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纵观世界上的伟大人物,他们无不是书籍的爱好者,而每个人对于作品,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自己的感想记录下来,写一篇读书笔记,优秀的读书笔记有哪些特点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1000字精选》,欢迎阅读,希望这些可以帮助到大家!
徐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本人今天终于看完了大陆的版本,相比较于繁体版本显然是删节了不少,已经有朋友指出了,本人就不多说了。但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真正对于历史本身而非盲目追求某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感兴趣的话,这个简化字版本的近代史仍然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书。
首先,这本书突破一般的观念,将历史的维度放大到了400年,成了一本400年的近代史。在这其中有助于我们建设一个大历史观,看到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平衡还是失衡的更全方位的因素。而这一点,向来是本人认为中国大陆一般人的历史观最缺乏的东西。我们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将历史事件的原因简单得归结于经济因素或者其它。这种思维的直接反动就是现在对于相反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认为西方式的模式移植到中国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社会变革。
而这本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刻画了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整体社会的社会意识和整体文化的状态。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最终的鸦片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重要,不如说整个近代史的冲突就来自于两种文化模式和意识的冲突,而两种文化的踫撞和互动中,又影响了历史本身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从这本书中得到最大的观点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交互式的前进。
其次,从这本历史书中我们可以跳出单纯的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刺激反应的模式。我记得在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历史教材就给我们这样的印象,鸦片战争以及二次鸦片战争导致了所谓开眼看世界,以及在器物层面的模仿;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导致政治体制的反思与改革;而巴黎和会则导致了整体思想的反思。这种递推的模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显然忽视了中国社会本身的主体性的问题。
本书所刻画的近代中国的历程则是一种反思式的推进,可以这样说中国从原先的模式中脱离出来,试图进入完全外来的模式,但是发现这本身并非从其主体出发,从而进入下一个反思的过程,重新认识自身的主体性。最后一个阶段的主体性认识可以说就是摆脱苏俄模式的共产政权,其领袖毛泽东最终取得胜利,完成中国近代重要的民族解放的任务。第三,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猜想。整本中国近代史刻画了近代中国本身的一条主线,就是求得民族本身的解放,是从整个国际体系的压迫之下摆脱,恢复自己的主动性。这一恢复最终结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之下。但是另一部分的解放,即个人的解放,显然没有过多的提及,甚至是在繁体版本。或许这应当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现代中国的命题,事实上我们正在前进。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本人最近看到的比较好的历史类读物,如果说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侧重于介绍一种历史的观点,而比较不注意历史事实的分析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只在那本小小的书中都说完了,那么这本徐先生的近代史,就是将宏观的历史思维和详细的历史事实相结合的好书。
这本书的确值得一读。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海外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对象,而中国近代史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和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成绩斐然,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
然而,国外汉学界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建立了一些新的理论体系,但是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以西方为中心,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在国外汉学界占据了很大的影响。不管是早期的汉学家如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还是当今的汉学家例如何伟亚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无一不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真正能够做到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站在中国本身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则寥寥无几,这样就不免造成研究中的偏颇,无法真正地揭示出问题的所在。
而这部《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一书则是西方汉学界少有的能够以中国为中心,从而研究整个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一部通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书作者徐中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誉教授。本书英文版是欧美学界公认的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指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国家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的中国仅仅是作回应的思想陷阱。(见本书第49页相关内容)
本书另外一个与传统史学观不同的是:作者把中国近代的开始定在了1600年,即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而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作者综合了两种学派的观点,说出自己的理由,将中西历史的开始回合与中西文明的直接碰撞之间作为中国近代的开端。作者指出,在19世纪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回合。(见本书第3页)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交会不可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而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见本书第4页)正是由于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中国才逐渐开始了与外界的交往,最终卷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本书原文为英文版,共42章,本书是简体中文版,由于种种原因,此书为只有29章的删节本,这也许是唯一的美中不足吧。不过总体看来仍不失为一部高水准的学术著作。
没有教科书的教条、没有过多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没有大陆版过多的删节,这版中国近代史让人觉得更加真实。作为中国近代史,作者并没有单独去叙述近代中国的衰败与名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而是从对近代有较大影响的清朝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末期,这早已超出了通常人们所认为的近代史范围,但正是“超出”的这部分才让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当前的图书市场上,介绍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充塞着各大书店,但这其中要么是像教科书一样的避重就轻,要么就是标准的主旋律,让人看了感受不到历史的气息。对于这本书的大陆版则更让人倒胃口,港版一千多页的书到了大陆就少了四百页,其中缺少的内容则不言自明。当然,除了一些被河蟹的内容之外,能够成系统的写清中国近代史也不是件易事,毕竟中国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复杂的东西。
