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李叶波
根据安排,今天由我来进行学习分享,近一个多月以来,到上个礼拜才断断续续地看完经济作家吴晓波写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可以说这本书内容博大精深,但形式上又新颖别致,以讲历史故事般的方式来评判经济变革的得失所在,很值得一读。但本人限于学识水平,所读心得过于粗浅,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中,作者从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讲起,到汉武帝变法、王莽变法、唐代刘晏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清代李鸿章变法,再到民国孔宋变法,再到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变法、朱镕基变法等等,通过对中国经历的这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进行分析,他从中发现,抛开意识形态的维度,从纯经济角度观察3000年中国经济史,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史上无论哪次改革,实际上都是放权与集权循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国有化与私有化融合、无产阶层与有产阶层妥协、政府治理与市场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说,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除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之外,还存在一个经济改革的"鬼打墙":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就再开放,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不断轮回。
该书中个人特别值得推崇的是管仲,他第一次通过对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并首创"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特别是他的"寓税于价" 的手段更是高明,他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以达到"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在当时社会,管仲的这种超出常人的经济思维确实让人惊叹不已。
可以说,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同时,由于缺少对优秀文化的批判吸收,改革之初未加强对人们的思想引导,因而也出了现信仰缺失、盲目拜金的现象,导致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并且很多人将这种不健康的因素无极限地放大,将个人对社会的不满极端化,进而危害社会。因此,才有了我们现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扩大内需等等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只有在发展中不忘反思,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才能更良好、更健康、更持续地发展。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梁田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书友们,大家好!我叫梁田。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古语有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国家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了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总结治国安邦的经验。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出版于2013年,恰与当前我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大崛起后步入改革深水区的时代背景相应和,与其说是写经济,不如说是通过写经济来写社会和政权的变更。作者通过分析从管仲变法到改革开放2000多年来经济变革成败得失,让读者能够更宏观地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当前中国改革难题。
整本书,内容上从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变法","四民分业"思想和盐铁专营政策开始写起;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商鞅变法",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至上;到"汉武帝变法",独尊儒术以达到全民思想控制,围绕产业、流通和货币及财税等核心命题的体制改革;到"王莽变法",一个儒生皇帝的短命古典社会主义试验;到唐宋,唐太宗以历史上最小政府造就最强帝国,开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削藩,并一举化解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更是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改革,东西方文明至此分道扬镳;再到明清两朝闭关锁国,中国"男耕女织"封闭社会形态形成,科技和经济创新退化,从而掉入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时期;再到晚清洋务运动,为什么晚清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再之后是"两个民国",一个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运动,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都以失败告终。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实验以及一系列疯狂的政治运动,将中国拖入停止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连个阶段,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羁绊又让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晦暗不明。
作者在写这些经济变革史的时候,始终采取了自己的两个分析工具进行分析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作者认为历史上及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四大利益集团互相斗争、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作者认为2000多年来众多制度创新,主要都是围绕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大制度分别对应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通过利用这两个工具分析,作者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最近30多年的经济大崛起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存在的"国有经济独大"、"政府控制土地"、"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滞后"等"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不可容忍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
通过对这本书的粗浅阅读,我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从"统一文化"看经济制度改革。书中引用了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的一句话"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作者认为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统一文化,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作者认为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经济制度的改革,是以自由市场化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但在"统一"背后,默然垂手而立的是冷峻的集权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制与自由化的经济变革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我国在历代的经济变革中,若要实现经济大繁荣,往往是让经济自由发展,让市场来作为经济的主心骨,同时又往往很容易出现地方强,中央弱的局势,这样就会出现地方起义等等不利于"统一"的不和谐因素。所以,当前经济改革要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2、从管仲和商鞅两大变法看"计划"与"市场"两只手。吴晓波将管仲称之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将商鞅称之为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管仲第一次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首创的"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齐国鼓励消费、重视商业,管住宏观、放活微观的经济治理模式是市场经济的雏形。而商鞅变法以农立国、推行郡县制和军爵制等改革措施,奠定了中国单一制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在吴晓波看来,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计划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曾经有着天然的界限,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之一。但是毋庸置疑,过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经济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甚至在文革期间使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崩溃边缘,现在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仍在,政府这只"手"伸得过长也是当前部分人认为"国进民退"的主要原因。当前进入发展"新常态",要充分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就必须激活民营经济,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造成民营经济举步维艰,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种理念要更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
3、从"桑弘扬之问"看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我国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存在一直是饱受争议的。特别是当前一些国企垄断转行、傲慢自大、腐败滋生,使民众对于国有经济的看法日益趋于负面。一些激进人士甚至认为,我国应将所有的国有经济全部都私营化,使全民都参与到国有经济占有的顶层经济。但是,全部私营化能否解答汉武帝的财政大臣桑弘扬的三问呢?国有专营的支持者桑弘羊与众朝臣辩解时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因为若将其全部国企私营化,这必将"弱中央、强地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或许会突破"统一文化"的边界,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经济,我们应当考虑的并不是要怎么消灭,而是要怎么改革,怎样改革才能使国民受到的利益最大化。最关键的还是要让其充分进入市场,让市场作为其导向或许是最有效的手段,而若要让市场在国企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则势必要在国企推行政、党、企分开。
总的来说,读完这本书真的受益匪浅,思维得到了拓展,思想得到了加深。但是这本书也不是完书一本。书名尽管有向史学大家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致敬之意,但从我浅薄的阅读和知识积累来看,吴晓波作为一个从记者转型专攻企业史、经济史的非专业学者,跟他的《激荡三十年》一样,这本书虽然条理清晰,写得十分精彩,可读性强,但是从内容上看存在许多硬伤,实证不足,逻辑生硬,惯于先下结论,研究不缜密,并不能当做严谨的历史著作来学习。尽管如此,对于一个没有经济学背景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经济史入门书籍,值得一读。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一)
——"自由主义经济学"浅析
近日读了吴晓波所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下称《历》)一书,在钦佩作者对中国两千多年经济(变革)史所做大量梳理和总结的同时,也为作者并未将所著内容与基本经济学原理做关联而感到遗憾。本文即是希望建立这种关联的一种尝试。
一。存在"西方的"牛顿力学 和 "东方的"牛顿力学之分吗?
在自然科学中,恐怕没有人会认为由牛顿(西方人)发现和发明的各种科学定律 和 技术会在东方国家"不适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东方国家运用各种(最早)产生自西方的技术顺利地取得了各种成就和进步。
但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至今仍然会有很多人会觉得由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理论不适合东方国家。当然必须承认东、西方国家由于其各自文化、历史、传统、地理位置等的差异,造成起源于西方国家某些法律、习俗、制度 等不能直接照搬到东方国家,但我认为这些只是东、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技术层面"上的方式、方法的差异。从更为根本和宏观的"原理"层面上看,东、西方国家人文和社会学科基本的原理、理念、思想、原则应该是一致的。正如无论东、西方人在外表上的差异有多大,但是从基本的生理结构和特性上看,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因此虽然经济学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是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样摆脱不了基本经济学规律的影响。这就是我读完《历》后最深刻的感受。
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讲什么?
