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读后感2000字

《中国书法史》读后感2000字。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中蕴含着许多人类的智慧及思想，尤其是那些中外经典名著。每次阅读完中外经典名著后，都会体会到书中人物那终身百折不挠的精神。那么在读完一篇文章后，需要好好地就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在你看完那些中外经典名著后有没有收获一些人生哲理？有请驻留一会，阅读小编为你整理的《中国书法史》读后感2000字，或许你能从中找到需要的内容。

前言:

书法艺术同京剧、武术、诗歌一样，都是中国的国粹。从远古时代的甲骨文，再到成型于东汉、魏、晋时期的各个书法艺术形式，可见书法的形成与发展亦有其自己的历史轨迹。随时代变迁，虽然现代人很难再在书法领域中见识到完整的书法典藏，但是每当我们信步于古老园林，或是厅堂楼阁，依旧可以看到呈现于牌匾上的古文字迹或是悬挂于高堂上的喜庆对联。细品书法，它给予每个观赏者的不仅限于外现的字形，而更多的是内在意境。正如书中所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1、古代书法的发展轨迹

自觉没有多少本领可以驾驭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只是简单的做自我品评罢了。书法起于甲骨文，观甲骨文，虽无汉字那般规整、统一，却透露出了几分活泼与灵动，这大概该归功于它是一种象形文字。历史上同时期的象形文字还有古埃及的象形文与玛雅象形文，但都最终以文明的消失而未现于世，唯有中国的甲骨文留存并至今。而象形文的发现也同样具有神奇色彩，若不是清代王懿荣因病求医，后得药方取药，遂得甲骨，也许至今我们也没有这般荣幸看到它的面貌，也就无法研究后来的金文的渊源。

金文的出现，依托于青铜器的铸造，字形同甲骨文相像，但比甲骨文要规整，排列也有序。后至战国时期，为方便书写，对篆书做出了笔画上的简化，称为大篆。秦始皇统一六国，随即统一文字，一改昔日的写意字体，而增强了文字的符号价值。

隶书的形成是在满足其功用价值的基础上更多的倾向于它的审美性，如蚕头雁尾的字形。楷书笔画规范，法度较严，书写速度较慢，其形象最易识别，多用于正式场合。行书是从楷书的快速书写而形成，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书体，其法度较楷体宽松。草书书写最快，有些笔画、部分甚至被简化掉了,难以辨认。

2、古代书法的意境组成

书法不单单是外部字形的显示，加之作者也很少言及自己的作品，所以给欣赏者留有很大的遐想空间。每一幅作品想要表达的意境并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每个欣赏者根据自己的鉴赏力、思想、情感、文化底蕴对作品进行自我品评，进而由此探知作者内心想要表达的真实情境与意境，这也许是作者最想看到的，而不仅仅是走马观花式的一扫而过。书法的意境可由它的节奏跟韵味表现出来，而书法对节奏的把握又依赖于书写时作者对笔力的控制。有人说书法是没有声音的舞蹈，书法也有舞蹈的那种动态美，或刚健或柔美。这些均依靠对笔力运行轨迹与速度轻重急缓的把握。笔力中还包含几对矛盾：行与留，提与按以及平正与参差等。行与留在于笔的运行上，在毛笔行进过程中，要时刻掌握力度，使毛笔能在恰当的时候、地方停下，或是将速度放慢。平正要求字体看上去要大小合适、均匀、规整，但不可一味要求规整，而使字体缺乏灵动。书法的意境自始而后至终都要归为统一，整体。欣赏者最初看到和把握的角度是整体而不是顿足于单纯的一个字，这就要依靠字与字之间的联络，正如书中所说书法中的联络有三种形式：一是血脉相连（形体与气势上联络成为整体，一气贯注），二是虚实相生（有笔画为实处，字字之间行行之间为虚处，一虚一实成为有机整体，其一虚一实是在点画落在纸上的瞬间一次性完成，笔墨一到，实处即成，虚处也由此而出），三是错落有致（以缤纷交错求其奇趣，于森严法度中求变化）。这仿佛是人体的组织结构，人之所以能成为整体，需要的不仅是外在皮肉及其包裹的骨骼，更需灌之以血液、经络，将这些外在的表现加以连贯，才能成为富有灵性的生命体，而书法则是富有生命的艺术。中国的书法不是一蹴而就的物象，而是富有生命的艺术品，虽没有舞蹈那般色彩斑斓，但却同样能透过线条运行发现它美的东西，这种美并不像古代玉器那样耀眼夺目，而是隐讳的。透过一种艺术我们可以了解到与之相对应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了解到作者所发生的故事和他创作时的心境等等。我想这是作者所希望后人能体味到的。