第一历史已经随着时间而消逝,书本上的第二历史将随着文化的传承而代代相传,但是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掩盖也不容篡改的,所有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一定会尊重历史,不会将历史用于自己的统治,那种《1984》下的社会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和历史的惩罚。
一提到中国近代史,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就感觉到了两个字:可恶。当然,这是说外国人的。每每当我看到外国人如何如何霸占中国领土,如何胡搅蛮缠,使得中国政府晕头转向,答应他们无理的要求,我就觉得十分地愤恨:外国人,你们怎么能如此不要face呢?可是,当我看了《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后,我原先的一些片面的想法得到了一些改变。
这本书,给我的思想敲了警钟,它不仅告诉了我不少关于晚清的知识,更告诉了我:思考问题,不要太片面。
我读了《中国近代史》这本书的读后感,让我了解了很多,其中,认识了很多重要人物。
翁同和: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维新变法时期支持光绪帝进行改革,后被慈禧罢黜归家。其主要著作有《翁同和日记》。是一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研究清末历史的著作。翁氏家族的藏书在学界也是值得一提的,大概就在前几年被上海图书馆(貌似)购得。
这些历史人物,深深的记在了我的心里,他们的好,我都记住了。
我要像李鸿章那样,为中国的未来做奉献,书上说: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他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20xx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这本书对我的收益非凡,从中了解了很多近代时期的历史故事。
我们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和平,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须,那时通商制度的特别,因为事实的不方便,清廷法令的禁止,随随便便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中国对于法权并不看重,也就是说自动放弃,欧洲人那时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开明君主看,在他八十岁大寿那天,英国趁机派使来祝寿,那就能得到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并且利用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
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黄爵滋这就想办法上了一封奏折,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致以死罪,就世界大势论,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军民的执迷不悟与英国人因为鸦片而开火了,一军败了,再调一军,我们不能再抵抗!只能被迫接受签订《南京条约》。
我们之前的狂妄自大,麻木不仁,使我们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我们只会让国家日渐衰弱,而不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但事实确实名誉比国事重要,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足责的,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名族更如此!
鸦片战役虽然失败了,他们不承认是失败了,但是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考改革。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那时的人不知道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利用科学增加生产,真是可悲。后来慢慢地统治阶级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大大地长进,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遇的难关是双层的。
洪秀全信仰上帝,创立上神会,他的上神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他们的运动以推到清政府为第一目的,在定都南京以前,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同治三年,湘军在曾国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他想打到清政府,恢复汉族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
曾国藩的教育是从艰苦中奋斗出来的,在他的事业起初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他也没有政治优势力做他的后盾。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教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疏忽做事,以后他成了大事。
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读过《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后,我明白了:近代史虽然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却给我们带来了经验和教训,唯有增强国家实力,保证人民安居乐业,才能保证本国的稳定,维护好与外国的关系,在国际中占有一席之地。
没有教科书的教条、没有过多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没有大陆版过多的删节,这版中国近代史让人觉得更加真实。作为中国近代史,作者并没有单独去叙述近代中国的衰败与名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而是从对近代有较大影响的清朝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末期,这早已超出了通常人们所认为的近代史范围,但正是超出的这部分才让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当前的图书市场上,介绍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充塞着各大书店,但这其中要么是像教科书一样的避重就轻,要么就是标准的主旋律,让人看了感受不到历史的气息。对于这本书的大陆版则更让人倒胃口,港版一千多页的书到了大陆就少了四百页,其中缺少的内容则不言自明。当然,除了一些被河蟹的内容之外,能够成系统的写清中国近代史也不是件易事,毕竟中国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复杂的东西。
第一历史已经随着时间而消逝,书本上的第二历史将随着文化的传承而代代相传,但是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掩盖也不容篡改的,所有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一定会尊重历史,不会将历史用于自己的统治,那种《1984》下的社会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和历史的惩罚。
历史,作为我们的过去,提醒着我们来自何方,身处何地,走向何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历史却往往受到政治很大的影响,甚至有意无意地成为政治的帮凶。历史的清白永远只能成为追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被迷惑,不被欺骗。
对待历史,最好的态度是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尽可能的保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眼光去在书中寻找过去,并且时刻警惕自己的大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
出于上述目的,在经历十几年的为了意识形态的灌输的历史学习后,现在来阅读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未尝不是上佳之选,作者尽可能的试图跳出自己的思想局限来审视中国的近代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他的确做到了,很多历史的片段确实给我提供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些益处也无需多言,书的阅读价值也不需要我再来抬高,但我还想从自己阅读的角度上探讨该书的一些不足之处。
