，政府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这是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保证。
强调两个务必，防止骄奢淫逸、腐化变质。执政意味着手中有权，手中权力用得好，可以为老百姓谋幸福，用不好会沦为谋私工具。李自成进京后，队伍从上到下弥漫着骄傲和享乐的情绪，高层领导严重腐化，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急剧下降，就不足为奇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直坚持两个务必，一方面强调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一方面坚决反对腐败，毫不留情地把腐败分子清除出队伍。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反腐败的力度明显加大。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我们党铁腕反腐大得民心。
竭力让农民增收，冲破黄宗羲定律。历代封建王朝，起初对农民减免一些税赋，减轻其负担;但为了弥补财政收入，又对农民增收其他苛捐杂税，最后其负担不减反增。因无法走出这一怪圈，故被称为定律。我们党历来重视维护农民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多次通过一号文件解决农民在脱贫致富中碰到的困难。十六大后，更从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分割的战略高度，重视9亿农民的减负增收问题。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广开农民致富门路。温家宝总理曾表示，我们有信心冲破黄宗羲定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决策。
民心向背决定事业成败。我们党必须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同命运，从人民的评判中发现不足纠正缺点，从人民的信任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更得民心、顺民意、合民情，我们才能应对未来的各种考试，昂首迎接下一个甲申年的到来。
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篇一：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比较之前读过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只看到官民对立，而看不到韩毓海说的官吏对立，所以他才会说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但他的一些说法和建言，恰恰不会让底层小民富有，反而是助长了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新左派的理解和建言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事件，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韩毓海说，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中国的体制问题是官管不了吏，而不是官民对立。
又读《从历史看时代转移》，许倬云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谈到宋朝的政治，他说：宋朝的文官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另一类是吏。官是读儒家经典长大的，接受一般的通识教育，并没有专业训练；而吏则是无法当官的人，大都由父子相承，这些人有专业的经验却没有了解全盘的运作，并长期霸占在某些特定机构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拒绝改变。因此，就在官没有专业，而吏拒绝改变的情形下，使得这个政府根本无法进行变法。
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说到：倘若说500年来中国体制中没有好东西，中国革命形成的体制是一团漆黑，非要拆了故宫建白宫，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坟而后快，这是不懂自己的历史，这也就是割断自己的历史。
历史学家许倬云纵观东西方历史，也有感概，他说：中国的情形相当特殊。许多问题不能单纯的归咎于文化的特性，毋宁说是历史背景的总和划下历史的特殊轨迹。
【篇二：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五百年来誰著史》是北大新锐学者韩毓海的思想讲义著作，出版以来一方面广受热捧，一方面又备受争议。作者从金融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明清500年兴亡史。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本书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也有人认为，经济是民生之本，货币对经济有作用，但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全部。甚至有人认为，韩教授一会儿用技术性分析取代历史现象的定性分析，一会儿又用简单论断来代替必需的数据分析，用这样的学术工作努力来横扫一个学术领域，就难避无事实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的嫌疑。韩教授在本书绪言里说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也可能谈不上，大概是为了谦虚，却不失为自知之明。
我想，韩毓海是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本书行文有意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可见作者意在让普通民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这个出发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作者的观点也许失之偏颇，但是起码能给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提供一些思考和借鉴的问题。
我对历史研究很少，对金融更是知之甚少，所有的历史与金融学知识，都无非是教科书上给的那一点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地模糊不清。看到本书，首先是眼前一亮，接着就深感其大气磅礴，汪洋恣肆，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佳作。对于别人的评论，或褒或贬，我都不敢妄加议论。我只是从侧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触。
首先，我认为，人是需要学一些历史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宝库，有许多我们需要或者能够用得上的东西深藏其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管你做什么学问，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你从历史中去寻找，从历史中去挖掘，或者用历史来印证，都会得到你需要的东西。当然，历史是一个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到的影像不同。历史还是一个万花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看到的影像也不同。但是，不可否认，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历史才值得人们去研究。
同时，我认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人需要有一些金融或者经济的常识。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也是商业社会，没有一定的经济头脑或者商业头脑，从小处来说，经营不好自己的生活，从大处来说，经营不好自己的事业。对于一个企业负责人来说，懂金融懂经济的意义更大。构建一个企业的经济框架或者从金融的角度来经营一个企业，不懂这些知识是不行的。我是一个文科出身的人，虽然学过一年的工商管理，但是，对于经济学金融学，还是兴趣不大。看来以后得加强自己这方面的修养了。
还有，我认为，做学问，一定要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别人的热潮冷风。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人们听不到你的声音。说一些不同的观点，喊出自己的声音，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过，这种标新立异一定要建立在自己扎实的研究基础上，不能胡言乱语。同时，在现代社会，做学问不能做书斋学问，要和现实联系在一起，才会引起大众的兴趣。象牙塔的学问也是需要的，不过，这种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抗得过清贫的人。你能做到吗？
五百年来谁著史？千万年来谁著史？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对小我或者家国的责任感，而是对世界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了。
【篇三：五百年来谁着史读后感作文】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引领者，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包括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内的十八世纪欧洲主流经济学家都曾认为：中国代表着一条自然、健康的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积累道路，这条道路可以通过分工的扩大、市场的发展、贸易的增加，推动形成一个健康、自然形态的世界经济体系。
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经济却落后于西方国家。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着史》一书使我对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与互动有了初步了解。作者以中国为本位观察和描述了近500年来世界历史的变迁，他没有进行简单的史实堆砌与观点呈列，而是分为漫长的16世纪和漫长的19世纪两个阶段加以解读，紧紧抓住国家能力这一点，从社会组织、财政金融两个层面对中西方500年间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国家能力的形成加以比较、分析、思考。作者认为，近代欧美文明之所以兴盛的核心原因是，军事强权与金融强权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经济霸权以至于文明霸权。
