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500字。

托马斯·卡莱尔说过：“书籍——当代真正的大学。”我们在读完一本中外经典名著后，往往会发现自己身上的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在我们阅读完一部文学作品时，心中就会产生很多的想法。为了可以记住当时读完书后的所思所想，就必须写一篇读书笔记。那么，怎样写读书笔记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以下由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500字”，建议你收藏并分享给其他需要的朋友！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500字及读后感范文：

读到《万历十五年》中《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值》这一章，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对海端怀有散意,但却不大赞同他的作为。海瑞作为这样一个模范官僚，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

无疑，海瑞的道德责任感极高，严格按照四书五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但他处事古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对于有待斟酌的案件,海稀的判断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守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属刁顽。”用这样的精神来判案，显得草率而荒唐。海瑞一生清贫，敢于直言上谏，大胆对抗上级。他曾向嘉靖皇帝上奏，指责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而多疑愚蠢的君主。这种疏奏简直是史无前例的，但海瑞取做，并且做了，并赢得了百姓的称赞，成为清正廉明的代表。

海端的官场仕途几经沉浮,由于他行事耿直刻板，任职一方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全然不顾地方势力与个人生死，最终因触及大批人的利益卷入纷争，他孤军奋战，终是寡不敌众。在君子的世界里，出任做官是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以这个标准来看,海瑞是不折不扣的君子。他一生辗转各方,铁肩担道义，为百姓奔走呼号，始终坚持自己内心的通德律。

海瑞行事古板，怪僻而执拗,是官员眼中的难缠人物，但他也是很多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作者：马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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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心得感悟500字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心得感悟500字：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张静怡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及感悟500字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及感悟500字：

在世俗道德要求下，人具有两面性。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的官场行为充分体现了古代文官的两面性。一面是孔孟经典思想教导的仁义道德，一面是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我觉得不存在善恶。善恶是道德要求为评价标准。抛开道德，人性存在弱点，这些弱点正是生存的需要产生的利己主义。

要克服人性的弱点，需要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明朝更多的是以道德要求去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对错，缺乏制度体系规范管理和行为。一群文官集团把持朝堂国家，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势必造成人性弱点的爆发，愚民教育、表里不一。读此书，才知道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并不是课本上描述或大众普遍认为的形象，但也不能凭此书描述，就一票否决了这些历史人物。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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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告诉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在能客观。

儒家道德思想不再符合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心学，李贽对社会、自我带有冲突的哲学思考。紧固思想、反对社会新生事物、培养愚民，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意识必然阻碍社会发展。

儒家认为有修养的人是谦虚的。但放到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过分谦虚使人猥琐，适当骄傲使人成功。但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中的仁义道德都是虚伪的。道德与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万历群星闪耀时——《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与感悟

万历群星闪耀时——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与心得感悟

作者：白锐

前言：

历史往往是拨一毛而身为之变，牵一发而千钧尽出。历史学家黄仁宇选取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年——公元1587年为切入点，以一种“大历史”观描摹了万历年间群星闪耀——皓月坠入山峦，群星闪耀，能否于弓之未满力挽狂澜？如遇冰山一角，一触即发。

神宗与张居正：

《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神”字的含义是“圣不可知”，原指德行之高，令百姓不知如何评价，少有帝王称得上这等功绩，故有人说这是寓贬于褒，讽刺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

万历皇帝的老师、万历第一任内阁首辅兼万历新政的策划与执行人张居正过世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明神宗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看这位皇帝的行径，竟颇有些像一个任性赌气的小孩子。这听起来有些荒诞，但事实上，万历皇帝不就是个一直长不大的孩子吗。明穆宗驾崩，9岁的朱翊钧即位，这位小皇帝就在张居正的辅佐与庇佑下学习着为君之道，张居正正是严师的典范。而对于张居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有着皇帝最大的信任，张居正又与大伴冯保结成同党，也许就是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让张居正大权独揽，而小皇帝其实君权旁落，等到后来，张居正去世了，身败名裂了，但他带给万历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万历还是无法真正的成长，“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对于一个试图做出改变的当权者，没有什么比无能为力更使人绝望。万历年间税收制度混乱冗杂，这是自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沉珂旧疾：县一级辖区税收孰高孰低？土地几经流转，所有权如何处置？旧税未清，新税之累，加之行政体制上的罅隙，构成了文官以仁义道德相标榜又为体制漏洞所引诱的双重人格，层层关节盘根节错，令人窒息。这种制度下，万历皇帝朱翊钧永远不能成为一代伟大的帝王，他永远无法成长，所以他只能以一种像是孩童任性的反抗的方式来宣泄一些内心的变态与压抑。时间轴再往后推，到了万历末年，从楚党领袖人物吴亮嗣的一封奏疏中可以看出这位皇帝更深的暴躁与悲凉：“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身为天下之主，左右他人生死，亦听凭命运摆布。

至于张居正，他对于这种制度，一直存心改变，但到了他身死的那一天，他的改革也未能完全成功，帝心已失，一时间文官们疯狂地反扑清算，如秃鹰分食腐尸，任他生前手眼通天，还是握不住最后的的缰绳。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肯定张居正，但仍称他“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又谈到“张居正的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梁启超于1908年写作《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同列。王世贞“心服江陵之功”，但在《嘉靖以来首辅传》批评他：“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他妄图以一己之力匡正一国之颓势，自然是以卵击石，毫无胜算，以此看来，一个人哪怕再强势，也无法与大环境下的长期形成的制度对抗，除非联合众人、能忍耐过漫长的时光和蛰伏的牺牲，而偏偏张居正太过刚愎自用，急于改变现状，心有华夏却未有肱骨臂膀，堪堪杀出一条血路亦不能久矣。横渠四句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传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张居正心性可用首尾两句作评，宏大如巨幕，其人炬若彗星，然皓月已落。