在描述历史中的一些人物故事时,有些小说的味道,比如蒋、毛之间党派头头的斗争,毛、邓在党内个人的纷争色彩有浓厚的渲染,对政治人物的私心不免有颠倒形象、夸张描写的嫌疑。作为历史书,我觉得尽可能的记录历史事实、真相内幕才是王道,郑重其事的分析人物心理大可不必。
此外,由于国内历史资料很大程度上未能得到公开,作者很大程度上大量的引用的西方学者的文献资料存在迫不得已的可能,但这样一来难免在对事情的判断上也有失偏颇,虽说现有的国内资料亦真亦假,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所以当我看到参考文献后面大量的英文文献和极少数的中文资料时不免感觉颇为遗憾,作者的观点不可能做到理想中的完全客观中立。
这也可能导致某些细节处就值得商榷,比如在陈述邓小平在五十年代反右倾时表明其担任中共总书记在毛的指导下负责迫害党内异见人士,这很容易让人理解成邓在那一时期的刽子手形象。而我查wiki百科发现邓当时并非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只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负责迫害一说未免太过简单粗暴。
阅读的过程中我感觉作者作为美籍华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陈述美国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影响时,或多或少的偏向于传播民主与自由的美国救世主形象,而忽略了国与国间的战略、利益斗争,尤其是在国共内战以及89年之后中美间的交流方面,美国试图拯救中国人民的高大形象无意中烘托尤为突出。
暂时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以上简单的分析也皆属个人揣测,分析也无非是想提醒一点,完全客观的历史书是不存在的,即使作者再努力追求,或多或少总会被自己惯有的思维意识影响,读者也是一样,双方都需要做的,就是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镜,尽可能的去认清每一个事实并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史为鉴。
我读了《中国近代史》这本书的读后感,让我了解了很多,其中,认识了很多重要人物。
翁同和: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维新变法时期支持光绪帝进行改革,后被慈禧罢黜归家。其主要著作有《翁同和日记》。是一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研究清末历史的著作。翁氏家族的藏书在学界也是值得一提的,大概就在前几年被上海图书馆(貌似)购得。
这些历史人物,深深的记在了我的心里,他们的好,我都记住了。
我要像李鸿章那样,为中国的未来做奉献,书上说: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他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这本书对我的收益非凡,从中了解了很多近代时期的历史故事。
读完这本书,我大概了解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经历了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奴役、压迫和反压迫的历史事件,它们如实地记载了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统治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如实地记载了革命和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殊死较量;如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的辉煌历史。
1840年,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
历史已经证明也永远昭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勇于探索和进取的人民,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勿忘过去,面向未来!我们要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国永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和血泪史,以屈辱外交为主线,贯穿了中国近代的经济和政治。
1840年,成为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以鸦片战争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
1840年,英国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发动了鸦片战争,古老、落后的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战败了,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南京条约》,此后又签订了中英《武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一系列的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屈辱与伤痛。
时光倒退到千百年前,回到大唐盛世,那是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亚洲的日本曾经向中国称臣,周边的国家也都与中国建立友好外交,中国国力可称世界之最。可是,自从清政府上台,闭关锁国等极端错误的政策就这样带着中国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清政府没有友好的外交,没有发达的经济,也没有优良的政策,一味的狂妄,一味的自大,一味的做井底之蛙,注定了中国将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衰败。果不其然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输光了中国政府的财产,也输光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发展本国经济时,而只有中国政府在火烧眉毛之时还在贪图享乐,中国就是败在了这样的政府手里。
1856年,英法等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英法俄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了中国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了。
1885年,法国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清政府又签订《中法新约》,列强取得了中国修建铁路的权利,1894年中国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赔款达到两亿白银,帝国主义强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中国的近代史虽然是一段曲折,饱含压迫的历史,但它也是中国走出封建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翻身当主人的历史,也是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的历史时期。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虽有帝国主义国家的阻挠,但在一代先进思想主义青年的不断争取和抗争中,在不断的吸取前人的经验中,中国的热血青年又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我们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和平,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须,那时通商制度的特别,因为事实的不方便,清廷法令的禁止,随随便便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中国对于法权并不看重,也就是说自动放弃,欧洲人那时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开明君主看,在他八十岁大寿那天,英国趁机派使来祝寿,那就能得到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并且利用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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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黄爵滋这就想办法上了一封奏折,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致以死罪,就世界大势论,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军民的执迷不悟与英国人因为鸦片而开火了,一军败了,再调一军,我们不能再抵抗!只能被迫接受签订《南京条约》。
我们之前的狂妄自大,麻木不仁,使我们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我们只会让国家日渐衰弱,而不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但事实确实名誉比国事重要,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足责的,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名族更如此!