在中华文明中，究竟是做一个大人还是小人，并不是由权势、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性别和族裔来决定，而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迅速成为了一个经济强国，世界大势，浩浩荡荡，无论有多少险阻，人类始终在前进。回眸历史，横看东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的是真正的大国崛起，而非一时表象的大国乍起。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生活幸福，才有底气说崛起，才有底气谈复兴，而当今的中国正在一条健康的道路上，实现着可持续发展，并得到世界的尊重。
【篇四：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有感】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古人的话语向我们透露出读书是改变自身境遇的一条绝佳出路，用现代的话来讲即知识改变命运。
近来，我认真阅读了省委书记袁纯清同志到我省山西上任时推荐给全省各级干部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原本打算从网上搜一下浏览浏览，然而在看了几段之后便感到这是一本需要把它捧在手上详细阅读的书，于是便到书店买来详读。记得以前读过一篇关于读书方法的文章，其中提到了狼莽牛猫四种读书方法，《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这样一本需要我们像猫吃东西一样，一点一点细细的咀嚼、品味其中的奥妙与精彩的书。作者在书中所引用的资料之丰富、看问题的角度之新颖、分析问题之透彻，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认知外延。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然而，为什么到了近代发展慢了下来？为什么列强架几尊大炮便可随意要挟我们？为什么我
们的国家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以前，我们总是归因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封建政府的腐朽无能。久而久之思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问题有了标准答案，我们对近代挨打落后的原因便不再深入研究思考。
然而，一位学者通过大量的史实和近年来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另一个角度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作者通过大量的论证告诉我们，由于中国近代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且在白银储备非常短缺的情况下错误地实行了银本位制，从而使将国家的金融经济命脉为外国资本主义所把持；同时，明清两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文化大一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等仅满足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力控制；国家对散布在基层城乡的亿万小农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和组织能力。因此，在历史的发展中，一直处于领先低位的泱泱大国，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枪炮之下，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
对于新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作者同样从金融货币体系和国家能力这个新颖的角度，再次验证了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亿万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新中国独立自主搞建设，在列强封锁的环境下建立起独立的金融经济体系，才取得了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
重大成就，而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起了重要作用。
五百年来谁著史？近代以来，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是西方列强，而中华民族如今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拼命地屈就西方确立的贸易标准、人权标准、全球化标准。作者在揭露西方依靠资本主义的血腥掠夺与侵略，取得标准的制定权。作者预示：未来能够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华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广博的包容力才是未来一系列全球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
读罢全书，伏案沉思，历史的发展轨迹清晰的在脑海浮现。500年来中国一步步走向衰弱，再一步步艰难地走向着伟大的繁荣复兴，除了制度原因外，作者又为我们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迎面扑来一丝与过去不一样的清新空气，我们不能不为之精神一震。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需要做的事还很多，需要走的路还比较长，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士能够像韩毓海一样多角度的分析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并最终走在时代前列。
【篇五：《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一口气读完韩毓海的新书《五百年来谁著史》，回味无穷，连做梦都被书中的良心所挂，复读了一遍，完全被作者宏大的思维所折服。
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相信会成为历史反思的经典之作。难怪孔庆东在自己的博客里大肆推荐，当年的那帮207的哥们们，是当代中国学者的脊梁。
仅仅说说第一节，在不足全书十分之一分量的文字中，便会带来诸多思考。
谈三点读书启示（仅仅针对第一节）：
其一，严谨的治学观。
做学问者向来都有一种追求，那就是能够发现某种真相。进而，或以震耳欲聋的吼声来表明自己的伟大，或以狂傲不羁的姿态表明我就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然而，发现真理可不能凭运气，而是努力加努力，最为重要的便是要树立严谨的治学观。韩毓海便可称为严谨治学之士，在他的书中便可见一斑。引经据典，追根溯源，从不马马虎虎地人云亦云，凡他人之见，均深入细致地考证一番，实乃严谨治学功力也。
相比之下，平日里俺那些所谓的经典导读、快餐分享之类的读书心得的讲座，实属小儿之小儿科。每每仅凭个人的感受与思考，便敢大肆畅谈，实为枉谈，深究其出处及考证境况的几乎没有，不仅没想到，更没那功力完成也。
汗颜汗颜啊！
其二，宏大的思维穿透力。
记得阅读《文明的冲突》和《世界是平的》两书之时，也曾被作者的视野所牵引，随着作者的思维进入逻辑的思考，文化问题也好，全球化也罢，多感从作者处得到许多良知。
但读了韩毓海的书，才有一种久违的强音，一种不从众的、更加宏大的思维穿透力。
韩毓海对亨廷顿观点的反思与剖析，对弗里德曼观点的由来与透视，真的让人耳目一新，是难得一见的好文。
这种穿透力不仅需要海量的阅读，更需要深邃的思考。读上述两书里，我一直为自己能理解作者之意而感到畅快。但今天读到韩毓海的文字，才深深体会到啥叫反思式阅读。
高山之山也！
其三，对科学发展的创见。
记得曾写过对科学发展观的文字，但那只提出对不科学发展的反思，而未找到理由，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从理解角度看，仍是将科学发展针对解决国内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上。远没有韩毓海所思考到的世界与中国的层面，更不曾想到这科学发展的反思其实一直贯穿于500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从明清开始，直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们曾为之自豪的政策，其实是几百年来中国衰败的根源，一根筋政策的最好反思便是这科学发展。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深藏不露的一种治国智慧。
谈生产力不回避并重视生产关系，尤其是区域关系；改革开放不仅南方还要北方，这不是先后问题，是生死问题；发展也兼有兴起和摧毁的双面效应。这些都是韩毓海老师写给我们的一种智慧财富。
幸哉幸哉呀！
【篇六：读《五百年来谁著史》后感】
最近读韩毓海著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总体感觉这本写的很有气魄。两年前我就关注这本书，那时在网上流传。我也下载观看了一两节，那时只有漫长的16世纪的论述。由于一直在电脑前观看没有感觉。前些日子我的一个好友买了一本《五百年来谁著史》，他看了之后说有一些经济-金融方面知识不太参透，说推荐我看看。拿到这本书我就有一些熟悉，不过新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增加了漫长的19世纪的论述篇幅。听他说，这本书最近很值得阅读，不仅中国的高层在学习，地方政府也组织学习，甚至外国的政府及学者也在研究这本著作。在朋友的这一推荐下，我花了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一口气看完了三分之二。书中有一些观点和历史知识让我耳目一新，也让我打开眼界。毕竟，从小我的生活环境约束，很小接触到那么多的历史文献。一种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心学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我就很讨厌那些老师只知道照本宣读的教育方式。一度让我对历史与语文产生了排斥心理。至从进入大学之后，我才慢慢地改变这种对历史与文学厌恶的情绪。
读《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对我第一感觉就是，这种书虽然不能说具有完全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只要现在各国政治在竞争，就不可能有完全客观性与中立性，历史学作为各国政治的精神支柱及立国合法性的依据，每个国家的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褒扬本国政治优越性，而贬低他国政治嫌疑，只是其是否明显与隐蔽性摆了）。但作者至少摆脱了当今唯西方视角表述世界近现代，这为国家政治的软实力提供了学术支撑。
第二，本书的重点论述了漫长的16世纪近代思想的起源与发现的道路，论述了中国在明王朝时期又盛变衰的历史过程，论述了西方在近代历是如此从一盘散沙走向当今的北约组织的框架结构（当然这需要短暂的20世纪历史作补充），从落后的追赶者到现代引领世界的话语权。而漫长的19世纪最要论述西方国家内部霸权争夺的演变史和亚洲尤其东亚文明的崩溃。