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有一本名著《国富论》,这本书介绍了两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还有其它相关内容):1. 分工;2. 看不见的手。 这两个原理如同两根支柱支撑起了整个经济学这座大厦。但是随着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日益繁复,人们似乎越来越陷入对于经济学细枝末节的研究,反倒忽视了这两条基本原理对于经济和经济学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就如同人们在同时容易赞叹一棵果树的茂密和 果实的丰盛,反倒忘记了整棵树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有了树根和树干的支撑。 在我看来"分工" 和 "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学这棵大树的树枝和树干。
《国富论》(英文名:the wealth of nations)最早被翻译成中文时叫做《原富》,其主旨是讨论一个国家的财富的究竟产生自哪里? 亚当·斯密 认为了,"分工" 和 "看不见的手"都是促进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分工"能否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难理解。因为分工能够促进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世界上越是"分工"繁复的地区,往往也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看不见的手"能促进经济繁荣,应该作何理解呢?
其实 "看不见的手"是一条更为根本的促进财富增长 和 经济繁荣的原理。它的主旨说来非常简单:保障经济活动参与者自由、自发、自愿地去参与经济活动,而不要对其进行 "不必要的"外在干预——是保证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
亚当·斯密有句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饮食,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都是处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看不见的手":屠户、面包师和 酿酒师 努力为我们制作出美味的食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管理机构"命令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他们为了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自愿、自发地,按照自己的禀赋、才能和 愿望参与到各自的行业和经济活动当中。
亚当·斯密和其它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促使一个经济体繁荣 同时在整体上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保证经济体内的个体享有"自愿"、"自发"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并且不受外在与其"自主意志"相违背的强制力的影响,只有这样一个经济体的资源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其效率和效果也才是最优的。正式由于对"自由"作为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的重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开创出的经济学也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了当时英国王室和社会的重视,在英国、荷兰等一些"海洋型"西方国家逐渐得到了推广和实施。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后来工业革命和各种新兴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 金融创新 发端于英国的重要原因。
除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有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很流行: 重商主义。与强调保证参与者的"自由"不同,重商主义认为经济强大的关键在于必须利用"有形的手"——国家/政府的强制力,或者强制力的种种形式(比如政策、法规、行政命令 等)来"有目的地"主导、计划、执行、监控、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实现一个"预先"规划好的经济繁荣的目的。可以看出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重商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活动要由一个"主导力量"或者"中央机构"来规制的经济运行,而不是依靠众多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本身"自愿"、"自发"地、看似毫无规划 和 目的地去发展经济。
那么到底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合理和有效?还是"重商主义"经济理论 更为合理和有效呢?其实答案早已明了。在现代社会中由"自由主义经济学"演变而来的"市场经济理论"早已被证明比由"重商主义"演变而来的"计划经济理论"更为合理和有效,并且得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认可和接受。但是为了"求甚解"我们还必须在问一句: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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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体内部交易的活跃程度则依赖于交易主体对于各种与交易相关的"知识"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例如如果一个面包师要想尽可能多地达成交易——卖出更多的面包,那么他就必须熟悉和掌握与"卖面包"相关的各种知识:如何选择原材料、应该如何制作面包、如何包装、店面选址、宣传策略、顾客偏好……只有一个面包师掌握了足够多的关于"卖面包"的知识之后,他才可能卖出跟多的面包。同理一个经济体当中任何一种交易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交易者必须尽可能掌握与交易相关的知识——才能更多地达成此类交易。所以从宏观上看,一个经济体交易活跃的前提条件是——经济体内必须具有足够多和丰富的"知识"被交易者所掌握和运用。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知识"并不仅仅指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我们称其为"显性知识"),它同时也包括各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对与交易相关各种"隐性知识":理解、感悟和 经验(比如一个面包师对于烤面包火候的掌握)。不难理解除了各类"显性知识", 各种"隐性知识"对于经济体交易的活跃程度 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分析了"知识"与交易活跃程度 以及 经济繁荣程度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要优于"重商主义经济理论"(计划经济)了。因为要促成经济繁荣(交易活跃),一个经济体必须先要有"巨量"的知识体系的存在和运用,由于这个知识体系的庞大和复杂(归根结底是因为外界环境和人们需求的庞大和多变)乃至各种"隐性知识"的存在,因此与能够保证个体"自由"参与经济活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发现和运用各种知识的"市场经济"相比,限制个体参与经济活动自由,依赖"中央管理机构"中的少数人(要知道这些管理机构也是由"人"组成,他们的学习和认识能力与其他人别无二致)来主导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人为地)抑制了知识体系的发展 和 运行,因此相对而言其无法促成交易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1400字
从《四世同堂》到《白鹿原》,从《白鹿原》到《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我读的第一篇浩荡的时代小说,是高二时的《四世同堂》,从前桌那里翻了几页,便被那时代变迁的风起云涌,洪流之中的人情冷暖所吸引,正恰当年还未疑心教学中对当代制度的美化,这书自然是作为同情旧时代人们的佐证,虽是伤怀,底色却是身处新时代的庆幸和骄傲。时至今日,已走出校园近五年矣,那种庆幸和骄傲稍退了些,想必再读,要读出个借古讽今的味道来了,难怪老舍先生当年被批判为反革命大毒草,被逼的投湖自尽。只是,时光久远,书的情节已记不起来了,于是,又遇到了这本《白鹿原》。我是通过电影知道这本巨著的,也许是电影不够精彩吧,因为电影除了地道的陕西口音和香艳情节能勾起我的一些兴趣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出彩或者震撼的部分,对书也就没有了找来读读的冲动,上周偶然看到一篇文章,言及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又把原著夸了一番,恰巧许久没有读小说,便找来看了看,哪儿想啊,这一看,似乎又回到了读《四世同堂》时那种废寝忘食的状态来了。同样是时代的变迁,只是立意不同了,老舍先生分明刻画了旧时代的丑恶,而白鹿原似乎描绘着传统宗族社会的安宁和美好,一派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景象,村民们安守着传统的道德伦理秩序,白嘉轩同志也一边致力于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经营着家庭生活,一边履行着族长的义务,努力的塑造着道德楷模的形象,维持着仁义之村的招牌。读至此处,全然不见旧社会的丑恶,尽是袅袅炊烟的美好与安宁。反而是黑娃与小娥冲破世俗枷锁的惊世骇俗,成为了这安宁与祥和气氛中的杂音,随之而来的,是时代潮流呼啸而来的灼人气浪,国民革命,清帝退位,民国初立,军阀混战,国共合作,内战爆发,抗日战争,继续内战,直到白鹿原解放,在这跌宕起伏的时代浪潮中,白鹿原一边被动的理解着似乎是突然发生的激烈的变化,一边在洪流之中被碾压着撕裂着,原上的人们,继续着自己的故事和宿命。人啊,想要安宁而不可得,即使是恪守传统道义,也依然无法躲避时代的摧残。我对妻说,读罢此书,心生悲凉。这时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恰好读到了新中国部分,白鹿原上的故事似乎在吴晓波的书中继续着,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大跃进,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原上的农家们,在新时代里继续飘摇着。由不得自己。吴晓波说,在新中国建设中,农民最先得到了背叛,期待中的美好生活没有来到,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卷入厄运,才在包产到户时才回归正常,而此时,土地所有权早已易手了。读到此处,我心中泠然冒出两个字来,“炮灰”!近代的世界,人类已经通过科技获得了巨大的能力,弱肉强食的生存格局渐渐形成,无论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火炮终究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虚弱无力的老大帝国被后来居上的列强蹂躏,这才开始了百年来的中华民族崛起奋斗。格局如此,弱肉强食,已是定局,由不得你我,即便在国家内部,也一次次的上演着这冷冰冰的现实,弱者之肉,强者食之!吴先生分析鞭辟入里,虽然有些政策性建议窃以为不切实际,但先生的大历史格局令人敬佩,受益匪浅,只是,从根本上来说,公平公正,从来都不是理所应当的,也不是顺乎自然即可发生,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里,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才不至于被时代所遗弃,才真的拥有争取公平公正的资格!