鸦片战役虽然失败了,他们不承认是失败了,但是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考改革。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那时的人不知道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利用科学增加生产,真是可悲。后来慢慢地统治阶级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大大地长进,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遇的难关是双层的。
洪秀全信仰上帝,创立上神会,他的上神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他们的运动以推到清政府为第一目的,在定都南京以前,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同治三年,湘军在曾国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他想打到清政府,恢复汉族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
曾国藩的教育是从艰苦中奋斗出来的,在他的事业起初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他也没有政治优势力做他的后盾。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教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疏忽做事,以后他成了大事。
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读过《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后,我明白了:近代史虽然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却给我们带来了经验和教训,唯有增强国家实力,保证人民安居乐业,才能保证本国的稳定,维护好与外国的关系,在国际中占有一席之地。
暑期里,妈妈向我推荐了《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并让我认真阅读。妈妈说:“只有真正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才能理解并热爱这个民族。”看着妈妈认真的表情,我用力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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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由近代的史学大师蒋廷黻编写。这本书对我来说虽然有些晦涩难懂,但它就像一帧帧黑白影像,在我眼前徐徐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十九世纪所经历的一段特殊的历史。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有些片段让我觉得屈辱,有些让我觉得失望,还有些让我觉得应该有所反思。
十九世纪以前,中国没有邦交。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让国人一直沉浸在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世界里。当西方国家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国人却在鸦片的烟雾里沉醉。当西方的大船满载着武器大炮轰开国门时,清政府却指望通过签署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来换得暂时的和平。赔款、割地、开放口岸……清政府自以为是的外交成功,就像一道道狰狞的刀疤,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脊背上,满目疮痍。
鸦片战争的失败,终于让国人懂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开始推行内外合作以求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新建学堂,创建水师,挑选学生赴美留学,发展工业和轻工业。虽然推动中国向现代化走了几步,然而西太后的专政加上原就腐败的大清王朝体制,前进之路仍困难重重。接着戊戌六君子推行变法运动,提倡从上至下的政治改革--废八股文和调整行政机构。而后,太后直接囚禁光绪帝,杀死谭嗣同、杨锐等人,迫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国外。短短的一百天,戊戌变法失败了。
清王朝灭亡后,中国又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国民党政府上台执政,但是国民党的军阀割据却长达15年之久,然后是北伐和抗日战争。整本书的讲述到此戛然而止。可是,最终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建立新中国,而由共产党建立呢?我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在和妈妈的讨论中,我终于明白:原来国民党是在特权阶级的支持下才得以建立;而共产党是革命军,他的基础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共产党正好做到了这一点。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读完整本书,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年恰逢祖国成立70周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我们在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里茁壮成长。借用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我们肩负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祖国未来的历史需要我们来谱写,我们必将用尽全力,不负众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
作品就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面对书中的人物情节做好推理,认真地写一篇读后感,以下的内容“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是栏目小编特意为您准备的,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请关注本站!