第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经过汉唐宋历史走向辉煌到元明清渐渐衰退的历史见证，为中国的当前及未来提供了意识及思维的营养。更为短暂的新中国历史寻找了历史弊端及未来的出入。
第四，打开一扇新的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近百年来中国前人前仆后继，殚精竭力的努力奋斗认知大门。更对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新认知，改变过去中国闭关自守封建意识认知；对中国国家行政组织能力与基层自治政策的新认知，更对中国未来经济-金融治理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对国民政府的绕外必先安内政策片面认知的批判，国家组织能力衰退是内因与外因恶性循环共同造成的结果。
当然，以上四点对国家未来和作为国家的公民有意义的。然而，作者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作者过于最在宏观视角对国家行政组织能力加以论述，未对国家行政组织能力在基层的如何逐渐失去影响力的微观社会心理学角度加以分析。一个最好的制度也是需要落实到基层、落实每一个公民才算具有国家行政组织能力。而作为国家的最小的细胞，个人对国家这一概念的内心深处的认知，决定了国家这一最高组织的宏观作用。作者仅从历史文献资料尤其的高层决策的官方史料来分析国家行政组织能力似乎缺乏土壤。
第二：对中国的哲学在政治领域内具有运用缺乏系统性的论述，由于中国哲学终极目标是追求融合，因此，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也在一个融合的过程，把国家行政组织能力的下降归结于道学的无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道学的无为哲学是在当时春秋霸权争斗特定时期的产物，无为哲学的真正内涵在哪里？至于后来如何被理解成为在基础组织的无为，这是不是道学之误还很难说。从《道德经》中我们了解所谓无为是指生活方式的无为，而不是以欲望主导人的意识。告诉我们人类在开发自然的同时要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绝不能过度开发，政治上绝不能过度地使用霸权扩展，绝对不是后来的在社会基层上的治理无为。
其实中国的哲学一个陷阱，就在于融合。因为宗教与哲学的融合统一，就形成了强大的文化精神，为中央政府提供了一个文化封建瞒下了伏笔，而又因为高度融合统一的文化。好处就是在最高领域容易形成统一的政策，可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尤其是在基层组织上缺乏了两种力量平衡的组织制约。导致了强大的统一文化在基层上政策执行过程中走向极端，使得基层组织在人民内部产生了极度不对称的视角认识。这种极端的行为必须导致了基层内部的社会心理的突变，对整个高度统一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度融合统一文化为中央政府提供一个法理上的合法性，也为中央政府走向文化封建瞒下了伏笔，也为皇权的家族垄断及权力垄断提供土壤，具体体现在官员的任命与提拔之上。由于高度统一的文化封建扼杀了基层文化的创新，更是让儒释道文化各自停留不前，停留在相互借鉴的基础，结果一个混乱交叉的文化变产生了。这就是中国文化早熟后劲不足，又无法突破不前更不所在。由于文化封建上的强权，导致了基层人才无法通过自主的社会观察来获得新鲜的血液。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背诵四书五经传统，然而通过唯一的改变现状的方式科举考试来改变现状。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国家人才的腐朽与创新不足的缺点。科举文化的盛行，也同样刺激了后来的吏有封建的形成，首先吏被排除在官之内，无法取得国家财政的支持，他们的唯一出路就压榨自己统领的百姓，这一部分人对晋升官场失去了信心，就像意大利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的那样，他们对选择对狮子无法时，就只能选择做狐狸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在基层挖国家的墙角，通过获取财富之路，最后通过支持新的力量来完成国家最高权力更替，这就是中国封建历史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些狡猾的狐狸在基层并不是为了服务于国家，而是在不断地伤害国家的未来。而作为他们的后代（富二、三代），那就是更加不学无术，面对利益与欲望的冲击，打压新型力量和强奸民女就在他们身上时有发生。久而久之，人民对国家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加上获得统治权之后中央高度集权的选择了过河拆桥，对基层百姓的无视以及对外力量的安抚妥协，渐渐地国家失去了财政来源，也失去了在基层的影响力和合法性。
以上是我简短的浅读之后一点读后感，由于历史知识的欠缺及生活阅历的有限。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在此基础，想谈谈我个人对中国国家改革未来的探讨之二。
首先，要充分地认识中国从阴阳哲学先秦哲学的发展轨迹，更要分析先秦各派哲学的真正内涵，而不是简单地融合分析。这些各派哲学的关注具体领域与所阐述观点的现实基础。这些哲学不是简单融合加以运用社会治理的。我们的国家延续至今的是文化治理，可是我们的文化呈现了融合后的混乱，更由于政治上的文化理念缺乏治理上的机制配合，导致了文化理念在国家行政组织能力上的效力与效率的下降。
其次，我们应该跳出文化封建与权力垄断的怪圈，跳出打天下坐天下的历史怪圈。既然天下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是国家的文化意识理念，就应该形成一种政治制度，为国家选取合适的治理人才。科举考试只会让文化走向封建，意识形态走向腐朽，因为传播中的文化文字是一个静态的形式，不能让文化形式来主宰社会，因为这种静态的形式容易让整个社会走向极端。而只有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及行政执行能力才可以看出其人的真正意识。
其三，以孙中山、毛泽东等为代表前人为中国人民的尊严不断地探索，殚精竭虑的奋斗着。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得不说孙中山、毛泽东他们是伟大的。但是，伟大之外。他们就没有让我们遗憾的地方吗？我们当今的很多问题难道不是他们的权威走向一个极端吗？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以蒋介石为政权的暴政，不能说从孙中山革命依靠资产阶级之过吗？而毛泽东的领导新中国，以及之后公社制度，导致中国之后不得不打开国门进行改革开放的工业化道路所带给我们现在的问题，不能说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走向极端之过吗？（当然有现实考虑，当时的温饱问题严重，但是后来打击刘少奇政府就为过了）我们翻越美国初期的历史，华盛顿政府同步走工业化与农业化（两者的领袖分别成为第二、三位美国总统）两条路的政策，以及之后在林肯总统统一两条道路。当前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化都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前者是因为没有掌握技术核心，导致了产品竞争力低、利润低，后者是因为低效工业化道路的土地扩张与人口规模的扩张所带来的矛盾。
有一个现实疑问我必须提醒各位，那就是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中国西方的新疆沙漠地带（过去也是辉煌的文明，是中国最早文明之地），这些覆灭的文明为什么都成为了沙漠地带。这些地方过去辉煌都是一种假象，他们都是一种以欲望带动的文明，而不是科学化的文明。盲目的财富扩张与对外扩张，盲目的资源开发，盲目的土地开发。今天，我们新疆地区的沙漠扩大，黄河流域的缺水以及西南地区的干旱，不能不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城市化扩张及城市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森林破坏，以及农村自治来带来的盲目扩张土地开垦。经济化与财富欲望主导（人战胜自然的盲目自大）的社会发展道路是危险的。看看那些被湮灭的文明现状，他们无不都是城市废墟和沙漠化的丘陵。
农村自治看上去摆脱了国家的负担，其实不然，农村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家族势力主导了农村的利益分配。即便是所谓农村选举，只能为大家族势力盲目开发土地提供了合法性的外衣。由于基层缺乏合理的组织制约，一旦国家政策全力支持农村发展，那么这种家族势力控制的基层容易走向一种发展的极端。
当得我们的发展是主要还是依靠土地资源与农村自治的农业发展。我们的工业化道路在国外市场几乎没有利润，有大量的资源换取微小的利润，这便是工业化道路上的人才与技术支撑。基层的农业化，小规模经营，无法获得外部市场的信息支撑，受制于市场价值剧烈波动的严重影响；过剩的劳动力缺乏了工业化技能，无法支撑工业化道路的合理成长；同时，缺乏农业科技支撑与生态环境知识的小农，不仅影响农业的健康发展，对生态环境来说来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更缺乏国家金融的支撑。
面对此，我们应该在以下方面做出改革，政治上有两点，一政党法应该出台。严格各政党的行为规范。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合作党，或者将来的忠诚反对党等。政党的行为必须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而服务，不得制造有害于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的政党行为，各政党要严格约束各政党党员的行为。不能把所有社会矛盾问题指向对面，要客观地议政；更不能制造党派斗争，尤其是制造基层社会混乱；同时要为政党之间合理制约提供议政平台。二是对宪法的序言修改。理清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理清各政党治理的战略与方针，不能借历史之名否定和压迫合理的政见；理清执政党的执行力效力与反对党之间的参考价值关系。
社会全面治理上有三点，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道路的合理规划，重视金融科技与创新支持，重视质与量的关系，规模与利润的关系。二、农村与农业的现代化，重视农地合理开垦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重视农业现代化中的农村自治组织对利益的合理控制；三民族自治与农村自治的合理制约，重视民族关系及农村家族关系的矛盾制约。
金融与军事上的，这两点是西方社会在近代历史超越亚洲文明的两大法宝，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重视。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不重视就会被别人所控制。不管我们是否需要使用同样的手段来与他们竞争，但我们必要至少要做到独立自主以及强大的反作用力。