“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从此世界的时钟再次从西方摆向东方,从五千年的历史来看,有4500年的时间,世界的时钟都在东方,只要办好我们自己的事,中国的崛起已是历史潮流。中国的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克鲁格曼则预言正在崩溃。这样的两极分化不但没有消解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显得更加迷人。吴晓波通过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和逻辑。这也是熊彼特的通过理论、统计和历史来进行经济研究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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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管仲、商鞅、汉武帝等一直讲到了改革开放,历代经济改革其实一直都在围绕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开放与封闭、国有与民营这几个主题展开的。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统一的维持。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种国家治理逻辑显然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的冲突性。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历史学家傅斯年曾给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中国只要有70年的稳定期,必定大繁荣,“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无不是两三代人的事情。但是改革过程中,历朝历代都经历着“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这一失失衡的原因就是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很多人觉得中国近代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实际上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甚至和美国的起步,基本上是同步的。所以文化、制度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历代经济改革的历史来看,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权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得失,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吴晓波。吴晓波是个名人,就不浪费笔墨介绍了,感兴趣的总能找到丰富的资料。不过,眼神不好的我,刚开始把吴晓波看成王小波了,罪过,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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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治理国家,必然和经济管理联系在一起。经济宽裕,国家自然富强,人们安居乐业;经济低迷,则要么被外人欺辱,要么国人揭竿而起,后果都不妙。一句话,没有钱,不好办事。
个人看来,《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还是值得一读的,读完之后,你至少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经济管理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书中,各朝各代的经济管理者各展所长,在历史舞台上或长袖善舞,或执刀前行,无论他们的结局如何,我对这群为理想而奋战的人们表示尊敬。
书读完了,没觉得有成就感,反而有点沮丧。因为越读,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不知道的太多。比如我对这本书里面的很多名词就不懂:青苗法,均输法,井田制等等,之后还是查百度才明白些许;还有书中许多对中国经济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以前对他们的了解或仅限于名字,或存在误解,比如王安石,宋子文。怪不得萧伯纳说:好书读得越多,就越让人感到无知。
当然,书,只要去读,就会有收获。如果加上一点自己的思考,得到的就会更多。
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明清以前,我感觉一直在重农和重商中徘徊。一段时间重农轻商,一段时间是重商轻农,特别是在朝代更迭的时候容易发生改变。本末倒置这个词中,本为农业,末为商业,所以处理本、末的关系,是各个时期经济改革家门首要的任务。商鞅是重农的,桑弘羊是重商的,到了汉武帝,又开始重农了。而到了宋朝,朝廷的控制力弱,商业高度发达。明清时期,因为稻与棉的技术成熟,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稳定的自我循环封闭式农业社会,缺少了和外界的联系,错过了发展的时机。
看现有的经济管理方法,很多都是古人用过的。比如现代专营制度,便始于商鞅的盐铁专营。烟草行业最挣钱,由国家专营;石油、通信、电力、食盐也都是的;不过食盐的专营制度2024年11月已经废除。还有国有企业,古代已经有了,比如宋代,政府就控制了茶、盐、酒、醋等利润丰厚的关键性行业,这就是国营;而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利润少,不易监管的行业,开放给民间经营,这就是民营。这种商业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引出了两个新名词——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
这本书对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及现代经济管理情况进行了简单地描述。陈毅任上海市长时与投机分子的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桑弘羊和王安石给我的印象更深刻——虽然他们的方法类似,但陈毅市长的故事更生动。
还有一个感受:在经济管理这个领域,法家似乎更有用武之地。
总体来说,这是一本概括性较强的书,时间跨度比较大,又限于篇幅所限,人物的立体感不够强,有的部分让人读得不过瘾,所以,想有一本新书来弥补我心中的这个遗憾。
读完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仍然是心绪难平。让我想起了曾在朋友圈写过的一句话:历史就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当你看不懂今日中国的经济现状时,不妨跟随吴教授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顺流而下,穿越历史的三峡,去看看中国经济变革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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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开头提出一个问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东西方历史何时分流、区别点在哪里?有一个精准的答案就是: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而这两个字的后面还站着三个怪物:集权、独裁、专制。大一统的文化心理和政治格局,贯穿了中华千年,并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和当今的政治经济形态。马克思曾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的,而政治、文化这些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的。
这本书讲述了中国历史的九个经济改革的案例,而在每一个案例中,都能够看到我们所熟悉的经济现象和治理措施。我且将这些案例作一概述。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经济变革,他们灵活运用价格手段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实行盐铁专营,垄断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同时鼓励消费,修筑宫室,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对外以商止战,和平称霸。战国商鞅变法用“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将秦国变成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军爵制度打破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与隋唐的“科举制度”一起打开了文人武士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郡县管理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商鞅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治国理念受到了毛泽东的推崇,在很多时期都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态。汉初文景之治轻傜薄税,修养生息,国库丰盈,却也导致了地方势力庞大,中央集权旁落。到汉武帝时期,统一思想独尊儒术,对外大动兵戈扩张版图,桑弘羊变法均输平准,实行统购统销物价管制,权贵经济形成。同时国营化增加的财政收入,大量用于军费开支,致使民怨愤起,武帝晚年黯然罪己。新朝王莽围绕财政、货币和土地三大核心课题开展社会主义改革,试图实现均贫富,鲁莽激进,失败告终。唐朝李世民“小政府、大社会”,轻税简政,加大对外贸易,营造了空前的盛唐气象。晚唐刘晏重启桑弘羊措施,却无法挽回败局。北宋王安石大刀阔斧地对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进行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实行强悍的国家主义。