不知不觉这门课程已经过去,虽然很短暂,只是概括地叙述了这段历史,但这门课程却留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鸦片战争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关注世界形势、交流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暂时地锁住了他人,却永久的锁住了自我。缺乏对世界形势的正确认识,盲目崇拜自我,夜郎自大,昏庸愚昧。清政府当时就是一只蹲在井里的青蛙,不明白天空有多大。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惊醒后,一下子就暴露了它的软弱无力,以及卖国求得苟安的腐朽性格。
一只被关在鸟笼的鹰,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鹰,长期的安逸无忧会使翅膀软弱无力,仅有将之放飞苍穹,不断经历风雨饥饿,才能使其啄锋爪利,成为真正的强者,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政府统治的中国就是一只被关在笼中的鹰,臃肿无力,鸦片战争打破了其闭关锁国的牢笼,将之放入残酷的现实中去,不断地打击,不断地经历风雨,最终使其褪去了清政府以及君主专制这层厚厚肥肉。所以,仅有紧跟世界局势,不断使自我接触这世界的残酷竞争,才能更好的发展提升自我,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
抗日战争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不论你是国土面积世界第三大国,还是人口世界最多的国家,都不例外,一个相当于中国一个普通省份的日本都使中国发动了八年的抗战才能将他彻底打败,这是一种什么实力,这更可突出实力的重要性。我们渴望和厌倦战争,但我们不能将和平的期望寄托在他人身上,靠他人“心境”好坏决定我们的命运,自我的地位,自我的生活处境要靠自我来争取。
所以,必须加强自我的实力,用自我的实力来保护自我才是可靠的。
解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仅有切实地为人民着想,才能得其拥护。代表大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权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进行独裁统治,虽然拥有优势的兵力,优良的武器,占据着国内重要的城市,在战场上却是节节败退最终被赶到台湾,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却是越勇,兵力越强大,最终取得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了农民关心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都是以农民的利益为主要目的,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为自我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使广大人民的心凝聚在一齐,一致抗敌,最终在劣势情景下取得胜利。
“以铜为镜能够正衣冠,以史为镜能够知兴衰”,历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材,里面的每个片段都记载了各阶层人民的经验和智慧,仅有懂得这些道理才能胜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已流传了千代,但真正能够弄懂的却是没有几个,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将这一理论运用的出神入化、游刃有余,最终引领了一个新的时代。
如今历代国家领导人都十分注意发展及解决三农问题、实施科学地发展观,废除“皇粮国税”,正使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最高端,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前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代已经在不远处向我们挥手致意。
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插图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2012年3月第6次印刷),是我在书店发现的颇为重要的好书。
蒋廷黻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书写于1938年,在民国销量颇大。本书反映出作者受到过严格的现代西方历史学的训练,并且观点颇为新颖。作者最独特的观点是:假如林则徐没有被免职(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由于不能摆平英国人,被道光免职),估计他会在广州和英国人干起来,肯定惨败,那样他的一世英名将被毁掉,而对清朝却是一件幸事,因为清朝惨败之后必然会提前开展洋务运动20年,我们也将比日本早发展20年,以后就不会有甲午惨败了。
这个观点很新颖,尤其是在林则徐早已被捧为民族英雄的情况下,更是颇吸引眼球。但我仔细想想,觉得经不起推敲。因为:(1)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不是没和英国打过仗,英国顺着长江快打到南京了,清朝终于受不了了,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如果英国在长江三角洲的胜利不能警醒清朝,难道在广州打败(如果不被撤职的)林则徐,就能警醒清朝吗?(2)即使洋务运动提前20年,如果不能从制度上做根本的改变,真的能战胜日本吗?
所以作者书生气颇重。
该书毕竟写于1938年,民国时期的历史,对作者来说是“现代史”,所以对孙中山、蒋介石歌颂颇多。这也是我不赞成的。现在我看中国近代史,逐渐形成了以下(可能比较独特的)观点:
1、落后国家要发展,尤其是东方落后国家,一定要经过一段集权、独裁时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经过这段时间,国家和地区就不可能发展。好好看看日本、韩国、我国台湾,乃至新加坡的发展,无不如此。
题的关键是:(1)很多人认为一步跳入美国或英国式的民主,才是对的。(2)经过独裁或集权之后,一定要过度到民主社会,而不能停滞不前。两者缺一不可。
东方国家,不走(1)而直接进入(2),成为世界先进国家的,至今没有先例。所以必须走第(1)步,绝不能因为(2)而否定(1)!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必须及时过度到(2),否则仍然会落后,会挨打!