【篇七：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有感】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持续千年的领先于世界，是无数外国人心往神驰的伟大国度。然而一个鸦片战争却将这个东方巨人迅速瓦解，从此陷入苦难的深渊。我常常在想，是英国人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战胜了古老的中国吗？是所谓的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重农抑商而导致中华的积贫积弱吗？对历史的种种迷惑，在读完韩毓海所著的《500年来谁著史》后，我有了新的认识。
遥想500多年前，郑和率领着2万多人组成的船队，开始环绕世界的大航海。当中国国力空前强盛、称霸海洋的时代，航海不是探险、不是掠夺，而是一种以德治海的中国式海洋观。明清两朝均以和平的方式，推进着贸易和市场的跨国化，当时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文化上，中国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并以和平的方式开创了一个世界经济的伟大时代。可是，中国主导的世界怎么就走向了瓦解呢？
作者认为，货币金融问题是近500年来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财政铸币权是关乎国家财政和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亡。中国命运的大转折就发生在1567年前后，简单的说，中国是一个包括铜和白银在内的贵金属产量很低的国家，这造成了严重的货币短缺，进而威胁国家经济。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西方殖民者通过驱使奴隶在美洲进行白银开采，逐渐控制了作为货币的白银，这才通过与东方的贸易，积累起大量的资本，从而节约了自身发展所需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并为西方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和金融体制，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换呢？根本原因是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导致的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鸦片战争之后，国家金融体系崩溃与军事失败接踵而至，使中国社会结构从内部持续解体，国家完全无财政之独立，根本没有资本投资于国防和军事自卫建设，以至于在鸦片战争中，区区7000长途奔袭的海盗就把一个帝国一举击溃。
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帝国主义争霸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人反复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理：金融问题永远与战争相联系，金融安全永远与国家安全相联系。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形成了立足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确立了人民币的货币独立性和权威性，调动社会财富，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就建立起完善的国防、工业和交通体系，并开始农田水利建设，从而形成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
我们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我们通过运转有效地国家行政机制，高效的投资于国家和未来的发展，反过来又为社会就业提供门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优秀成分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走向成功、走向复兴的关键。这不是简单地口号，而是历史的结论。
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当然不是无为而治，不是一团和气，更不是妥协退让。和谐是以协调生产与贸易，金融与武力，生态与软实力为互动的体系，是以协调中国的东西南北为互动的战略结构，是以协调世界格局为我有利的天下胸怀。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他也指示着现在，昭示着未来。如果把中国持续千年的领先与今天的重新崛起联系起来考虑，那么我们在19世纪后约100年的落伍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插曲。我们有着如此伟大的先人，继承着如此博大精深的文明，秉承着父辈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能力。青年一代是这个时代的脊梁，我们必须坚定信念，必须有所担当，必须肩负起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让中华民族再次闪耀东方！
【篇八：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引言：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是对历史的追问，历史会无声地昭示着未来。
《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同时，作者还探讨了：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一系列大问题，并藉此重估新中国的体制问题。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作者是韩毓海老师，山东日照人，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曾任纽约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养部特任教授，著有《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天下：江山走笔》等。韩毓海师还曾担任多部电视剧编剧，其中有表现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我亲爱的祖国》等。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副标题叫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借自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中说，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韩毓海的这本书只是在形式上模仿了阿诺斯，而在内容上还是以一个国家中国为中心，具有浓重的中国问题意识，他意在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的历史，最终目的是为了探讨深处大转折时代的当代中国的世界观。
这是一种将中国史与世界史融合的宏大叙事，改变了以往史学著作中国史是中国史、世界史是世界史的状况。作者的兴趣不仅仅在于诠释中国，而在于解析当代中国道路的来路和去向。和通常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不同，本书放弃并批判了通常人们所采用的现代化理论，这种分析理论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暗含着一个逻辑，现代化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模式，发达国家遵循了这种模式就发达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遵循这种模式，后者要想发展必须从制度上效仿前者，改变本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教育系统。韩毓海认为这种分析理论，如今在非洲和拉美遭遇重挫，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解释。整体来看，韩毓海借鉴了世界体系理论，重新解释了近500年来中国的兴衰史，指出在世界殖民史中，中国兴衰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力的强弱，也即社会组织能力的强弱，对基层的组织程度和跟基层的联系紧密程度。
所以，韩毓海的书会选择以1500年作为分界点，而不是其它年份。韩毓海以世界体系的眼光看近代世界史，认为近500年来世界只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欧美资本主义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1/4人口的中华民族在逐渐衰落之后走向伟大复兴。因此，对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回答，答案并非只有西方资本主义，还应该包括中国道路。中国在以自己的教训和经验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道路。
而在解释近代以来，西强东弱的现象时，在韩毓海看来，西方之所以兴起而中国之所以衰落，并非在于西方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好的发育，而是因为西方建立了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以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和国家合一的体制培育了较高的国家能力；而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能力比较孱弱，因此尽管经济上并不落后，但国家能力非常低下。社会组织能力孱弱的表现为，皇权无法直达基层百姓；货币供应委之于国外的货币市场，逐步丧失了财政金融上的自主权；豪民与外贸商人勾结，市场垄断和土地兼并加剧，小生产者和小农流离失所，最终税收无着落，财政崩溃，无以养兵，军队不堪一击。
【篇九：《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韩毓海，一位北大学者，通过《五百年来谁著史》，并引用近年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建立在缜密基础上的论证，揭示了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