书法理论知识掌握的深度如何，是区分一个专业书法家和业余爱好者的主要标志，也是系统化的高等院校书法教育的基本立足点。一个作家所具有的理论取向，在创作上，像现代那样敏感地反映出来，过去是不多见的。现代的艺术文化艺术环境，在很多的情况下，理论的取向直接决定了创作观念及其在创作实践上的成功与否。因而，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家，需要先明白自己的创作观念。

古典书法理论是传统书法的灵魂，同时又是它的存在方式。古典书法理论浓缩了古代中国的学问、文化和艺术思想，包含了各时代的审美观及其变化规律。无论传统派，还是现代派书法家都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不可忽视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性和逻辑性。

审视两千多年来的书法理论发展史，各时代的书论一边不断地综合归纳当代书法发展的内容，一边先导下时代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认真研究古典书法理论，且发掘期中的精华，不仅是为了当代书法了健康发展，而且对有系统的书法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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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史》读书笔记2000字

深阅读与历史叙事的艺术——《战后欧洲史》读书笔记2000字范文：

笔者在本科时代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翘课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原因是内心的浮躁和年轻人永不止息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喜欢探索未知，喜欢获取新体验——当然不是见鬼十法和碟仙笔仙之类的作死式探索，而是集中表现在爱好读杂书，尤其是专业以外的书上。有一段时间甚至对诺查.丹马斯和尼克.勒梅炼金术云云大感兴趣，竟然还做了很详细的笔记，真是诧异当年自己的认真劲儿。然而，到了研究生阶段，读书的范围反而比当年陡然狭窄了许多——专业对一个人的塑造或者限制是全方位的，这也让人既喜且忧。喜的是进入角色比较顺利，也比较彻底，适应了专业要求；忧的是，过于集中关注某一领域也就同时意味着错过了许多其他领域的信息获取和知识更新，造成对一些问题认识上的停滞乃至过时，这的确是不好的。为“纠偏矫正”，丰富阅读题材和平衡知识结构计，笔者有意补充一点“粗粮”，换换脑子，读一些“非专业”的书，于是便盯上了这本《战后欧洲史》。

该书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笔者乃至许多像笔者一样，受过国内中学历史教科书教育的人对战后欧洲历史的某些空白。众所周知，国内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世界现代史的叙事以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之始，围绕两次世界大战和大战之间的世界，分成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来分别讲述人类的两种历史，它们是“大危机与罗斯福新政”、“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二战后，随着冷战的爆发，两个世界的叙事方式彻底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历史也分道扬镳，分别叙述，褒贬明确，如苏联历次改革、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西欧滞涨等。但是，在这些纪事本末体的主题之间，难道就没有其他事件发生吗？换句话说，导致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发展和产生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呢？显然，看似精确概括了重大史实的“历史主题”难免挂一漏万，缺乏必要的逻辑和细节，它的潜在导向是只要人相信，而不需要人思考，乃至理解。

本书恰恰在许多历史逻辑和细节上详于论述，娓娓道来，使人身临其境，并发人深思。由于知识结构之不同，一些西方人熟悉的事实却恰恰是东方读者所陌生的，本书的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交代往往发挥了“译者注”一般的功效，弥补了许多笔者此前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缺失，刷新了一些刻板认识并促使笔者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认识和观念。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作者的许多经典论述和见解也对我们这些非欧洲文化知识背景的东方人理解那段特殊的岁月助力不少。譬如在谈到意大利长期处于欧洲现代文化边缘的原因时，作者推测“也许部分原因和它自身历史上的离心状态和所属位置有关：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米兰和都灵，各个城市都自成一个小世界，拥有自己的大学、报纸、学术圈和知识界。罗马是权威之地，是恩惠的源泉和权力的中心，但它一直没能控制过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p184）