2、在近代史上,李鸿章、孙中山的地位过高了。
实际上,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已经几经反复。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名声就臭了,一直臭到民国。然后梁启超等人为他翻案,说无论是谁,当时都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和李鸿章没有太大关系。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也为李鸿章说好话。到了1949年之后,大陆再次把李鸿章丑化,但1990年之后又逐渐为他翻案。总之,现在李鸿章基本上是个正面角色。
但我认为,李鸿章还是被大大高估了。孙中山也一样,国共两党对他的评价始终很高,都有历史原因。但真正细观历史,我认为他被严重高估了。算了不展开了,重要人物总是充满争议。
3、有些人的地位过低,比如左宗棠。
左宗棠收复新疆,从清朝到民国,再到现在,我们都认为左宗棠是民族英雄。我越看近代史,越觉得左宗棠的见识极高,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人。但是,我国对他的宣传还是远远不够,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收复新疆时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民族英雄刘锦棠(有兴趣的可以看我的《刘锦棠收新疆》系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在我国(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地位这么低,他的知名度远低于岳飞、戚继光、林则徐甚至邓世昌,也低于曾国藩和李鸿章。
蒋廷黻对左宗棠的评价同样不高。他认为:假如不是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当时清朝肯定有更多的力量建设海军,琉球就不会归于日本了。而琉球归属中国之后,在朝鲜的影响力也将更大。作者显然认为琉球比新疆,东面比西面重要。
对此观点,我同样不表赞成。难道左宗棠不收回新疆,李鸿章就一定能收回琉球,清朝一定能战胜日本吗?几乎不可能的。李鸿章一贯忍辱求和,不可能为了琉球和日本开战。而新疆的重要性,作者显然没有认识到。
4、近代史严重低估了一些媒体思想家(“公知”)的历史贡献。
具体地说,梁启超和胡适,他们不仅是文人,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思想家,而且极大地左右了历史进程。我们似乎只是在戊戌变法时才会谈到梁启超,并认为胡适只是民国时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这都大大低估了两人的历史作用。
一
在我原有的印象里,林则徐是一个民族英雄。小学时便有《虎门销烟》一课文,讲的是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于一八三九年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英国鸦片。“他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而万古流芳,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而我也大抵是仰慕他的。而阅读完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后,我对历史原有的印象与观念收到了根本性的颠覆,对林则徐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蒋廷黻的眼光来看,林则徐是一个典型的晚清士大夫形象。他空谈而高调,只知抵御夷族的方法是“民心可用”,却提不出具体的、确切的措施;他自私自保,在广东目睹了西洋的利抢利炮,深知一味“剿夷”中国将没有出路,却不敢违背当时清议而牺牲自己名誉,勇敢提出改革主张。在蒋廷黻眼里,林则徐是矛盾而悲剧的。
二
闭关锁国时期的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以天朝自居。中西间的贸易极为的少,起初西洋商人仅限于广州一口,买卖受时间限制,又不可随意出游,因而英国人采取了两次和平的交涉。可惜两次的外交都失败了,英国人碰了壁。后来他们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可以撬开中国的国门。这是无奈之举。随着吸食鸦片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级发觉这种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东西只会让国民堕落消沉,白银外流。于是就有了禁烟的呼声。
光绪帝对鸦片是最痛心的,对禁烟是最有决心的。统治阶级要求禁烟,其意志于是成了举国上下最主流的呼声。当然这样的一致呼声是表面的,因为相当多的人不这样看待鸦片的问题。禁烟是困难的,尤其是有外国人的干涉。而且广州地方官吏腐败严重,通商法令虽为严苛,外国人给了钱,官吏便会通融。若实行禁烟,则法令比原先更为严苛,于是官吏索贿力度会更大,其结果是烟没有禁,内外矛盾却愈发尖锐。这可以解释为何光绪虽然一上任便严申禁令,鸦片的进口量却不降反升。较为可行的方法是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出口,扭转当前的逆差局面防止白银外流。