倘若仅仅为了告诉我们上述这些，这并不是《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的价值所在。韩毓海把剖析的利刃同样对准了漫长的19世纪，对准了素来被史书描绘成科技发达、民主科学理念立国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剥下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头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十九世纪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被西方史家描绘成科技推动欧洲主导的对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使得武力征服和支配成为19世纪欧洲道德的核心、法律制度的核心。然而，韩毓海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钻研精神，找到了被西方学者掩盖和美化了的真相：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的欧洲，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那种认为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自己也不会相信。而深刻影响了近代生产力发展的蒸汽机车等机器的发明，也绝不是如西方史书所吹嘘的由天资聪颖的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可以说，正是某些西方学者不顾历史事实，自恋式的研究和自说自话式的表述，才形成了把中国愚昧化、妖魔化的历史价值标准，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也对五四救亡前后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流毒不散。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是西方列强把持话语权的世界，他们在人权、民主、贸易、国际法和全球化等方面实行双重标准，大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攻击谩骂，而刻意掩盖和避讳自身的血腥发展史。这样的论调也迷惑了相当一批中国人，以至于他们一提起西方的民主自由就馋涎欲滴。殊不知，《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实质，是为了讨好市民阶级以发行战争公债，从而针对殖民地攫取更大的利益。
一本好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韩毓海通过这本书不仅向我们揭示了诸多的历史真相，而且他以自己的观点和著书的行动，告诉我们，在中华文明中，究竟是作一个大人还是小人，并不是由权势、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性别和族裔来决定的，而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的。与欧洲文明不同，在中国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中，自我从来不是孤立的。因为己的上面有家，家的上面有国，国之上而有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就是超越小我而达致大我的社会进化之道，这就是摒弃自私自利之心的成人之道，以此命令中国人去追求作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对人民有利的人。
【篇十：《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如何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和落后的原因，该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中国国家能力的降低和货币金融受制于人是近代以来落后的主要原因。
鸦片战争英国区区7000人的远征军，在后勤保障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极少的代价，让一个号称天朝上国的清国投降，签订城下之盟，根源值得深思。为什么军队没有战斗力？老百姓不支持政府御辱？军队没有战斗力是因为缺少资金、训练和武器更新。老百姓不支持政府是长期形成的皇权不下县，无为而治的基层自治。这也是中国的千年传统，文化大一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外藩满足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力控制。国家对亿万原子状态的小民，没有组织和控制能力，也就是长期以来所说的一盘散沙。
这一切的根源很多，韩毓海，本书的作者给我们的答案是国家对经济的放任和对货币金融的失控。对照公元1500年以来的西方和中国，走出的是两条路。一条是中国的勤劳革命；另一条是西方的战争投资或战争金融。中国的勤劳革命，由于没有国家能力将生产剩余转化为扩大生产，同时货币金融严重依赖境外白银，造成通货紧缩或价格波动。国家也没有垄断铸币利益，造成财政不足，调控无力，整个社会运转是最低化的成本，没有警察，没有税官。对商品货物纳税很少，与重农抑商大相径庭。
作者从历代统治中发现：皇帝久居深宫，治理国家严重依赖士大夫阶级，亲睐精英阶层，与百姓阶层严重脱离。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的最大弊端，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民众脱节、经济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机构，并通过实践，再次基础之上，建立起现代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转移支付体系。通过从基层起步，建立起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确立起人民币的货币独立性和权威性，改变了1500年以来的中国模式。
考察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原因。一是封建的变异。郡县制下的流官，虽然改变原来六国时代的典型封建，但严重依赖的地方皂吏确是事实上的封建。（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二是儒学退化为道学。精英阶层不再研究具体技术和方法。对国家治理和财政、金融一无所知；三是豪门巨富与新兴外贸商人勾结。土地兼并巨大，而剩余资金又没有很好的投资渠道；四是小农破产，兵源不足；五是金融业委之于外国。若果一个国家把重要的事宜都交给市场解决，那么国家的组织能力将大大削弱。
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走出了一条新的中国之路，就是通过不消灭农民而实现了工业化。改变了中国原来的高度平衡陷阱。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区域不平衡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这一切的改变，既有吸收世界先进成果的作用，又有中国人艰苦卓绝的探索所取得的。
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正面与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碰撞。在不断的碰撞中，首先改变了道学传统，开始研究实学，重视对自然、技术的研究，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开始眼睛向下看。从清朝的崩溃和不断的统一中，直至新中国，彻底解决了封建的问题。国家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大幅度提高，在面对美国这样的强敌时，我们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都经受住了考验。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现在，我们阅读该文，有四点感受。
一、要坚持道路自信。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是在没有野蛮扩张和野蛮剥削的基础上，通过积累，不断发展来得。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有效的将积累运用好。中国道路从1500年以来，就是一条和平之路。中国通过内延发展，发挥人力资源优势，通过和谐共生，解决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
二、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中国还是一个有着60%农民的国家。农民为了中国的发展，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要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不能在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小圈子里解决。要放眼世界，通过大力发展城市，做强城市，在有工业化支撑的城市里吸纳和转化农民。让农民擅长农业的，仍然从事农业。不擅长农业或能够成功转业的，从事非农产业。
三、政府要在市场不能解决的时候站出来。明清的衰落，重要的地方是政府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也委托给市场了。如军粮、漕运等委托商人办理，后来又通过开中法将粮食的解决通过市场、货币解决。一旦出现重大变故，单一地区粮食不能自给，而转运不畅，造成社会动荡。在粮食、住房等关系到老白姓生活的重要方面。政府应该进行组织和管理。
四、西方话语权的辩证认识。韩毓海通过大量史实论证了西方国家的发家史是一个血淋淋的历史。战争投资带动机器革命。西方的人权、民主、贸易和国际法充斥着双重标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实质是为了，讨好市民阶级以发行战争公债，官商结合，对外大肆剥削殖民地，对内剥削民众。
从公元1500年到现在，主导世界的是西方列强，是标准的制定者。在未来，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中华文化，因为其管波的包容力和和谐的大同理想，必将能够主导未来的世界价值标准。中国固有的天人合一、家国一体、天下为公的精神传统，将最终会给世界创造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新局面。
【篇十一：《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历史上一直非常遥遥领先的中国，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为什么从1840年开始，却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以前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除了扼腕痛惜之外，被告知的原因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封建政府的腐朽无能。
而今，韩毓海，一位北大学者，却通过大量的史实，并引用近年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建立在缜密基础上的论证，揭示了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洋洋洒洒29万字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通过大量的论证告诉我们，由于中国明清两朝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且在银储备非常短缺的情况下鬼使神差地确立了银本位制，从而将国家的金融经济命脉拱手交给了外国资本主义；同时由于明清两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文化大一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外藩满足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力控制；国家对散布在基层城乡的亿万小农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和组织能力。所以，这个表面上繁荣的庞大帝国，经不起1840年的轻轻一击，从此开始了分崩离析的命运。