深阅读的确有电子产品主导的碎片化的“浅阅读”和快餐阅读所难以企及的好处——它更能激发人的思考能力和问题意识，精确信息的吸收过程更加集中，所获知识的“充电”效果更佳，思维影响的“续航时间”更久，同时也是基础学科，如历史学的研究者所必不可少，绕不过去的主流阅读方式。试想，一本专著从酝酿、创作到出版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有的甚至要超过作者的初衷，比如这本《战后欧洲史》。其写作念头最初的萌发是在1989年，中文本译作出版于2010年，而笔者读到它并打算写一点东西时已是2018年！古人言：书非借不能读也。但笔者却以为，历史类著作往往是书非久不能读也。未经一段时间洗礼筛选的著作不经检验，难以彰显其价值和生命力。舍此，无以花最少的时间、精力，获得人类最丰富、高级的思维成果。

前文已悉，本书最初的缘起是在1989年——“一场政治地震动摇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冻结的地缘政治结构”（p1）。随着冷战的“铁幕”徐徐落下，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是生活还将继续，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冷战把原本不大的欧洲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个福利社会、资本主义繁荣和享受核保护伞庇护的欧洲，另一个则是“荒凉穷困和秘密警察”，充满迷茫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阴森晦暗的欧洲。但其实两个欧洲的命运分野早已开始，1945～1989年的欧洲与其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毋宁说是一个中间过渡时期，它是一段战后的间歇期，“1945年结束了无休无止的冲突，然而它的尾声又持续了半个世纪”。老欧洲已逝，新欧洲需要重塑。雷马克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管子》亦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战后欧洲从分裂、冲突走向统一、和解的历史足使我们思考人类命运的同一，窥见人类发展的前景。

真实的历史事实往往比小说情节更令人感到吊诡和不解，就像欧.亨利的小说结局，所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乡土中国》优秀读后感2000字

《乡土中国》优秀读后感2000字_浅谈乡土社会与后现代社会

在阅读《乡土中国》的同时，正在学习有关社会学的内容。故将两者结合起来，粗浅的谈一谈个人的一些感悟。中国从农耕社会发展到如今的现代社会，某些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经带了些许后现代社会的意味。最纯粹的乡土社会与发展完善后的后现代社会几乎是从封建社会到现在，这个社会的最初与最末。所以，它们在社会特点、家的概念、秩序维护和个人价值观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通过对比两者，我们这些社会学的初尝者能体会到社会发展的剧烈性。接下来我将从社会特点与家庭观念来进行对比。

《乡土中国》中写到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受到土地的束缚。乡土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大部分的百姓从事农业耕种。他们直接取资于土地，生活、工作都围绕一块土地展开。他们之中，除非是通过科举，大多数人一生都将奉献给这一片土地。根据贝克的抽离和嵌入理论，我暂且将这样的工作方式称为不再抽离的嵌入。而后现代社会，却是流动的再嵌入。首先，可供人们选择的职业形形色色，人们可以自由的在这些职业见进行转换，导致流动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的高度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大化。比起高薪，人们更注重职业的自由度，比起，传统的，所谓的正经职业，人们更愿意从事自由职业。自由职业在保障人们与传统职业相差不大的薪酬的基础上，给予人们更多私人化的空间，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比起第一现代进一步模糊，就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来看，与乡土社会的耕种的工作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所谓自由职业，自由当然是核心，这也是人们长期抽离甚至可能不再嵌入的原因。

由于土地的固有属性，农民们难以发生流动。祖祖辈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对于周围的不管是环境还是人，都无比的熟悉，这样的看来，乡土社会又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都有一种天生的联系。但后现代社会却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后现代社会流动性，个人化趋势的发展，人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虽然后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公共空间，但这些空间是公共但不公民的。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将现代的公共但不公民的空间分为四种类型_排异之地、噬异之地、非地之地、不存在之地。这四种类型的公共空间都有多人参与，且都是为相似的目的而聚集，但参与的人之间却没有也没有太大必要产生关系。。

从以上两点来看，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它是一个极度稳定甚至固化的社会；后现代社会是个典型的陌生人的社会，它具有流动性的特点。

乡土社会的家族观念极强，大部分事情都在家族内部解决，官府一般会止步于家族门前，将更多的自由空间留给家族内部。上文提到，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围绕土地展开，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当一个家的人数不断增多，原来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一个大家庭的维持，读后感.