可是士大夫阶级的顽疾之一便是缺乏大无畏的独立精神,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犯皇帝提出其他主张。在皇帝面前他们唱高调,逢迎附和:在私下里他们忧心忡忡,知道禁烟之不易。剿夷派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中抬头了。
林则徐被派往广州禁烟。他收缴了十三行全部的鸦片,当其他人以为他发了横财,不信他会真正禁烟之时,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毁了所有的鸦片。从中可以看得出他坦然无私,正直清廉。他是真的爱国的,希望中国可以抵御外夷的侵扰,从这一点应该肯定他的人格之伟大。可是他同时受到了时代的局限,一是没有去过西方。他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在开眼之前他对西方没有了解,他幼稚的认为英国人作战实力有限,“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二是作为士大夫,他极力想保住自己的名誉而不敢与清议有所冲突,即使他慢慢觉悟了,也保持着缄默。他在广东搜集的资料,请人翻译的外国杂志由魏源整理成《海国图志》,却启蒙了邻国,带去了维新的动力。
三
销烟以后,英国的舰队终于向中国开来了。道光看到定海失守后怒了,于是剿夷派偃旗息鼓,抚夷派在统治者的意志下成了主流。林则徐这个时候被革职,抚夷派琦善上任。琦善也是知道中外实力相差悬殊,抚夷能缓和局势,防止进一步的冲突。但是士大夫不信他,也不信民族的未来。鸦片战争爆发,琦善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
林则徐被革职是他的幸运,却是民族的大不幸。以中国的战争设备,如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来对抗西人近代化的洋枪洋炮,其结果必是以卵击石,主剿的林则徐将看着中国的军队败在夷族脚下,他将代替琦善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现实是他逃过了“千古罪人”的骂名,十足幸运!而如果林则徐没有没革职呢?他将必然输掉鸦片战争,而他的战败将引起巨大的震动,震醒还在天朝睡梦中的国人,中国的维新变革或将提前几十年。事实是,不服输的士大夫们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奸臣误国,是琦善受英人之贿把他驱逐了。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国家日趋衰弱,士大夫却还在梦中继续沉睡。
《南京条约》签订后,仇外心理日益加剧。地方官吏因为条约的缘故私人利益受到打击;外人进入广州城使广州人感觉尊严受损;五口通商使得上海日盛一日,广州富商受其影响。再这样的背景下剿夷派又抬头了。徐广缙晋升两广总督,他写信问林则徐驱夷之法,而林则徐说“民心可用”。
“民心可用”,这是中国历史上被说滥的四个字。林则徐身上有着士大夫的空谈高调,他只知民心可用,却不知道民心如何用,况且民心固不可失,拯救中国却需内政外交的双重努力。他所寄予重望的民心在英法联军侵华之时毫无抵抗的力量。英法打进广州城,人民反而帮助他们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四
林则徐是如此矛盾而悲剧的一个人。他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正气凛然,清廉正直。而他又如其他士大夫一样,被清议制约,重个人名誉过于重国家前途。他看清了中国的未来,却不敢牺牲自己,唤起其他人一同改革。他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他之后,中国的近代化之路还很漫长。
虽然我们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但是时势造英雄,中国的英雄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战斗,最终换来了今日的安宁与和平!
19xx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诞生了!共产党人用崭新的理论和务实的精神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沉寂多年的中国大地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母亲,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呕心沥血;为了祖国母亲不再受到欺凌,一批批共产党人燃烧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那封建黑暗势力的绞杀下,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脊梁筑起中华民族不朽的长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赶走了侵略者,带着对光明的憧憬,一步步走出暗无天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1949年10月1日,全世界都在聆听那最为雄健豪壮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终于如凤凰涅磐般诞生了!在这个崭新的国家,劳苦大众当家作主人,以百般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祖国大地万象更新,旧貌换新颜。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从此,中国人民从一个辉煌迈向另一个辉煌,东方巨龙在全世界人民惊诧的目光中腾飞、再腾飞!
