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读书笔记

中国是部金融史读书笔记2000字。

“一个家庭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子。”在我们上学时，语文老师也会要求我们多读一读书籍作品。在阅读相关作品后可以学到很多，扩充自己的知识库，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给记录下来，你有了解过读书笔记应该怎么写吗？你可以读一下小编整理的中国是部金融史读书笔记2000字，请马上收藏本页，以方便再次阅读！

本书的解读线索基本是土地政策及货币制度。从西周到唐朝，小农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最主要经济关系，土地政策则是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唐朝以后，货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选择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最著名的乱世“三国”以及最辉煌的大唐“开元盛世”这三个时间点，来阅读中国这部“金融史”。

我们知道汉代以前的八百年，中国基本都是在打仗，没有哪一朝真正坐稳了江山，秦朝虽然建立统一政权，但才十四年就完了。所以，汉朝以前的金融制度，基本上是混沌的局面，管仲、范蠡、吕不韦等名相在金融实践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也只是促进了局部的繁荣。直到汉朝，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集权政府。归根到底得益于汉朝的经济金融制度，也就中国最早的小农经济社会关系，这一制度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崛起。汉朝的土地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分田地的范围扩大到全国范围，让普通老百姓获得了土地这种生产资源，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通过较低的税赋，让利于民，进一步调动社会劳动的积极性，让财富得以不断积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一个普通老百姓与一个汉朝的大夫分的田地差距是1:25；吕雉时代的税赋叫做“十五税一”，翻译过来就是6.6%的所得税）。这种政策，建立了皇权到官僚，再到小农的三级经济社会关系，并以税收作为纽带联结各个阶层，在之后的朝代也被历代帝王仿效。但小农经济社会关系自身也有矛盾，其经济框架是一种单向的权力分级的机制（底层的小农根本没有能力和官僚讲价，只能被动接受官僚的管理），另外皇权通过官僚对小农进行管理，政令的执行和制定必然受到官僚的影响，所以官僚阶层会向上向下，双向挤压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皇权不能有效遏制官僚阶层对财富的掠夺，必然导致资源向官僚阶级迅速聚集，这就容易造成“民穷国弱，官僚富强”的局面，从此走向衰败。

东汉末年，官僚已经通过代代积累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成为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封建豪强，当国库空虚、皇权衰弱时，这些豪强在对付外族的入侵过程中还逐渐掌握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例如袁绍、董卓、孙策、刘表等三国英雄。横向比较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货币制度，来说明货币制度是如何作用于三国，进而影响三国最终历史命运的。曹魏开放铸币权，允许民间私铸。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铸造货币的能力又受到限制，流通的货币数量就会常常跟不上，造成钱少物多，钱不够用。通货紧缩会导致交易的难度增加，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消费积极性持续低迷，失业增加，经济进入恶性循环，全面衰退。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经济迅速发展的朝代，都会允许民间铸钱，通过开放铸币权，来适应社会上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此外，曹魏还施行了较好的土地政策，逐渐摆脱了东汉末年的凋敝景象，农业经济在这里逐渐恢复，商业、手工业、制造业也随着农业的发展渐渐繁荣起来，为曹魏积累了财力和人气。赤壁之战之后，刘备三分天下，却也仍然是力量最薄弱的一方。为实现其匡扶汉室的梦想，故需要大规模地增强军队的实力，需要大量的军费。到了蜀地，刘备立刻要官办铸币，拿出了一套抢劫式的货币方案，他造了一种货币，叫做“直百五铢”，就是价值一百枚普通五铢钱的意思，但是这种直百五铢的重量只有五铢钱的3倍，官方非要强制按照100：1的价格，去市场上买买买，不接受，杀无赦。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透支社会的财富，切断了经济良性发展的通路。孙吴则效法曹魏，推行了类似的土地政策，振兴江南。但在货币制度上，孙吴和曹魏不同，孙权要自己铸币，铸造了一种“大泉五十”，规定一枚大泉五十换五十枚曹魏和孙吴都通用的五铢钱。这也是用行政命令，规定新版一块钱可以当五十块钱花，想用不足值的货币去抢劫。其初衷，是想去抢曹魏，可是曹魏不是孙权的地盘，曹魏老百姓不接受该交易，但在孙权自己的地盘上，这种大泉五十还是可以换五十个五铢钱的，所以就有曹魏的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先把钱一比一换成这种大泉五十，这样到了东吴就变成五十块钱了，最后反被曹魏的百姓占了便宜。蜀汉、东吴都没有能够设计出一套长效机制，短期虽然可以通过一些货币手段来透支社会财富，但长期看，根本不是曹魏的对手，曹魏最终胜出毫无悬念。