家中的人将会发生小范围的流动。这种流动使家庭的范围在当地扩展开来，家变成了族。由此，家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如今，我们如经常听到的衣锦还乡的字眼就是乡土社会家族观念的投影。家族中的每个人受到祖训的约束，并竭尽全力，为自己家族的振兴而奋斗。若是家族中一个人犯错犯罪，根据连坐甚至诛九族的制度，整个家族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家族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当时大部分人的人生的价值都在于为家族而奋斗，这种强烈的家族感支撑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很难出现没有精神支撑的情况。

后现代社会的极度个人化，让家庭观念逐渐消失。首先社会上，大部分都是一个个的小家庭，家族的概念几乎已经消失。其次，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人们更注重自我生活的品质，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和照顾基本止步18岁。之后，孩子会搬离家庭，通过国家贷款继续学习和生活。中国社会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影响，现代家的观念虽然远不及乡土社会，但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约束相较于西方强了许多。但许多社会学家观察到，现在中国的家庭观念有向西方靠近的趋势。一方面，许多孩子远离父母到其他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有些父母不在长时间帮子女做家务，带孩子，而是更多的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如继续学习或者周游世界等。

几年前，许多学者批评中国家庭观念太强，限制了个人的发展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倡导大家学习西方模式。但近年来，随着家庭化的消解，个人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家族观念真的无可取之处吗？

在我看来，家族观念增加了社会的温情，让大多数人不至于失去奋斗的意义。个人化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满足了人们个性发展的需要。但极度的个人终将让社会失去温情，这样的社会就像失去润滑油的机器，能继续运转下去，却难免发出沉重的哀鸣声。我们无法说出到底哪种模式更好，但在个人化趋势无法阻挡的现状下，我们至少要有意识地去维护家庭的温情，不要让自己变成仅为自己的机器。

仅谈及社会特点和家庭观念，已经可以看出乡土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极大差异。但此处人有许多领域值得探讨，过程中你将获得极大的惊喜。