倘若仅仅为了告诉我们上述这些，这并不是《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的价值所在。韩毓海把剖析的利刃同样对准了漫长的19世纪，对准了素来被史书描绘成科技发达、民主科学理念立国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剥下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头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作者告诉我们，1648年，当清王朝入主中原，奠定了2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帝国的时候，欧洲才通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200多个小国混战不休的局面。而欧洲3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正是建立在200多个小国混战的结果之上，通过不断地向民间金融资本借债，然后发动战争进行还债的循环史。绝非马科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美化的那样，说什么地球上存在着对立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道义核心的西方文明远比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文明先进得多。
十九世纪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被西方史家描绘成科技推动欧洲主导的对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使得武力征服和支配成为19世纪欧洲道德的核心、法律制度的核心。然而，韩毓海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钻研精神，找到了被西方学者掩盖和美化了的真相：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的欧洲，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那种认为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自己也不会相信。而深刻影响了近代生产力发展的蒸汽机车等机器的发明，也绝不是如西方史书所吹嘘的由天资聪颖的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可以说，正是某些西方学者不顾历史事实，自恋式的研究和自说自话式的表述，才形成了把中国愚昧化、妖魔化的历史价值标准，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也对五四救亡前后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流毒不散。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是西方列强把持话语权的世界，他们在人权、民主、贸易、国际法和全球化等方面实行双重标准，大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攻击谩骂，而刻意掩盖和避讳自身的血腥发展史。这样的论调也迷惑了相当一批中国人，以至于他们一提起西方的民主自由就馋涎欲滴。殊不知，《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实质，是为了讨好市民阶级以发行战争公债，从而针对殖民地攫取更大的利益。
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韩毓海在充分发掘史实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从金融货币体系和国家能力这个新颖的角度，再次验证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中国亿万农民发动起来，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努力，和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精英的配合，在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一股非常不好的思潮：有些人一看到毛～泽～东这三个字就大倒胃口，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被蓄意描绘成一片漆黑、一无可取之处。然而，韩毓海却以无懈可击的论证，再次揭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搞建设，在八面封锁的恶劣环境下，建立起独立的金融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种历史必然性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无可抹煞的基础作用。
上面所提到的那种非常不好的思潮，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有些人一看到为新～中国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作者和著作，就破口大骂，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恨不得这个被他们认为一无是处的又黑暗又落后的中国被美欧彻底征服才算解恨。而我们一些富有正义感和爱～国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尽管对这种观点和这种汉奸走狗深恶痛绝，但是却因为掌握资料的有限和史学思维的不足，而只能基于义愤与之接口对骂，从而被贬损为愤青。做一名爱国愤青固然光荣，但是，韩毓海却不是这样的愤青，前面我已经说过，他的辩驳是完全建立在掌握史料之丰富、论证之严密、推理之精当的基础上的，与愤青言论的浅薄无知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为真理之光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
这本书的书名起得非常有深意。五百年来谁著史？从公元1500年到现在，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恰恰是西方列强，而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的中华民族，如今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拼命地屈就西方确立的贸易标准、人权标准、全球化标准。而西方为什么能够取得标准的制定权？依靠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血腥掠夺与侵略。作者在无情揭露这一事实的同时，以优美的文笔赞美中华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广博的包容力。作者隐晦地预示：未来能够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
一本好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最初我是从孔和尚的博客上看到他推荐的。由于一直以来对愤青的正气有余而深度不足的印象，所以一开始我对这本书并未能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是抱着在网上浏览几页的态度。然而，几页过后，我便立即通过网上书城下了订单。就因为通过浏览那几页，我感到这不是一本泛泛浏览的书，它是值得我无论是端坐在书桌前，还是倚在床头灯下，都精心阅读、思考、甚至必须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做笔记的好书。这本书所引用的国内外学界的资料成果之丰富，极大地拓展了我这个知识贫乏的读者的认知外延。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对于书中引述的其它著作和观点，不惜放慢阅读速度也要在网上搜索而获其概貌。所以，韩先生的这本书读下来，就阅读量而言，并非仅仅这一本书而已。
韩毓海通过这本书不仅向我们揭示了诸多的历史真相，而且他以自己的观点和著书的行动，告诉我们，在中华文明中，究竟是作一个大人还是小人，并不是由权势、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性别和族裔来决定的，而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的。与欧洲文明不同，在中国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中，自我从来不是孤立的。因为己的上面有家，家的上面有国，国之上而有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就是超越小我而达致大我的社会进化之道，这就是摒弃自私自利之心的成人之道，以此命令中国人去追求作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对人民有利的人。
【篇十二：《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也许同韩博士以前研究文学有关，虽是一本讲历史的书，但文字和叙述并不枯燥；也许同韩教授还从事教学有关，虽然也引经据典，但学究的书斋气也不很重。孔庆东教授把韩毓海的这本书与摩罗的《中国站起来》放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我在摩罗《中国站起来》一书的封底有一段话，其中写道：中国5000年历史应该重新书写，摩罗先生的《中国站起来》走出了第一步。事实上，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的确也是重新书写中国历史这一努力的成果。从时间上说，摩罗的书出版早一点，韩的书晚一点，算是我没说错。
重新书写历史，并不是说又发现多少新的史料，也不是说以前的历史都是故意搞错，从而被隐瞒了真相。历史的事实，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实际上都一直存在，我们今天并没有比过去的人们掌握更多的历史素材。重新书写历史的关键是我们的立场，是我们看待历史的角度，是我们评价历史的基础理论思想体系和价值倾向。之所以把摩罗的书和韩毓海的书放在一起，是因为摩罗告诉人们，一百年来，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不改变，对历史、对现实的结论就容易错误，历史对我们的影响就很难发挥积极的意义。而韩毓海的书，不是像摩罗先生一样力图纠正这种偏差，而是已经抛弃了以前形成的定见，索性自己找了一个新角度，重新解读已经发生的历史，从而得出与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并不完全一样的结论。