三国之后，经过了两晋南北朝的混乱和分裂，中国终于迎来了隋唐盛世。唐玄宗上台以后，裁撤了官办产业（垄断），搞唐朝版的“国退民进”，全面放开市场的进入门槛，给市场松绑，去掉各种条条框框，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颁布《检田括户》的政策，类似开元年间的“限购令”，要求官僚和大地主，只能按照一定的标准持有土地，超过的部分，立即没收充公。面对通货紧缩，建立了三政策，第一政府建立粮食收储机制，以高于市价收购农民手里的米，相当于现在的价格补贴。第二废除义务徭役，变成雇佣制，给政府干活，政府就给发工资。第三取消府兵制，改为募兵制。这些政策都是有益于穷人，是切切实实地把增发的货币给到了穷人手里，给到了流通领域，大大提振了经济。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让社会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这一政策将唐王朝推向了鼎盛的开元盛世。可最后唐朝的败落，却也败在了其身上。看着经济向好，唐玄宗对国富和民强的平衡发生了改变，政策也从让利于民变成了搜刮和打劫。截税收，建自己的大金库。把原高于市场价买百姓的米，变成了打折买，差额进了大金库。放弃了土地限购令，任由土地价格暴涨。对比唐玄宗前后的经济政策，让人不得不感叹，“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经济政策如果不能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利益，国运就无法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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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

导语：在古代我们先人就很注重数学的发展了。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欢迎借鉴！

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的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 157/50和 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 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

中国现代史读书笔记

读史使人明智。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到手上捧着的这本崭新而又精致的《中国现代史》，待我轻轻地抚摸过她的封面后，我翻开了她的扉页。

近日闲暇之余，在淘宝网站上闲逛，一本名为《中国现代史》的书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商品中使我眼前一亮。就是你了，多日来我都在思考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路径和中国未来的走向的困惑将在你这里解开，我毫不犹豫地拍了下来，不多日，《中国现代史》便如约而至地到了我的手中，我欣喜着。

这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讲，先后用七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北洋军阀的末路、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展、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系列过程，最后用单独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属于中国现代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中的哲学、科学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和演变情况，让读者在为祖国和民族承受着巨大历史灾难而扼腕叹息之时，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有更深沉更深刻的思考。

同样，我的思考也由此开始。

1.1919.5-1923.12：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等13所大学3000多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扰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林、陆宗舆、张宗祥三个代表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贼。集会演讲后，即列队游行示威，这就是名垂史册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

金融帝国读书笔记

恐龙效应

也许恐龙效应真得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很多交易者都是在戴上光环后快速的陨落。能够戴上光环的交易者，必然更多的利用、依赖了市场中的微观规律。一个交易者越能适应当时的市场环境，似乎就越不可能适应变化后的市场环境。这时通过过度适应市场而戴上光环的同时，也就为其后的陨落卖下的伏笔。当市场的特征出现巨变的时候，这种过度适应市场的交易者就会被市场迅速的扫地出门。

钟摆效应

冰山原理

无论我们对市场分析的有多么详细，那么我们找到的原因仍就是有限的，并且所有能够影响市场的原因还是可以分为已知原因和未知原因。如果承认结果，也就是真实的价格是由众多原因产生的话。那么就可以得出已知原因a+未知原因x=结果b的公式。通常对于未来走势起更大作用的，恰恰是未知原因。

树形原理

树形原理，说的就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简单的说，事后合理不等于事先可知。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同样的原因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无论你使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同样的原因都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在我看来，交易者是否能够长期获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巨变效应

市场的本质也许就是两种相反力量的正反馈与负反馈。上涨意味着继续上涨，就是正反馈;而上涨意味着下跌，就是负反馈;同时负反馈具有封存效应!上涨的本身就在不停的聚集着下跌的力量，同时上涨又让交易者对下跌的理由视而不见。当市场最终处于临界状态时，一个小事件就能使得聚集起来的下跌因素瞬间爆发出来，从而产生巨变现象。

所谓市场，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能够为一次交易负责的单向真理，而是由众多对立矛盾的概念组合而成的。当你能够找到一种交易的方法，那么我肯定还存在一种与你相反的交易方法存在。或者说，任何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内都是会有占便宜和吃亏的时候。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称的，但市场也并非完全对称的。市场具有某种概率上的不对称性，利用这种概率上微弱的不对称性，建立一种具有概率优势的一致性交易策略，从而实现长期必然的获利。

高低错觉

一般人都喜欢于卖高买低，这时对于个股而言就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股票越涨市场介入程度就越低，而股票越跌市场介入程度就越高。道理很简单，一只反复上涨的股票，曾经的持有者会因为价格高而卖出，同时持币者也不会买入找不到高点作为参照物的股票。

在那个庄股横行的年代，庄家反复利用散户这种心理弱点以及对高点的判断错觉。一只股票从 5 元涨到 10 元时，散户会越来越少，这时筹码流向庄家和趋势跟踪者手中。当股票一路上涨时，能够抛售的散户越来越少，所以越涨就越不费力气。如果庄家准备在20 元实现成功撤庄的话，那么通常会拉高到 30 元、甚至 40 元。道理很简单，没有打折效应，散户是不会当傻子的!