处于向后现代社会发展的浪潮中的我们，再次回望乡土社会，每个人都将有不同的思考。作者：罗悦阳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读后感4000字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读后感4000字 读完刘再生先生著述的600多页的《中国音乐史简述》,对我们冲击力最大的是转引杨荫浏教授的一句话：全部的中国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民间音乐的发展史。其中民间音乐的发展，也包含着对于一部分外来音乐的吸收与融化。
杨荫浏先生的话分量很重，因为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研究所所长，曾用30多年时间和毕生心血编著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行内公认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
然而不禁要问：世界其他文明均是掌握着最大社会资源的宫廷或教廷引领着音乐史的发展，为何中国反常？
再次打开书卷品读，中国音乐在其发端处就有特异的顶层设计，把音乐的功能定位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安邦治国之本。这在世界其他古文明中绝无仅有。
据《尚书》的《尧典》和《皋陶谟》，传说在舜帝的时候，舜就命令一位音乐人夔，调制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音乐，求得神人以和、天下大服。由此可见，中国音乐的功能真可谓了不得，能够让神与人都和谐起来！舜本人也创作了一部音乐作品，名为《箫韶九成》，就是让后来的孔子听了其感官之欲被净化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那个韶乐，据传说，奏完九段之后，竟然把凤凰都吸引来了！
据此，到了周代，周公把礼和乐打包，制礼作乐，当做治国之本。礼，就是要遵循的人神关系、人际关系的种种礼节，即规定所有人的行为规范。乐，就是音乐与舞蹈。周王室及贵族子弟从13岁开始，要逐渐学习掌握各种礼仪乐舞，20岁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周公认为，乐舞能治国安民，能促使人们完善内在修养，并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礼），进而达到整个社会安定。周代为此专门设置了乐官，成了一种制度。这样，音乐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后来的孔孟，根据周代的礼乐制度，创建了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行使了两千多年。因此，中国自诩为礼乐之邦，或礼仪之邦。
相比之下，各大文明发端期的音乐，都是为了颂神敬神，或为了显示王权之威，从不认为有治国的能耐。古希腊的酒神节音乐就更人本了，只是为了让妇女们在规定的几天内释放被严厉压抑的本我，后来衍生出了合唱与悲剧。
按理说，中国的王室雅乐定位如此之高，更应该成为音乐史发展的核动力。
不，适得其反。
上升为治国之本的中国雅乐（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宫廷仪礼、军事大典等典礼的音乐歌舞），为获得震慑效应，萌生两个追求。一是求规模，二是求分贝量（响度）。百人、乃至千人，演奏同一个旋律，发出响遏行云的巨响，那场景那气势确实慑人心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击缶场景管窥一斑。
这个安邦治国的国家雅乐，由此衍生出三个音乐上的负面发展效应。其一，声势浩大的单声部演奏与歌唱，虽然有滥竽充数的小小瑕疵，但是，它让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效果毫无疑义是伟大的。这个伟大，恰恰消解了发展多声部的动机，中国雅乐就永远停留在没有纵向织体的单旋律水平上。其二，国家雅乐追求振聋发聩，就要奏出高分贝的乐器，于是花样繁多的鼓及其他打击器、大型编钟、笙管吹奏乐器等就应运而生了，而音量小的弦乐器琴瑟等就被边缘化。入不了国家乐队的琴瑟，只好在骚人墨客书房里独自抒发情怀。他们望月听风独吟了千年，其演奏技巧没有制度性积累传承的机制，自生自灭，可谓发育不良。自宋以后，从北方传入拉弦乐器胡琴，也只是进入民间乐队。中国没有发展出如西方那样声部丰富的倍大、大、中、小提琴弦乐系列乐器，可能与此相关。其三，国家雅乐在西周就定型为六代之乐（祭天神的《云门大卷》，祭地神的《大咸》，祭四望的《九韶》，祭山川的《大夏》，祭先妣的《大濩》，祭先祖的《大武》等），成了千古格式，以后各代的雅乐，都是法先王，至多作一点添加与微调（如唐代）。这种程式化，扼杀了音乐旋律与结构的创新。
听觉震撼、视觉缤纷的国家雅乐，强调安邦治国，成为一个固化了的单薄的伟大，反倒失去了引领中国音乐不断创新发展的功能，没有能带领中国音乐进化出逐渐丰富、复杂的音乐表现范式。它到唐代达到顶峰，加进了西域传来的乐器与音乐元素。宋代因皇帝审美情趣漂移到书画之上而开始式微。元代外族入侵而中断。明清时期成了程式化的祭祀与显示皇权的套路，清代拟制的古代雅乐更是弄虚作假（某些乐器只是个摆设），到此更是泯灭了灵性与生趣。
横看西方，其国家层级音乐却在引领出另一番风光。在千年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所谓黑暗时期，音乐却独放异彩。格里高利教皇关于信徒们要集体颂唱圣歌的顶层设计，开创出了多声部的唱诗班宗教音乐。接着世俗王权主导的18世纪以后的宫廷音乐，造就了复调的巴洛克音乐，以及建构出和声功能体系的古典主义交响乐国家层面的音乐成为音乐发展史的主动力。
在中国音乐史的历程中，从来没有创建专业音乐家（作曲家）队伍。
周代开始的乐官，负责编排创作国家雅乐，有点专业音乐家的味道。但很快就把雅乐定型为六代之乐，那么，国家层面的音乐不孵化专业作曲家。