海瑞：

《万历十五年中》写下的其他人物也多是牺牲在这种可怖的制度下，譬如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海瑞，海瑞的耿直诚实之名如今妇孺皆知，当真是两袖清风，当真是铁面无私。但为何这样的官员楷模却始终郁郁不得志，成了一个悲壮的悲情人物呢？因为海瑞的道德是如此的高，以至于旁的人甚至要仰望他，拍马也追不上他，或者说，他们只愿意仰望他，而从未打算效仿他，换一句冠冕堂皇些的话，海瑞“不协于公论”，他与周遭的官僚是那么的不同，对其他人来说，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他与当时的制度、环境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而他也从打算去找一个折衷之法去迎合它，所以他必然是要遭受排挤的，必然是无法得到重用的。而更直白地讲，圣旨尚不能说明皇帝的判断高于常人，道德的高低亦无法建立绝对的权威，无法为别人所承认，所以圣贤不能代替法律，况且人非至圣，“以熟读史书的文人治理农民，这不可能改进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总而言之，个人道德之长，是不能补救制度之短的。这就是海瑞的悲剧命运之所在。

李贽：

万历年间群星闪耀。记得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写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万历年间的李贽被人奉为“性格巨星”着墨提及，想必定是一个洒脱不羁的风流人物，又是否快意一生呢？事实上，李贽在自我矛盾中于狱中自刎而亡。关于李贽，争论一直未曾停歇。

《四库全书》里说他：“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到，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荣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而公安三袁又奉他为自己最崇拜的偶像，袁宗道写道：“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熟乎？”，袁宏道赞道：“发挥天真自心，扫荡酸腐之气，慨然醒世，勃然通民。”袁中道在《李温陵传》里为他叹息：“……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嗟乎！才太高，气太豪……”

李贽这个人物本身表现出了一种矛盾性，他关心这个时代，却又消极悲观得令人惋惜。他的这种自相矛盾在他的学说中也可窥端倪，他的学说一半唯心，一半唯物，学说前后立场有时也会产生冲突。这可能由于他的宗族逃离，相对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却没有找到自己追求的独立。他企图从当时的社会形态跳出未果。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距离。王学与朱学的博弈，在李贽这里，道德不再是标杆，听凭个人良心。灵台蒙尘，何不潇洒燃去。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章专论李贽说：“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性格经历大相径庭，但这命运写下的悲剧与前述人物并无二致。

感慨：

万历十五年，群星闪耀。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情，这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在大时代背景推波助澜下，冥冥之中一环接一环尘埃落定，当事人无法再发声，后人只得从细微末节之处再来推断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以今人的角度思考和评判那万历年间发生的或传奇、或荒诞、或悲剧的历史故事了。万历十五年，群星闪耀，然萤火之光怎奈日薄西山！权力的至高者茕茕孑立，无私的改革者抱憾终身，固执的坚守者郁郁寡欢，洒脱的哲学家苦海难逃，有此类者，直当一哭，非哭其私，为天下恸。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介绍了万历皇帝在位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明朝走向没落的原因。政治上皇帝实质上并没有实权，因为经过近200年的发展，明朝的内阁权利非常强大，甚至到可以和皇帝抗衡的地步。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张居正。历史上对这个人褒贬不一，一方面他推出的新政很大的促进了明朝整体经济，军事，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个人是一个大贪官，他死后从家里搜出10余万两白银，政治方面他极力推崇自己的党羽，极力的排斥异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 他极力得皇帝和皇太后的信任。当张居正死后被查出种种劣迹，万历皇帝伤心了，自己的老师如此的虚伪，从此他由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变成一个沉迷于后宫美色的君主。因为他看清楚了一点--------无论张居正，还是后来的内阁首府申时行，都代表的是文官集团的利益。文官集团的利益于皇权一向对立。万历皇帝深知自己不能够改变这个已成的制度，索性不管不问任文官集团自己争斗。
军事上明朝的军事相对于外族还是较强的，但是建军制度上文官的权利比武官大；禁军的数目比戍边军队的数目多；军饷朝廷播下来大多数都是发不到士兵手里的。这种朝代末期亡朝的表现在万历年间得到了种种体会。但是如果文官和武官搭配良好就会有例外，明朝除了开国有著名的将军，这个朝代有且仅有的民族英雄就是戚继光。可以说他的成功，和他的上司谭纶，顶级上司张居正不无关系。如果不是张居正极力推举戚继光，可能他的抗击倭寇的事业没有这么顺利。当然他本人也是出色的将领。据《神宗实录》中谈到戚继光在战争前3天彻底研究对手，思索着每一个细节。他练兵严格，经常搞动员大会，赏罚分明。再一个，他对兵源也有限制，只招农民。
文化上基本上都是八股文，大文豪基本上和内阁的大学士关系不好，因此大多境遇不好，这里不详谈。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全部出动征伐英国的前一年，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的同一年。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是明朝走向衰败的标志时间。
我想此书给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历史知识，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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