以清官之身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并被蔡京等后来者推向极致,导致北宋灭亡。与王安石同时期,欧洲开始出现自治城市、自由人、自由的大学和自由的思想,世界时间的钟摆开始由东向西摆动。长达500年的明清时期经济停滞,治国者们以“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以“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水稻”和“棉花”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国民性都造成重大不可逆的影响。直到现在,桃花源式的“男耕女织”仍然是我们很多人心中的“唯美主义”。这一稳定状态被鸦片战争打破,洋务运动是晚清内外交困时无奈之举,变革轰轰烈烈却无法扶大厦于将倾。国民党政府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连续失误,同时在土地改革的无所作为,使其最终输给共产党。建国初期陈云在上海整肃经济取得成功,全国逐渐建立起封闭、垂直的计划经济模式,国家以无处不在“看得见的手”调动经济的每一个细胞。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济彻底紊乱,到1976年前,中国与世界基本绝缘。1978年总设计师启动改革开放,放权让利,经济全面复苏,增长迅猛。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面目全非,许多坚硬的东西被打破,利益格局出现变化,历史上的景象再度重现,即权威旁落,中央财政窘迫。1991年朱镕基出任副总理,随即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以其霹雳手段整顿经济秩序,实行分税制,启动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98年他当选总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以“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之后又率领中国加WTO。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向垄断上游产业,国有资本阔步前行,民营资本遭受排挤,分税制使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金作为主要财源,房价水涨船高。2024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又一次的“国进民退”,致货币严重超发,通货膨胀压力增大。2024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此时全球经济低迷,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共识缺乏、公平危机等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在“历史的三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
这本书从春秋时期一直写到2024年。作者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经济犹如一条大船,行驶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左岸是“稳定压倒一切”的集权,右岸是“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分权。太集权会造成创新不足,经济低效,太放权又会使权威旁落,还会加大贫富悬殊。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点,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来未曾稍改。
读书的过程是思想激荡的过程。我不由得被那些改革家的魄力而折服,为他们付出的代价而叹息,商鞅被车裂,满门抄斩,王莽被流寇杀头,王安石黯然离场……他们或是为了强国,或是为了富民,或是想挽狂澜于既倒,或是想扶大厦于将倾,无论成功与否,都值得我们致以遥远的温情与敬意。至于成效,正如作者所说的:“任何制度如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机制,其最终的形成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
读书的过程也是回忆的过程。80年代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拿着粮票、肉票、布票排队买粮、买肉、扯布,批个条子买回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制,下岗再就业成为热词。当我读到这一段时,脑海里浮现的是那个纺织女工卖早点的公益广告,还有刘欢的《从头再来》。正如书中所说的,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是“在经济复苏和物质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可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在经济改革的战车中,有的人搭上了顺风车,有的人却做了铺路石。
从作者写这本书到现在又过了五年。这五年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不断为中国经济注入新鲜活力。互联网产业迅速发展,电子商务蓬勃崛起,同时也迎来了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的自媒体时代。技术带来的破壁效应,促进了传统行业的再造,如金融领域,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对传统银行的颠覆,政府的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金融管制壁垒打破,民营银行正再度回归中国经济舞台。
“读史使人明智”,纵观中国数千年的经济发展道路,形成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深刻理解。未来中国必然还要经历更多的经济变革,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将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将个人目标融入国家任务,就会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洪流,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就不再遥远,中国经济的这艘巨轮将在历史的三峡中长风破浪奋勇前行。(霍聪)
吴晓波的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经推出便获奖无数,好评如潮,最近偶得,如获至宝。全书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坦陈变革的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深入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闭环逻辑和规律。内容实有借鉴意义,且发人深省,确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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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说,如果在300年后再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几十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将被颠倒过来,第三流事件是冷战的结束,第二流事件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而第一重要的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三大特征是伟大、非计划和意外性,认为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中国经济仍将以这种意外性继续发展下去。
可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一件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情,既然重要且看不懂,那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必将成为西方世界一个一以贯之的心结。而吴晓波先生的这本书,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视角,回溯到我们自己的历史的源头和深处,以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什么东西导致了我们现有的经济状态,以及中国式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
该书认为,中国一直以来且必将坚持下去的文化内核是“大一统”。经历历代王朝的演变,中国上上下下都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中国人最害怕、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而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大一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历代统治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具备卓越的智慧。
吴晓波在书中提出了两个研究工具对中国历代经济变革进行观察和分析。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发生在历史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其次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大基本制度,大一统的中央政权要想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模式、全民思想控制、社会精英聚集和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众多制度创新均围绕着这四大基本制度展开,在工业文明之前,它们分别呈现为郡县制度、独尊儒术、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