书的副标题是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先说说副标题里的1500年以来。这个1500年不是指由今天倒推1500年，而是指西元1500年，换句话说，这个1500年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元1500年以后西方崛起的500年历史，大致就是哥伦布航海以后到今天的历史。与自然界相比，人类的历史是很短暂的，当我们说恐龙称霸地球后是人类主宰世界，人类百万年的历史就这样用一个词概括了。与个体生命相比，人类的历史又是很漫长的。恐龙时代四个字包含了大约一亿年，其中又分成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等等历史分期。人类历史也一样，为了方便了解历史，人们也把漫长的人类历史分为各种阶段。例如，中国历史以朝代来做分期，这是一种相对客观的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来分期的方式。还有把人类历史分为现代、近代、中世纪、古代、远古等，这种方式包含了对于每个分期概念的人为解释，例如，现代与近代究竟是时间上的差别还是本质上的差别？显然，每一种历史分期都有不同的理论依据。用西元1500年来划分历史，也是一个历史分期的方法。这个历史分期法首先由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它的依据很简单：西元1500年前，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们大致都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各自生活发展，即便有来往，来往的程度也很有限；西元1500后，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地球上各个地方的人们来往和联系日益频繁，地球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终于形成。因此，不管韩毓海这本书是否借鉴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历史分期观念，至少在历史时间表上，是与之一致的。
我在以前探讨郑和下西洋的文章里，提到过以西元1500年来划分历史，在它之前，是最伟大的郑和航海，它彷佛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它之后，是以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等一批西方航海家的探险历史，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要说以西元1500年来划分历史的方法？因为，这个历史分期法很简单，人类历史只是在这里一分为二，它与其他的历史分期不同，因而也会得出与其他历史分期不同的结论。例如，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历史分期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也称为历史进步论，这种分期的主观性比现代、近代的分期法更强。韩毓海的书分为上篇和下篇，分别讲述明朝和清朝的兴亡。由此我们要讲到副标题中的中国与世界。
按照历史进步论，明朝属于封建社会，与之对应的欧洲属于资本主义早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群各有归类，清朝也类似。在历史进步论的预定理论框架下，明朝与欧洲的关系，已经不言而喻地摆明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位置。但是，韩毓海的书没有按照历史进步论的既定观念将历史事先归类，而是用西元1500年前后隔绝的世界与整体的世界这样的分期法来看待明朝与欧洲与世界，因此，韩毓海较大限度地摆脱了历史进步论业已形成的固有观念。由此，我们在他的书中发现，明朝与欧洲相比，并不是像历史进步论描述的那样，一个是落后的封建社会，一个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反而，在一种平等和系统的状态下，我们看到了明朝的文明与先进，欧洲的落后与野蛮；但同样也在平等比较之中，看到了两者日后发展命运不同的原因。而这种原因的探究和发掘，在历史进步论中是很难客观完成的。比方说，用历史进步论解读清朝灭亡很简单因为清朝是封建社会，比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落后，所以它必定灭亡。这种解读等于是用历史进步论的结论代替了真正的原因探究，它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清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我所说的重新书写历史。五四以后的100年来，中国的学术思想已经深受西方学术理论的影响，把西方一些并不成熟的学术理论当作我们的金科玉律。对于历史来说，我们抛弃了司马迁、司马光等先辈形成的中国历史学术传统，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历史学术思想。事实上，斯塔夫里阿诺斯以西元1500年简单分期的观点也算是西方学术观念，但是，这个分期法有明显的好处：一是它与中国历史上以历史事件的自然发生时间来分期很接近，只不过从中国扩展到了世界；二是它抛弃了欧洲中心论。历史进步论之所以能够把历史分为一个个台阶，实际上它是对欧洲历史的总结归纳，并不适合欧洲之外的其他社会。然而，由于欧洲的武力强大，欧洲文化伴随着武力输出，使得欧洲的一切标准成为了全世界的标准，由此形成了欧洲中心论。其中，历史进步论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个重要体现，它用从欧洲历史得出的结论，强行套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历史头上，就好比用非洲羚羊的生存规律来解释澳大利亚袋鼠的生活形态，往往只能导致错误百出的结论。
因此，摆脱欧洲中心论，是本书最值得称赞的一点。据我所见，在中国国内以最大的努力摆脱欧洲中心论来讲述中国历史的，并不多见，或者说很少见。除了某些很少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老学究，在同龄人中，韩毓海的新书到目前为止无疑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一本。韩毓海比老学究的长处在于，他并没有拘于中国自身，而是以世界的眼光，在一个整体中，重新看待被歪曲了100年的中国历史。与之相比，更多讲述历史的中国人，首先应该做摩罗的学生，学习如何才能摆脱欧洲中心论，学习如何摆脱自己的思想被西方思想控制，才有可能达到韩毓海的境界。如果说摩罗提供了一种正常思想方法的途径，那么，韩毓海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先走了一步。然而，历史浩瀚，摆脱欧洲中心论重写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无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毓海也只走出了一小步，但它是令人欣喜的一小步。
该书的编辑向我介绍这本书时说，韩毓海的新书是同我的一些观点的挑战、叫板，其实这位责任编辑说的不太对。在抛弃欧洲中心论的大方向上，韩毓海与我是一致的。在抛弃欧洲中心论重写历史的努力中，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才是重要的。因为，抛弃欧洲中心论等于抛弃了一百年来一大批既定的观念和结论，要重新审视历史、得出结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说抛弃了欧洲中心论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正确。因此，韩毓海的书对于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鞭策。
五百年来谁着史读后感
五百年来谁着史读后感（一）
书是从学校门口盗版书滩上买的，5元一本。之所以买它，是买了3本其它的书，20元钱，滩主不想找钱了，也可以说是销售策略吧，让我再选一本，感到这书还比较整洁就顺手拿走了。我不愿看当前国内的所谓文学或思想作品，我觉得这个时代中国根本就没有大师或大家，只有一些文字2020的贩夫罢了，他们除了炒作、骗钱什么也不是。特别是在天涯上看关于韩寒的争论，更加重了自己的心理。不是说韩一定是假的，而是那些不解决问题的争论，让我感到生活在一个无耻的世界里，当大家怀疑你的能力或都实力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现场表演更有说服力的吗？看看现在书滩上真正热卖的都是什么书，是古籍、对古籍的注释、对古籍的白话、经典西方文学等等，反正当前的书大多不过娱乐读物罢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当前的中国是一个骗子横行的国度，从来没有真正思想家，读他们的书就是在自杀。当然，我买盗版的书，本身也算一种偷骗行径吧，但如果不是盗版，才不愿意去收这些垃圾呢。
书买了总得翻翻吧，自序里第一句话就没看懂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尊敬的读者说明一下增订版所作的修改：篇日本身未作丝毫的更动，但每节几乎都增加了新的资料，目的是使增订版的观点更加鲜明丰富。网上一查篇日实为篇目，真想骂娘，盗版业发展了这么多年，技术水平还是这么差。再往下看，虽然盗的错白字2020连篇，但内容还能看懂，原来是想从金融角度说明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史上落
后了，更想骂娘了：作者又是一个拿时下热点，通过抄、拼、凑，骗大家钱的货了。当我再往下看时，竟然被吸引进去了，从下午，到夜里两点钟，一气把书通读了一遍。通过眼药水润了一下酸痛的眼睛，才睡得下了。
我之所以能被该书所吸引，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而之所以觉得有道理，是因为看过《明朝的那些事儿》，有一点关于明朝的了解，我觉得正是《明朝的那些事儿》使我重新认识了那段历史，而不是教科上干巴巴的讲述。这本书中有三点引起了我的共鸣，一个是关于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观点，一个是国家组织能力的观点，后一个是中国主导的世界的观点。让我最深有体会的是第一个观点，当然也许只是他引用的别人的观点。现在最时髦的词就是选票，我不知道是真正的热情，还是有意的欺骗，反正结果成了很多人标价的资本。我不知道选票理论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我一直觉得它解决不了腐败、渎职等社会问题。我家是农村的，我在那里看到那些地方选出来的全是地痞流氓时，心都凉了，我这才体味大学里上党课时老师讲的一句话现在农村党组织实际上是处于瘫痪状态。再看看那些选出来的人那么无耻公开地贪污公共财产、截留上级支助。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后来在思考中，得出了自己的观点现在压迫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现在想想自己当时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其实就是书中所说的吏罢了。有了切身的体验，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是通过选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话，最大的可能是劳动人民不但什么也得不到，反而受害更深。