对错悖论

对于对错的评价应该是基于交易策略而不是基于结果。在我看来，交易者能否取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取决于坚持错误与改正错误的能力。其中第一个错误代表自身交易策略带来的合理亏损，而第二个错误代表交易方向错误而出现的亏损。

对于任何交易者来说，都必须找到自己应该承担的东西。交易绝对不是没有成本的不劳而获，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我们能够承担的成本是什么?然后，找到一种合理的策略来一致性的实现全部交易。如果你不能接受盈亏同源的事实，那么你就不可能找到固定的基石，自然你的全部交易技术就只能够是空中楼阁。

学习效应

市场的机制就是制造微观定势，然后突然打破这种定势，而将追随定势的交易者一网打尽。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最吃香：一种是信仰坚定的人，一种是根本就没有信仰的人。我对价格的涨跌就是绝对没有信仰的人，绝对的随势而动。但我对趋势思维又是信仰异常坚定的人，无论输了多少次，我都还敢继续下注。而如果你是既有信仰，但又不坚定的话。那么你就会随着市场这座大钟而左右摇摆，并且永远慢市场半拍。

超市原理

正确率的高低，同预测水平的好坏并非具有绝对的相关性;而与离市策略具有更大的相关性!理论上讲，即使在随机开仓的情况下，只要止损的幅度数倍于止赢的幅度，那么正确次数就能数倍于亏损次数。所谓高正确率只能说明利润是被众多的人(次)平分，而亏损是由少数人(次)承担。由此看来，股民的高正确率，只能说明利润兑现、亏损挂起的癖好在

起作用。

复利悖论

衡量获利速度的快慢有三个指标：正确率、赔率、交易周期。从超市效应中我们可以得知，正确率同赔率是互损的。

鸵鸟现象

如果一种现象你无法消除它，那么与其回避还不如正视它，从而承认它、接受它、研究它、合理地控制它。如果你连承认都不敢承认，那么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合理控制它的。这样一来，我就承认并且接受业绩可能虚假这个现实，从而研究如何控制这种风险对自己的伤害。慢慢的，这种理念甚至成为我其后交易策略形成的一条主线，那就是：从对抗到包容。

圆木桶理论

对于一笔获利的交易而言，你必须把各个环节都做正确;但对于一笔亏损的交易而言，并不需要你把各个环节都做错，只要做错一个环节就足够了!这也是我反复提倡交易应该简单而不是繁琐的原因。

点球原理

不追求确定性还有可能成功，而追求确定性就必然会失败!如果将守门员扑球比做交易的话，那么三分之一的正确率在五倍的赔率面前照样可以获利，而追求确定性的交易者通常什么都得不到!看出趋势的思维方式是错的!趋势不是看出来的，而是赌出来的。

《中国建筑史》读书笔记

1.上古时期建筑物之特征

（1）黄帝时期，未有固定之城郭宫室。

（2）尧时期，技术简陋。

（3）舜时期，早期都市规模开始形成。

（4）殷商时期，构架制：阶基之上立木柱，平面上以多数分座建筑组合成院落。

（5）西周时期，版筑建筑，即筑土墙，在夹板中加入泥土。建筑物屋顶屋顶如翼，采用木柱，庭院平正，同时中国之最古公园开始出现。

西周时期都城规模“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方形城市，垂直相交的从横街道。

注：黄尧舜时期历史未确凿可考，考古资料及文献共同支撑中国之历史只至殷商时期。

2.春秋战国时期建筑物之特征

（1）春秋时期，建筑物种类多为高台。高台呈方形，以土筑垒，上面有亭台轩榭，可以登临远眺。

（2）战国时期，对建筑之观念不若从前之简朴，崇尚殿基高巨之风，数殿相连。

斗栱承枋开始出现。

3.秦朝时期建筑物之特征

秦朝上接商周，下启两汉，建筑物主体仍为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高台建筑，呈团块状，取十字轴线对称组合，尺度巨大，形象突出，追求象征涵义。

建筑风格豪放朴拙。

秦朝建筑物代表有阿旁宫、骊山陵、土长城等。

4.两汉时期建筑物之特征

（1）西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

汉长安城全城布局并未遵循古礼讲究对称，也未进行皇城宫城的区分，这点不同于历代都城之建制。

汉代的宫大多数均为数座宫殿及台榭阁廊组成的集体建筑，风格基台雄伟，承接秦朝，切借助山川之势，居高临下。

（2）东汉洛阳城遗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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