全书从春秋的管仲变法开始直至十八大召开共用12章的篇幅,以时间为轴,重构了历代变法全貌。我们在书中可以见识到自由主义市场大师外加凯恩斯主义鼻祖的“穿越人”——管仲,如何在放活微观(降低关税,破除贸易壁垒)和管控宏观(盐铁专营,税收创新)上大显身手;体会到“商鞅变法”所开创的郡县制、户籍制和土地私有化的不世之功;理解汉武帝和桑弘羊如何通过“独尊儒术”、“推恩令”、“平准”、“均输”和“五铢钱”施行历史上第一次政治配套体制改革,最终打造成了中国式帝国模板,但又在自己的暮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坦诚自己政策失败;也会搞明白在历史大势的分合数百年之后,刘晏如何复活桑弘羊之政将垂死的大唐王朝从坠落的边缘拉回来,理想主义的“王安石变法”如何走向惨烈失败,如何使得后来的统治者彻底放弃体制内创新,将中国带进闭关锁国的死胡同的;也会最终理解从“洋务运动”到“四万亿”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六次“国进民退”的因果关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始终处在“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历史的闭环之中。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81年的2月,汉帝国的朝堂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一方是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极力反对国营化的大儒,另一方则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在这场辩论中,大儒们慷慨陈词痛批国营化政策“与民争利”、“官商勾结”、“权贵经济”的弊端,但并未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桑弘羊则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的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如何破?这场辩论的内容,被编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中国经济政策为维护大一统而自然形成的制度性闭环从中可见一斑。
返回现在,大家可能会认为如今中国经济体量已如此之大,经济和产业结构以及外部环境已非古代农耕社会可比,再说这些两千年前的道理又能有多少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应清楚的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也在经历着从联产承包和集体经济的增量改革(放)——88年的物价闯关(乱)——94年配套体制改革(收)——98年的“三驾马车”(国企复苏)——08年的四万亿(第六次国进民退)——2024年的国企混改和全民创业(再放)的历史循环?所以说,如果我们搞不清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经济这一循环,就无法弄明白中国经济从何而来又要向何而去。
读完这本书,我们至少会搞明白两件事:第一,最近30多年的中国崛起只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现存的“国有经济”、“土地财政”、“金融业市场化滞后”等所谓“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现有制度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
按照吴晓波的结论,中国式的改革在可见的未来,将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民主。而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在中国都如同一盏大红灯笼上的配饰,而非光亮本身。
俾斯麦说,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航船,而“时间”在谁一边,谁就必将崛起。毫无疑问,中国正处在自己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就在眼前,另一方面“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正等着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实现。
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基因突变”式的解决之道。吴晓波并没有在书中提出跳出这一闭环的方法,但闭环的逻辑,显然不能成为我们裹足不前、投鼠忌器的理由。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迎难而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中国梦”为奋斗目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有理由相信,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终究有一天我们不会再为“闭环”所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会实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心得与读后感
樊子悠
这是一本我看了之后爱不释手,并且向身边人强烈推荐的书。被称为神作不是没道理的,很少遇到过让我在短时间内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划了又划的书。
书虽然很薄,可是知识点之密集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即使你完全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你也必须承认看他的书能长很多见识。
对于汉唐为何而强,明清为何而颓的分析非常到位,所谓的黑暗专制并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可能更多有当时人的妥协平衡与无奈,能够体会到钱常说的对古人常保留一丝温情和敬意背后的深意。
严格说起来,钱穆是经学家,而不是专业的史学家,这本书难免会有史料上的未及之处和漏洞,我们看个总体的分析就好。
从分权和集权的角度
大体的趋势是地方权力逐渐向中央集权的过程。
汉代的地方政治制度可能是最优秀的,地方大员和中央官员在待遇和地位上都基体上平级。
唐代的中央政治制度则比汉代要更政府化一点,地方权力开始减弱。表现在地方大员的下属也必须由中央安排。
宋代开始向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靠拢,地方官员的权利也进行了分拆,削弱地方财政。
明代则更加集权,地方官员的权利进一步分拆细化,进一步削弱地方财政
清代因为是部族统治的缘故,将集权发展到了极致。
当然分权也不一定是好事,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就是中央一旦衰弱,就无法控制地方的豪强化,进而反过来下克上,造成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乱象。宋代也是总结了这个教训而进行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好处在于使得地方衰弱,无力对抗中央;但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却难以形成凝聚力,一旦中央政府被击破,基本上就是国家的整体灭亡。
当代商业上可以参考中国移动在各地分公司权力大的时候,展现出的活力和创新力,以及在权力回收总公司后,展现出来的官僚化和迟缓化的表现。
从皇权和相权的角度
大体的趋势是皇权逐渐压倒相权,最后完全吞并相权的过程。
汉代的皇权相权是共治关系,甚至相权在实权方面更多,管得也更多。
唐代相权开始削减,从个人负责制,拆分为三个衙门的委员会形式。
宋代相权进一步削弱,没有兵权、财权、用人权和监察权。
明代取消了名义上的宰相,要行使宰相的功能则成为了权臣才敢做的事,皇帝只依靠内阁这种秘书处来办公。
清代在内阁基础上增加了军机处,实行皇帝政务不公开的秘密政治。
中国的皇相两权,比较类似董事长和CEO的关系,创始人需要有能力的人才为自己和子孙后代服务,然而要担心的是,权力放出去以后,还怎么保障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权力。
"田代姜齐"的故事并没不是孤例,历史上相权到达了顶点的最著名事件,是有名的"穿越者"王莽。当代商业上可以查看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和陈晓的故事。
从经济的角度
经济的问题比较复杂,大体趋势是从一开始的力役、兵役、土地税都要交纳,逐渐变为只有财役税收统一的形式。
汉代税收较轻,有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长时间免收田租的时代,需要全民服兵役、力役,可以通过付钱回避服役。不过国家对人民的责任不多,民间经济也更自由。
唐代的"租庸调制"是力役、财税都要缴纳,不过总体税比汉代更轻。并且国家对人民责任更多,比如土地政策上的"计划经济",后来转为"两税制",变为自由经济。
宋代将五代时期力役、财税都交纳并严重毁灭地方经济的"差役法",改为花钱消灾的"免役法",从此中国人再也不用服"力役"了。兵役制度采用了以终身雇佣形式的"募兵制".
明代从一开始的依据人口统计的土地统计的财税制度,走向了只收田赋的"一条鞭法",不过收银不收粮的形式,让人民还要受到商人的再次剥削,而国家也因为银本位的制度而造成国家资源被西班牙掠夺(中国缺少白银资源,"元"这个字来自于西班牙)。兵役则采用了唐代的"府兵制".
清代的经济钱穆没有说,我觉得可以一说的有康熙的"永不加赋"这样的理想主义政策,雍正的"火耗归公"、"养廉银"这样的现实主义政策。
从力役、兵役、财役都要交纳,向只有财役税收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古代的通信水平落后,兵役、力役需要精密的人口管理统计,需要长时间付出极大的精力物力和人力,所以最后都转向了相对简单的土地税收形式。而长期只收土地税又会让力役、兵役再次开始征收,导致人民压力越来越大。
而土地买卖的自由化则会造成大量的土地兼并,加上人口的增多,工商业的不发达,当生产力和人口关系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古代人类难以摆脱的"马尔萨斯陷阱"就会一次一次的重来。
从人才选拔的角度
大体趋势是从贵族、大族垄断向门第,再向全民开放;从推举到考律诗到经义,再到考八股文。
汉代人才是"选举"制度,比如地方推举,官员推举,举"孝廉"等形式。
唐代中国人拥有了考试的科举制度,把进仕之路向全国人开放,但依然以门第为主。
宋代门第势力已经衰落,科举制度真正的走向了全国人。
明代整合了宋代考"经义"不够严谨客观的事实,开始考变相的律体经义"八股文".