在独自弹琴的风雅之士中，倒是创作过一些琴曲，供自己弹奏抒情言志。如，传说俞伯牙创作了《高山》、《流水》、《水仙操》，孔子创作了《陬操》，蔡文姬创作了《胡笳十八拍》，阮籍创作了《酒狂》，等等。然而，文人们的创作完全出自内需，没有西方教皇、国王、公爵等发出的荣耀还获利的订单激励，造就不出巴赫、莫扎特、海顿、贝多芬那样的专业音乐家。
在隋代，有位杰出的以音乐为终身之业的音乐家万宝常，但是他的身份是低贱的乐户。其成就虽可与师旷、俞伯牙相提并论，但最后活活饿死。临终时，他悲愤地将自己在音乐理论和音乐创作全部付诸一炬。从北魏开始，中国就确立了乐籍制度，纳入这个制度下的乐户，便是贱民，终身为宫廷、官府、军旅、庙宇提供音乐服务。这便是中国卑贱的专业音乐家。
南宋有位音节文采，并冠一时的词人、音乐家姜夔，一生没做官，也没有别的职业，就是弄音乐，有《白石道人歌曲》四卷传世。他不是乐户的专业作曲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接到皇室或社会的订单而作曲，都是自己的精神需求。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曾将自己的作品呈献给朝廷，却石沉大海无人理睬。他一生漂泊，困苦病死后要靠朋友解囊才能入土为安。
一个国家，没有不断接受到订单、可自由创作的专业音乐家队伍，就不可能在竞争中不断精进与升级。
中国的宗教音乐发育不良。(读后感)
中国的道教、佛教，从没有主掌天主教那样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权力，一向都是皇帝的附庸。此外，也没有天主教格里高利教皇那样让信徒唱圣歌颂神的设计。因此，无论道教音乐还是佛教音乐，都只是为了配合做法事，由道士、和尚四处云游搜集来一些民间音乐乐曲，有时因为少数高人当上帝师，还能搜集到一点宫廷雅乐片段，编了些简陋的法事音乐。其器乐部分大都是打击乐器加吹管乐器，声乐部分是神职人员无技巧的诵经吟唱。在唐代，佛教为向庶民大众弘法，曾发展出变文的说唱音乐，把印度的梵呗音乐引进了说唱。但是，在唐武宗灭佛后就消亡了。
百年如此，千年还是如此，并没有发育成高端的圣乐。
然而，通观8千年（河南舞阳县贾湖出土的用丹顶鹤尺骨做的七孔骨笛距今有8、9千年）中国音乐史，中国的民间音乐非常具有活性、活力。
孔子集西周初至春秋末500年间的音乐作品，汇编成了300篇的《诗经》，其中称为风的民歌，就占了160篇。民歌可不管音乐治国，如朱熹所说，这些歌曲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也。言己情（艺术的根基）的民歌，就从这里浩浩荡荡发祥了。
从《诗经》的风，到秦声与楚歌；到汉代的民间说唱俑；到魏晋的歌舞戏、参军戏；到唐的乐府之相和歌；到唐宋的百戏之乐；到宋代词人例如柳永以民间音调和市井俗乐填词咏唱，宋代以《月儿弯弯照九州》为代表的山歌，《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城市广场演出的鼓子词、诸宫调、傀儡影戏、唱赚等伎艺说唱音乐；到宋代的杂剧与南戏；到元代繁荣的杂剧；到明清流行的民歌和小曲、弹词大鼓等民间说唱音乐，以及由元杂剧发展出的300多种地方戏曲由此可见，中国的民间音乐充满灵性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出越来越高端的音乐样式。
杨荫浏所言极是，民间音乐的确是中国音乐史的主角。
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全新的音乐认知：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数学。
如果没有毕达哥拉斯用数学方法，算出两个同时发出的声音其谐和程度与两者弦长之比的单纯度成正比例关系，那么，其后就不可能有音程、对位、复调、和声等音乐织体理论的诞生。
中国古人也曾用数学方法解过音律。
根据《管子地员篇》，2600年前的春秋时期，名相兼乐人管仲，就用数学的三分损益法算出了五声音阶。这比毕达哥拉斯的五度相生律早一百多年。所谓三分损益法是按如下的方法运算的。先以一条空弦为基础，将其长度三等分。三分益一，就是将空弦加长三分之一，就得到下方的纯四度音。然后再三分损一，即减去加长弦的三分之一，就可求得上方的纯5度音。再用同样的往返交替的方法进行三分加益及三分损一生律四次，就能求得五声音阶各个音的弦长度。再继续推算，就生出12律。这些律法都用在制造编钟等乐器上了，对于器乐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
第二个数学音乐大成就创立者是朱元璋的九世孙朱载堉（1536-1611）。他首创在算盘上开方的方法。接着，他用开2次方和开3次方的运算方法，求得了12平均律（他称之为《新法密律》）。而西方，要在朱载堉去世25年之后的1636年才由法国音乐理论家梅尔生基本完成12平均律这一理论。朱载堉曾经将毕生研究成果献给朝廷，万历皇帝随意一笔让礼部处理，礼部就束之高阁，石沉大海。呜呼，中国最早算出12平均律，却徒劳无功，从来没有在音乐上应用过12平均律，一直停留在五声音阶上，只有个别乐曲用了七声音阶！
先进的音律只能由国家级雅乐来推行（西方就是如此），而固化的程式化中国雅乐却是锅里炒石头油盐不进！虽然中国民间音乐兴旺发达，但是社会底层无缘知道发明的新律，当然就更遑论践行了。
大名鼎鼎的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发问：中国为什么不出交响乐？
他的答案是因为儒家伦理太注重大一统而被扼杀了。
读了这本书，我们的答案却是来自音乐本身。第一，中国国家层面的雅乐只求横向旋律演奏的规模与响亮，无求纵向的丰富性。第二，中国的宗教音乐发育不良，只求做法事的音响，没有像天主教那样把信徒组织起来集体颂神。因为没有不断演唱的合唱发生，就催化不了多声部。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民歌的二声部合唱可能是西方传教士传授的。第三，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出现毕达哥拉斯用数学算出同时发出两个声音的和谐度与弦长比例关系的算法。没有精准的数学音乐理论支撑，光靠听觉辨析其谐和度，难求一致结果，就不能无可争辩地进入音乐实践。因这三条，中国音乐便与交响乐无缘了。
读书，最大的欣慰、或者说有一点自我实现感觉的话，就是能够被书激活胡思乱想，然后能更好地解释久久存在于众人头脑里的某些困惑。