对于其它的两个观点，也有类似的心理感觉罢了。
对于那些买弄文字2020的人来讲，我可能因上述感受被批成一个白痴。我只能说：我不是一个做文史的人，仅仅是普通的社会成员，有权力谈谈自己的感受罢，就连明朝的历史知识也源于普识性的《明朝的那些事儿》，议论当然高不到那儿去。为了提高自己对该书的认识，网上搜索了一下别人的评论，都是一句两句的个人感受，搜到一篇《五百年来谁着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专家着史还是政工说教？，认认真真看了一遍，总体感觉，该文的作者是在装！特别该文的作者嫌人家以论带史观点先行，最讨厌这种装的人，在文史方面什么都装作很中立、很客观，絮絮叨叨一大堆，让别人看不他的目的，最好让别人不知所云，欺骗似地诱导别人。我觉得在文史方面，作者就要明确自己的观点、目的，让我们外行一看就明白，而不是故作高深，毕竟五百年来谁着史这种书就是表达个人认识的书。观点是对是错，读者自有体验，其实读的目的是为了开拓思路，对的或者有利的就接受了，错的或者反对的就扔掉了，也就是说大家看书的目的是为了组织自己的生活，多是拿来主义罢了。至于批评书的作者学识浅薄沙滩上面建高楼，我就要说该文的作者在装的后面要加个B了，你可以提出反驳观点，但不要贬低别人，比方说你提供了几个书中的史料引用有问题，不是很好吗，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思考问题，但你也没说出书中引用的史料就一定是错的啊，再说你也谈谈自己的观点啊，当然该作者是反对观点先行。我觉得静心讨论的才是好的，不要给人戴帽子。不管怎么说《五百年来谁着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专家着史还是政工说教？还是值得好好看的一篇文章，作者能写那么多文字2020，肯定思考了不少的，里面提供了一些反驳书中观点的史料，对于更深入地思考该书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最后谈谈所谓的严密的问题，在网上看到了韩毓海在充分发掘史实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又没有逻辑严密的观点、论证，和建立在大量史料上的实证分析和研究，看来严密真是个很高深的东西了。一本书读下来，感觉在表达上没什么有问题的地方，就是觉得有点重复、啰嗦。真希望有人在这方面发表一点具体的看法，好共同提高写作的能力。
还有书中对马克思理论和毛主席的的评价问题，他们太高大，太复杂，不是我能理解得了的，不反对，也不赞同，但觉得比那些一味喊口号拥护或者晃悠民主的牌子反对的人要强多了。
最后再说一句，虽然同意作者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其新的视角，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但还是觉得，作者的目的是利用热点问骗大家的钱，否则，为什么金融危机前没写这样的书呢？也许书中没有什么新观点，只是把别人研究的成果，正好利用金融危机把别人的成果拿过来挣点钱。不管怎么说让我有了一些新了认识还是好的，何况只花了5元钱呢，感谢盗版，只是希望盗版技术再提高一点。
五百年来谁着史读后感（二）
近日，我有幸阅读了韩毓海教授新着《五百年来谁着史》，大有耳目一新之感。《五百年来谁着史》立足世界审视明清历史，探讨其兴衰成败，既采取中西对比，又用纵向的历史说理。他说：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
历史上一直非常遥遥领先的中国，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为什么从1840年开始，却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以前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老师们都告诉我们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封建政府的腐朽无能。
倘若仅仅为了告诉我们上述这些，这并不是《五百年来谁着史》这本书的价值所在。韩毓海把剖析的利刃同样对准了漫长的19世纪，对准了素来被史书描绘成科技发达、民主科学理念立国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剥下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头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作者告诉我们，1648年，当清王朝入主中原，奠定了2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帝国的时候，欧洲才通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200多个小国混战不休的局面。而欧洲3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正是建立在200多个小国混战的结果之上，通过不断地向民间金融资本借债，然后发动战争进行还债的循环史。绝非马科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美化的那样，说什么地球上存在着对立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道义核心的西方文明远比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文明先进得多。
韩毓海通过这本书不仅向我们揭示了诸多的历史真相，而且他以自己的观点和着书的行动，告诉我们，在中华文明中，究竟是作一个大人还是小人，并不是由权势、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性别和族裔来决定的，而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的。与欧洲文明不同，在中国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中，自我从来不是孤立的。因为己的上面有家，家的上面有国，国之上而有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就是超越小我而达致大我的社会进化之道，这就是摒弃自私自利之心的成人之道，以此命令中国人去追求作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对人民有利的人。
五百年来谁着史读后感（三）
《五百年来谁着史》是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着作。作者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同时，作者还探讨了：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一系列大问题，并藉此重估新中国的体制问题。
《五百年来谁着史》的作者是韩毓海老师，山东日照人，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曾任纽约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养部特任教授，着有《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天下：江山走笔》等。韩毓海师还曾担任多部电视剧编剧，其中有表现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我亲爱的祖国》等。
《五百年来谁着史》的副标题叫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借自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中说，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韩毓海的这本书只是在形式上模仿了阿诺斯，而在内容上还是以一个国家中国为中心，具有浓重的中国问题意识，他意在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的历史，最终目的是为了探讨深处大转折时代的当代中国的世界观。
这是一种将中国史与世界史融合的宏大叙事，改变了以往史学着作中国史是中国史、世界史是世界史的状况。作者的兴趣不仅仅在于诠释中国，而在于解析当代中国道路的来路和去向。和通常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不同，本书放弃并批判了通常人们所采用的现代化理论，这种分析理论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暗含着一个逻辑，现代化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模式，发达国家遵循了这种模式就发达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遵循这种模式，后者要想发展必须从制度上效仿前者，改变本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教育系统。韩毓海认为这种分析理论，如今在非洲和拉美遭遇重挫，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解释。整体来看，韩毓海借鉴了世界体系理论，重新解释了近500年来中国的兴衰史，指出在世界殖民史中，中国兴衰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力的强弱，也即社会组织能力的强弱，对基层的组织程度和跟基层的联系紧密程度。
所以，韩毓海的书会选择以1500年作为分界点，而不是其它年份。韩毓海以世界体系的眼光看近代世界史，认为近500年来世界只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欧美资本主义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1/4人口的中华民族在逐渐衰落之后走向伟大复兴。因此，对五百年来谁着史的回答，答案并非只有西方资本主义，还应该包括中国道路。中国在以自己的教训和经验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道路。
而在解释近代以来，西强东弱的现象时，在韩毓海看来，西方之所以兴起而中国之所以衰落，并非在于西方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好的发育，而是因为西方建立了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以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和国家合一的体制培育了较高的国家能力；而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能力比较孱弱，因此尽管经济上并不落后，但国家能力非常低下。社会组织能力孱弱的表现为，皇权无法直达基层百姓；货币供应委之于国外的货币市场，逐步丧失了财政金融上的自主权；豪民与外贸商人勾结，市场垄断和土地兼并加剧，小生产者和小农流离失所，最终税收无着落，财政崩溃，无以养兵，军队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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