清代出于异族统治的需要,在考试上为满族等统治民族增加了更多的名额和更简单的上升渠道。
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世界上的很长时间都是非常先进的,而且也是中国的政治官场中少数几乎没有贪污舞弊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最优秀的人能进入政府机构。不过成功模式被人为的的单一化,也造成了最优秀的人不愿进入工商阶层等其他空间。
读后感
1、政治制度离不开当时的人事,脱离了人的动机这个关键,制度就只是单纯的条条框框。
2、政治制度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各个时代的制度之间,各个制度都有潜在的联系和交织。
3、看上去很好的制度也有变坏的一天,看上去很坏的制度在设立之初往往也来自于良好的用意,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在不停变化的,不要以现代人后世所处的世界准则来抹杀已往的历史。
4、决定制度的关键是文化,决定文化的关键是民族,决定民族的关键是生活习惯,决定生活习惯的是作息,决定作息的关键是自然环境,决定自然环境的是地理。所以制度的决定一定是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5、对历史和过去带着一些敬意和温情,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好一个时代的事,而人类是一代踏着一代的肩膀才站立起来的,不要因为有过黑暗的部分而将整个历史都全部抹杀了。这也是我不喜欢黑格尔和他的门徒们用国外的单一角度对中国历史的负面评价的原因。
最后再以钱穆的话作为结尾
"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说,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那里。"
"不要以时代事实取代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纵然有过失但总有其当时的存在意义,万不可将历史之过失全盘否定。只有学习得,借鉴失才能对当下改革有积极意义。"
看到这些话,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大师在主流的"民族虚无主义"下的执着和坚持。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兰因小舍
我始终觉得,对像我这种读书不勤的人来说,与一本书的相遇很需要缘分,就像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尽管粗略知道钱穆先生其人,但却是前不久才接触他的著述。而每每凭借这一点浅缘,却能领略往者光辉厚重的思想,于我真是平凡生活中一大乐事。虽常觉相见恨晚,但更多是"毕竟没错过的"喜悦而知足。
这本书很薄,是钱穆先生将其在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所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整理而成,择汉、唐、宋、明、清略举大纲,陈述历史上传统制度的机理和演变。本是闲闲地翻看,越看越入神,态度也愈发郑重。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将自秦至清的政治传统用"封建专制"四字一笔带过,是如此轻率取巧,粗暴斩断传统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智果,实则这"故纸堆"中有于今很多领域都可以借鉴的大智慧。二是感佩于钱穆先生平心客观的历史态度,讲史条理性极佳,文字不锋芒,却让人觉得从容大气,诚恳宽厚。虽非学术专著,但也叫人如灌醍醐。
历代政治制度,这一题目已极宏大,又与文化、人事相连结,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本书单就制度,从四方面限定在一个范围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觉得是相对谨慎合理的,有其内在结构机理。一是政府的组织,也即政府职能分配的角度,二是考试与选举,政府与社会连结流动的角度,三是赋税制度,财政经济的给养角度,四是国防和兵役制度,军事的保障角度。四个角度不是单独割裂,而是互有连接影响,用连系的角度看待问题。
(一)政府的组织
自秦至清,一共同特点是都有皇帝,若因此即判定其专制黑暗,未免武断,因一制度的由来和形成,都是要结合其国情来讲。如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市民集合至广场民主公选领袖,有其现实的可行性。而中国立国规模大,小农经济发展早,散布全国,当时要来推行民选制度几乎不可能,况且民众是否真能有效操纵政权,民意多大程度上切实还另当别论。
就中央政府来讲,历来有皇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因自大一统局面开始,皇室便和政府是分开的。从历代相权的演化过程,我们也能看出皇权地位逐渐提高,相权逐渐衰落的局面:汉制宰相作为政府领袖,掌握政府实权;唐宰相由领袖制变为委员制,分而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已分割相权互为制衡;宋撤门下尚书,仅留中书在内廷,军事财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则中书亦废,六部分头而治,形成多头政府;至清军机建立,六部仅作执行机关,无权对下直接发命。这也与上述皇权世袭相关,皇权世袭宰相却非世袭,皇权地位尊严不断升,政府的权不断降。这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问题,制衡越来越薄弱。
就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讲,自汉代官级扁平,转换灵活,至清中央在地方层层下派官员,不许地方有真正权柄,则是中央日益集权,地方政权逐渐衰落。这从某一程度是好的,由四分五裂至统一集中,有一凝固的中央,利于政令集中高效,保障执行。然而极而复衰,地方政权衰微也带来地方发展滞缓无持续性,不利于长远。
(二)考试与选举
自汉以来,除皇权世袭为制度正统外,政府里便无世袭制,可以说,历代政府是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原旨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自汉举孝廉,至唐将进士之门扩大打开,凭事实讲,其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也是科举内在精神。一项制度能延续存在几千年,必有其生命力,但运行越久,也像机器年久折耗一般,有其积弊。一方面,形成重文求仕的社会风气,加之传统政治"节制资本"的政策,引导民间才智竟求政治发展,抑制工商资本发展,造成政治上的臃肿病。另一方面,进士及第即可入仕途,人人有入仕的希望和机会(虽不论这机会大小与公平),再加上刻意地重农抑商,逐渐形成一平铺的社会,无法形成有力的团体组织,这于中央加强统治自是好事,但却使得社会没有力量,长久下来不利于推动社会的总体发展。
(三)赋税制度
财政经济是政治制度得以存立和延续的养料,自是有其重要地位。中国自来是农业社会,土地制度又可以说是经济制度的根基,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连。汉井田制已废,对土地采取自由买卖,轻徭薄赋却未能平均地权,无法抑制土地兼并之风,贫者无立锥,使减轻租税政策失去功效。汉扩大版图需财政支持,由此衍生出"盐铁官营"的政策。唐由租庸调到两税制演变,虽方便了征收,但一任农田自由转移,失却为民置产的精神,亦造成重复征收随地摊派现象,致使贫者愈穷。宋明清以下也基本沿袭两税,政府多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本源问题放弃了。土地制度的变迁改革本书未多加涉及,感觉也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四)国防和兵役制度
养育政府靠经济,保卫政府靠武力。如前所说中国社会崇尚文治,以文统武,但历代大多对军事这一块亦重视亦注意限制军队权力,尤其唐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以后。汉全农皆兵,分为卫戍,属民众对国家担负的义务。唐全兵皆农,府兵自给,武官立功,以功名奖励无实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中央文臣兼地方事,军权则集中中央,募兵制与长期防御政策不匹配,导致冗兵冗吏,加重财政负担。明卫所制度重归唐制,军队自给,但承平太久,军队制度亦有松懈衰落。清朝由于满族民族特性以及部族政权的巩固需要,初期军事力量较强盛,然也有和明同样的问题,国运隆盛,承平太久,有的八旗子弟一辈子不打仗,优渥特权自然会滋生松懈偏废。这个话题又是好大,强军事、定军心,在当代也是个重要议题吧。这块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不能强加议论。
也像钱穆先生自己说的,历史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本书也只是从几个角度截面来看历代政治制度演变得失,更多是科普读物,不是学术专著,里面的各种说法也未必准确,但作为入门级对历史并无专研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还是很合适的。我觉得,它所带来最大的启示,不在于学术方面的准确性有多高,对具体制度的解读有多精准,而是教我们郑重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启迪我们减少武断的思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的文化传统本是延续传承的,历代政治制度之得,之失,于社会,于组织,于个体,应该都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财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意义挖掘在于对待的态度,减少一些武断,多一些重视落实,旧经验里面寻求一些新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不失为一件很好的事。
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可以明晰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脉络和历程。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我深刻感受到,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太平盛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哲学思想,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深入学习、分析和实践历史经验和智慧,有利于我们更加坚定“四个自信”。我们要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从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制度实践中总结有益经验,指导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解决方案,总结实践智慧。
今天由昨天而来,现代由历史而来,我们要从现在走向未来就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全面否定历史,只有始终怀着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从何处来,只有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更清醒地看到我们将要往何处去。我们的自信应该从历史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中来,撷取精华,铭记历史的馈赠与教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昂首挺胸、阔步向前!