脏话背后的文化现象_《脏话文化史》读后感2000字

说实话，一开始抱着一本《脏话文化史》走进四教303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拒绝的——我肯定是这个阅读马拉松活动里的一股泥石流。多亏管签到的小哥及时站了起来，不然我可就不明不白地来，又要不明不白地走了。

说正事。

我知道，看到这本书的题目的时候读者会跟我一样眼前一亮，接下来就和我一起走进书中看看内容吧！

首先引用引言里的一段话：

“然而，奇怪的是，语言学家竟一直让自己受到这项禁忌的影响，导致相关的探讨研究少之又少。毕竟，人体的某些下方部位也是不登大雅或儿童不宜的；但我们还是有泌尿专家、直肠专家、妇科专家，他们都不怕把这些某某专家的称谓跟自己姓名并列在大门门牌上。我们不会只因为蜗牛长得丑，就禁止生物教科书提到她们；社会学家也照样研究犯罪心理，不管犯罪内容多么变态。如果这些专家可以研究他们自己选择的领域，并不因此表示赋予那些对象价值，也不必受限于其他人的审美判断，那语言学家为什么不可以？”

是的，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脏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而我认为脏话与泌尿、妇科、犯罪心理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世俗化——它离我们的生活太近了，以至于研究它的逼格并不够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同为四大名著，研究三国演义的可比研究红楼梦的少——在路边随便捉一个小孩都能扯一段桃园三结义，研究它干嘛？

我们的作者却抓住了这个角度，深入研究了脏话与其背后的文化现象。作者认为关于咒骂的观念视角有三种：

①以毫不情绪化的态度看待咒骂，认为他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咒骂者仅仅想发泄情绪而并不在乎咒骂内容所代表的事物。《语言本能》的作家史蒂芬·平克就是持此观点的人：他认为咒骂并不是真的“语言”，反而比较像黑猩猩的手势。 私以为，papi酱早期未被“整改”时视频中使用的咒骂语言便是这种类型；她输出的内容都是生活的小槽点，职场中的小牢骚以及我们每个人身上逃不开的时代病症。说到底，她在吐槽的同时，也在自嘲。所以，那些附带的所谓脏话，不过都是语气助词，她从未真的谩骂别人。脏话的内容并不是她所想表达的主要内容，而其背后的情绪才是。