这本是继《万历十五年》之后又一本让我爱不释手的有关历史作品的书籍。被称为神作不是没有道理,薄薄的一本书,知识点密集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书中某些观点虽不太认同,但必须承认看他的书能增长很多见识。
文中内容不再概述,只说自己几点读后感:
1、政治制度离不开当时的人事,脱离了人事单看制度,制度只是单纯的条文。
2、政治制度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各个时代的制度之间,各个制度都有潜在的联系和交织。
3、看上去很好的制度也有变坏的一天,看上去很坏的制度在设立之初往往也来自于良好的用意。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
4、钱穆先生对历史和过去带着敬意和温情,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好一个时代的事,而人类是一代踏着一代人的肩膀才站立起来的,不要因为有过黑暗的部分而将整个历史全部抹杀。
钱老先生在这本书时,正值中华文明的低潮期,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承,许多人都生出了怀疑之心,而倾心于英美。当时不乏一些人倾向于对历史绝对否定,所以在该书中,钱老先生反复地提到一个观点,评价古代的政治体制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决不能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历史。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真真切切感受到钱老先生的执着和坚持!
以下为读后感大全编辑为你收集整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读后感,欢迎大家与身边的朋友分享吧。读书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一部分,相信对于作品这本书的阅读会让人心里感触很多。我们记录心得感悟的最好方式就是可以尝试产出一篇读后感。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读读此书也有利于把历史电视剧看得明白一点。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代的中国。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再者是中外制度的比较。孙中山曾经说中国古代政治比西方先进,这是实话。中国封建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越发完备和巩固,汉唐之时达到顶峰,盛极而衰,腐朽和专制越来越明显,终于到清代在内外的合力作用下把封建制度带到了终点。一百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封建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或多或少的占据着“子民”的大脑,正是由于发展完备所以封建思想的余孽才如此顽固,如此根深蒂固。相反,华夏文化发达之时,欧美只是蛮痍之地,放眼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资本的力量迅速壮大,美国更是称霸全球,原因何在,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这样看来,欧美国家正是因为封建体制的不发达、不辉煌锻造了资本的力量,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反而在当前世界中独占鳌头。对于中国来说,二战后的物质景象就是一穷二白、白纸一张,然而人民的思想却远远不是白纸一张,而是沉浸着中国两千年封建思想的余辉,思想的力量永远不可小视,两千年思想又不会在一代两代的传承之后荡然无存。物质可以摧毁,可以再建,思想由于不可见往往不能受到重视,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表面上看在制度,实质上在人民的思想,试想人人都赞成自由民主,人人都欣赏民权法治,国家制度又岂能停滞于此?
去年,爸爸买了一本名叫《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书,它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写的。不过,我并没有对这本书产生多大兴趣,因为一听名字,就会给人一种很枯燥的感觉,所以,我一直没动这本书。后来,爸爸无意中翻开了它,一口气就看完了,并对我说:“别被书名骗了,一点也不枯燥,很好看!”虽然爸爸这样说,但我还是等到半年后才翻开它。
一开始看,就觉得爸爸的话果然没错,我也一口气看完了。总的来说,这本书很长知识,推翻了我之前很多错误认识。
一开始,钱穆先生就讨论了汉代皇室和政府的问题,原来,古代的皇帝一般也不是为所欲为,亦有政府及其领袖--宰相与之抗衡。可是为什么先讲汉代呢?因为钱穆先生认为,在秦汉之前,都是封建统一,秦汉以后,才有更像样的政府,而秦代是汉代的开始,汉代时秦代的延续,所以先讲汉代。
之后钱穆先生又先后讲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及其考试、经济、兵役、赋税等制度。
唐、宋、元、明、清,是众所周知的,然而钱穆先生却没有讲元代,这是因为元代制度的野蛮,且只知道底层的一些片面。元代没有史官,汉人也无法当大官,所以元代的制度我们不得而知,《元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带着怨恨的明代人编写的。
平时,经常可以看到:某时期某家族很有权势,有时就会误以为官位也是可以世袭的,不然,古代只有一个职位可以世袭,就是皇帝。至于那些有权势的家族,不过是某人当官,家里有很多书,于是子孙有文化,也能当官。
这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了,在古代,有文化就能当官,要想有文化,就得读书。可在印刷术、造纸术发明之前,读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一根竹简只能写二十几个字,丝帛又太贵,而且它们俩都得用手抄。虽然官位不能世袭,但书可以世袭,书世袭了,知识也就世袭了,知识世袭了,官位也就“世袭”了。
离我们最近的朝代--清代,钱穆先生认为,它的制度没有几个可以称赞的地方,而且到后期极其腐败。清代,是一个专制王朝,不过它并不是皇帝专制,而是部族专制。
现在很多人认为(包括当时很多人),明清时期所有东北人都是满洲人,其实满洲只是东北的一个小村庄而已。搞笑的是,后来末代皇帝溥仪连自己家族的历史都没搞清楚,和日本人自称东北为“满洲国”。
看完这本书,在结合书中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代的制度,我发现一个制度不可能永远都是好的,当一个朝代被推翻时,下一个朝代的制度都会有所变化,所以,一个制度无论刚开始再好,终究都是要变“坏”的。
每当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历代政治时,“封建君主专制”总是第一个被引用的词眼。我们已经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尤其在近代经历过黑暗的侵略史后,更全盘否定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光辉之处。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作者钱穆向大家说明了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也有它争奇斗艳的一面,让我们对古代政治有了另外的感悟。
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是两条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皇权与相权之争,这两股力量的交锋相错最终是中央战胜地方形成中央集权,皇权打败了相权导致丞相被废除。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领土之大,人口之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滋养民主制度的土壤。我们更应该了解古代政治并非真是极端的君主专制。汉代的中央政府里面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分制划分了中央的权力,并且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就是皇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也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如果他真要一意孤行,那么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唐代皇上颁发命令需要先由中书省制定,门下省审批,最后由尚书省执行。就是封建专制严重的清代,也只能说是部族专制,仍非皇帝专制。因为皇帝个人并没有掌握整个主权,皇帝只是代替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我们也许不曾知道明制常朝有两种:一种叫御殿,即在大殿内朝会议事;一种叫御门,即到奉天门,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清朝故宫的午门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这样的古代制度类似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踪影。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把它批得一无是处。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存在冗官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宋代冗兵冗官现象严重是导致其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代时期也同时存在这样的问题。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又往上是省,即承宣布政使司,这三级之后还有三个分司。这样纷繁复杂的行政体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对比起今天中国当今的行政部门也隐藏同样的问题,部门之多,职责不明确,责任推诿。所以中国之将来,是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继续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改善,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勇往直前。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的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每项制度之变有其可变的限度,在变动中导出它不变的本源。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每当改朝换代之后总会有新的制度来统治新的时代,不断地寻求与本时代相适应的制度。所以当我们回首历史时,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历史,而不是一味地否定或肯定。同时我们更明白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只有与时俱进,找到符合实际的才是最好的。
历史终是客观事实,是一个个的偶然与片段组成的结合点。历史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从年前一直读到年后,断断续续竟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这本小小的书。读此类学术性很强的书籍,我向来读的慢。不过每天读一点,反倒读的下去。
豆瓣书评中,很多书友说书读起来稍感艰涩,因其艰涩难免让阅读枯燥无趣。诚然,钱穆先生在书中的用语和现如今的大白话相差甚远,但我反而觉得,书中的遣词造句尽显大家风范,很多语言和描述都值得反复品味。用某豆瓣友邻的话来说,别人需要长篇累牍才能讲明白的事情,钱穆先生三言两语便能道个明白。
读了这本书,我愈发觉得,天下道理,无不相通;讲政治的书,如果仔细体会,深谙其意,何尝不能用诸生活和工作中,甚至对人生有启发意义。
下面是几点读完本书的感受,记录之。
1.你知道的或许是不知道的
可能是受初高中历史教育的影响,也或许受影视剧荼毒,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皇帝往往都是“专制”“皇权”等等刻板映像。但是在书中可以看到,汉唐宋时期的皇帝并非独裁专制,“皇权”是受到“相劝”的制约的;到明代时,宰相虽被明太祖撤掉,但明朝皇帝依然受制于当时的制度,绝非专制;直到清代时,才实现了专制,但也并非皇帝个人的专制,而是皇帝背后的满洲部族的专制。但清代的专制也有其历史原因所在,绝不同于前朝历代。
而我们后世人好像以一清代就代替了历朝各代,确实既不客观又不公正。
这一点认识对我的冲击算是比较大的,自己笃信了十几年的事情,忽然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推而论之,生活中有多少我们觉得是对的、深以为然的事情,可能并非如此,但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是对的,便不会去追究其真伪,所以如非机缘巧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背后真相。
2.客观地看待问题
钱穆先生在书中说:“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后世人看待古代政治制度总习惯以“封建、专制”一言以蔽之,先不说光谈专制本身就是偏颇的,只说封建也不一定就是错的、不好的,细论起来,如果一个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错的,断不会延绵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必然是其产生之初利大于弊才会被大众所接受。
现代人总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如国外,但中国的教育制度延绵数千年,自有其道理在。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抡死。
3.避免上帝视角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此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也既“历史意见”。
而后世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用“时代意见”裹挟“历史意见”,未免是站在上帝视角。
这让我想到,作为互联网从业者,有时我们习惯性去点评别家的产品,大有一副指点江山的架势;但是抛开每个产品内部的环境和条件,以及其他我们不可知的背景,我们妄自评判实在可笑。
4、事情发生有其因果
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朝空降而成也不是一夕拔地而起的,自有其历史因由。
有些事情孤立地去看,只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去看,很可能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但是如果往回看看,追究事情发生的起源和历史,却能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推而论之,我们现在的所有处境,都是我们的过往造就的;遇事只停留在当下埋怨,不妨回到过去寻求原因。
5.谏官制度的思考
最后一点让我影响很深刻的是自汉唐以来就存在的谏官制度。
书中描写,唐朝皇帝和宰相议事时,谏官可参加列席。有时宰相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谏官却可直言;但谏官本身阶位却不高,皇帝听其言,是因为谏官本身职责便在谏言,不关乎其身份高低。
这让我联想到,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可以抛开对个人的偏见,仅就其职责和专业性看,沟通是不是会更顺畅;在此前提下,即使大家互有争论,但只从职责看,也断不会有大的不良影响。
大体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着关键的几处转折。
秦以前的中国,基本上为封建诸侯统治,没有形成体系。
秦汉才开始施行统一政府管理,中央设政府,地方设郡县。
皇帝世袭担任,政府里的官职则或推荐或考取不一定能世袭担任。
中国有着读书人治天下的悠久历史。
皇帝身边,来来去去的有门第贵族、军事集团、宦官团体,但一直有着读书人的身影。
后来,朝代更迭,皇帝无数次易主,但政府这一形式已经确立,后续大多是在此基础上的更变。
汉代为宰相治理全国;唐代三省六部制;明代则废除宰相由皇帝全权负责。
这些治理方法有好的一方面也存在弊端。
汉代宰相治理全国权利相对统一,有利于集中统治。宰相就有可能篡夺年幼皇帝的权利,形成外戚夺权,发展家族势力。
唐代三省六部制一方面把权利分给部门,决策时进行民主讨论,另一方面权利分散,容易造成互相推诿扯皮,不利于政务执行。
明代废除宰相由皇帝负责,权利也相对集中,但是有的皇帝几十年没有上过朝,在内阁办理事务,于是大臣和皇帝隔绝,给了太监可乘之机。
上面说的还只是各个朝代的政府组织,书中还讲述了各个朝代选拔任用人才的方式、对人民进行户籍管理及税收的方式、兵役及军队的运行模式等等,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这本书,让我对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制度是活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是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时期所产生的,肯定是有利也有弊的。
我们不能仅仅用现在的标准去完全推翻当时的制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吸取好的经验,防范有可能产生的弊端。
这本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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