②采取审查角度。这是在说用这个角度看待脏话的这些人把咒骂视为与酗酒差不多的恶习，是人类进化所产生的副产物——这便是与上一个理由呼应的，我们现行的审查制度所站的角度——因为其所站的是一个宏观的角度，必须确保通过审查的内容是为大部分人所接受的，因为存在一部分人认为脏话是单纯的糟粕而不能容忍它出现在银幕上——与现在的电视剧 影视剧中不得出现违规吸烟镜头（如在室内）同一个道理，所以提倡禁止

③纯粹的语言势利眼。它的意思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看待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语言态度——事实上，所有文化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可是受过教育较多的人群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从而可以给自己的语言贴上“正常” 的标签，与自己不同则是“不合标准”的。而这个角度是我重点想谈谈的。

彼得楚吉尔(peter Trudgill)曾有言“若果你不喜欢某人的口音，那是因为你不喜欢那人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了。

你是愿意被人说“You shining wit”（闪亮的聪明人）还是“you whining shit”（爱抱怨的狗屎）呢？英国上层阶级就是利用后两个单词微妙的首字母互换，用前者优雅地骂人。

在中国，王亲贵族们管上厕所叫“出恭”，而未受教育的百姓则大多只会直说“去茅厕”——语言中暗藏的等级指示功能，人们对脏话的控制成为个人品行的表征大概也是考虑其中的礼仪与习性的缘故。然而，以品味来抑止脏话的流行毕竟只能在向往品味，有向上流动希望的人群中生效——英国某个上层绅士在听到“F word”。的时候可能眉头一皱，可说出来的人可能正为此洋洋自得。从另一角度看来，脏话使用者组成了某一想象的共同体他们也在用“说脏话”这一行为表达对上层阶级的蔑视——且不论这其中有多少酸葡萄。

当我们讨厌某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触犯了我们的某样利益。

旧时上层阶级对下层人民的讨厌，大概是因为觉得他们的存在“玷污”了他们的生活，这两者使用的语言差别便是“说不说脏话”——毫无疑问，贵族阶层有权利与资源去控制舆论导向，给自己的东西贴上好的标签，而他们对待底层人民“势利眼”的语言态度则反映在了讨厌脏话上。

但是，“语言势利眼”不仅仅是上层对下层的势利眼，也有“自以为上层”对其他人群的势利眼；而在我国的体现则是网上铺天盖地的“地域歧视”。

某个地方的人真的都存在某个陋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为什么会想去“歧视”这个人呢？自然是因为这个人在网上的言论跟歧视者的三观不合，前面也提到过，持“语言势利眼”态度的人往往存在客观或主观上的“优越性”，这自然就会让发出歧视的人觉得自己所持的观点是有优势的，自己是站在高出俯视他人，而被歧视者所能被最容易获得的信息正是省份——这和我国门户网站显示用户名字的习惯也有关系——XX（某地）用户+电话号码或用户名的显示模式，不得不说是地域歧视的帮凶之一，于是类似出生地这种不可被改变的事物就被当成了攻击的毒箭。其实想想，这种做法也符合我们大脑的特点——懒于思考，某个地方出过某件丑闻，那么这个地方的人肯定都有这类使人讨厌的特质——这种简单粗暴的归类，我们把它叫做贴标签，他背后潜藏的歧视是时代发展许多人逐渐浮躁的心理，他们易怒而懒于思考。

其实“语言势利眼”也是如此，在这双势利眼中，被歧视者失去了独特性，而被融入在了此人所在的群体中，被主观地赋予了那个群体在歧视者眼中有的缺点，从而让歧视者更“方便”地进行攻击。

当然，这也是笔者对喜欢贴标签的人贴的标签罢？ 作者：梁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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