掩卷长思,我庆幸我属于这个古老而年青的国度;我庆幸我属于这个伟大而辉煌的时代;我庆幸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
《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我看了好几遍了,我看的是徐先生的删减版的,虽然内容不是那么充足,但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真正对于历史本身——而非盲目追求某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感兴趣的话,这个简化字版本的近代史仍然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书。
首先,这本书突破一般的观念,将历史的维度放大到了400年,成了一本400年的“近代史”。在这其中有助于我们建设一个大历史观,看到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平衡还是失衡的更全方位的因素。而这一点,向来是本人认为中国大陆一般人的历史观最缺乏的东西。我们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将历史事件的原因简单得归结于经济因素或者其它。这种思维的直接反动就是现在对于相反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认为西方式的模式移植到中国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社会变革。
而这本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刻画了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整体社会的社会意识和整体文化的状态。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最终的鸦片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重要,不如说整个近代史的冲突就来自于两种文化模式和意识的冲突,而两种文化的碰撞和互动中,又影响了历史本身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从这本书中得到最大的观点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交互式的前进。
其次,从这本历史书中我们可以跳出单纯的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刺激—反应”的模式。我记得在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历史教材就给我们这样的印象,鸦片战争以及二次鸦片战争导致了所谓“开眼看世界”,以及在器物层面的模仿;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导致政治体制的反思与改革;而巴黎和会则导致了整体思想的反思。这种递推的模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显然忽视了中国社会本身的主体性的问题。
本书所刻画的近代中国的历程则是一种反思式的推进,可以这样说中国从原先的模式中脱离出来,试图进入完全外来的模式,但是发现这本身并非从其主体出发,从而进入下一个反思的过程,重新认识自身的主体性。最后一个阶段的主体性认识可以说就是摆脱苏俄模式的共产政权,其领袖毛泽东最终取得胜利,完成中国近代重要的民族解放的任务。第三,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猜想。整本中国近代史刻画了近代中国本身的一条主线,就是求得民族本身的解放,是从整个国际体系的压迫之下摆脱,恢复自己的主动性。这一恢复最终结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之下。但是另一部分的解放,即个人的解放,显然没有过多的提及,甚至是在繁体版本。或许这应当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现代中国”的命题,事实上我们正在前进。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本人最近看到的比较好的历史类读物,如果说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侧重于介绍一种历史的观点,而比较不注意历史事实的分析——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只在那本小小的书中都说完了,那么这本徐先生的近代史,就是将宏观的历史思维和详细的历史事实相结合的好书。
最近翻看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薄薄的一本,所以一口气读了下去。这本书是作者赋闲汉口时,花费两个月时间一气呵成的。尽管如此,却并不意味着它的资料肤浅。蒋先生本人是近代的留洋博士,修的历史学。或许正是他在国外学习到很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资料,对致力于国家统一的英雄人物所震撼,所以他衷心地期望中国能摆脱中世纪的困顿,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这本书是他对当时的中国的深深思索。它主要讲的是以中国当时怎样一步步学习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案。
大家都明白,中国的近代史要从西方的对外殖民战争讲起。因为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英国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带来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使人们先前对生存本事的恐惧自然消除,反而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当时是的俄、意、日国家都是在这种外界环境压迫下,走向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靠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一向等到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让那时中国真的没有感觉到有改变的必要,有着稳定的农业经济,完全满足人民的生活所需。并且在那之前两千年中国人充满优越感,因为周边那些国家确实在礼貌形态上相较落后。所以中国并没有在工业革命和新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明白他们所应对英国、法国并不是过去的蛮夷,英法等工业国家并不是到中国来朝拜进贡,而是贸易。那时的中国,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根本不明白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因而中国错过了其中一个外国人马戛尔尼来华提到的重构近代国家关系的机会,此后引发鸦片贸易,又因鸦片贸易引发战争,中国由此错过数十年发展机遇,直至两次被打败,方才有人意识到时代不一样而思考改革。
中国遭遇西方人的攻击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在被攻击的过程中完全有机会有可能转祸为福化险为夷,像日本等许多后发展国家一样大胆理解西方礼貌。以中国的人力物力,倘若像日本那样理解了科学机械,重构中国礼貌,那么中国不仅仅会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并且必须会在国际上重塑中国礼貌的辉煌。历史是不会改变的,而历史的经验我们是能够汲取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谁排斥改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所以,我国正在大力倡导的创新改革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之道,也必将永远处于进行时。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从外交角度解读清朝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我国的历史发展,但这不是一块完整的历史叙述而是断代史阐述。
一、谈谈蒋廷黻
蒋廷黻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是中国近代史上“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在学术上,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另辟蹊径,从外交的角度讲述中国近代史,从外交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原因。《中国近代史》折射出蒋廷黻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者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是对中国近代遭受侵略的一种深刻反思。虽然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其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并非完全正确,但其思考的精神,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后,进入了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读大学。在大学里,蒋廷黻主修历史学,兼修其他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他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他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望,想通过学习历史,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同时,由于历史系的课程枯燥单调,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了解了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国、意大利政治家是如何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的。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自然学科的教授们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而要求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和结论客观。这种训练使蒋廷黻终身受用,使得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能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事政治工作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对很多事有较为清晰的见解。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再次进入大学进修后,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就进了新闻学院。他不久便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后来,他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导师是著名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转了一圈,蒋廷黻又学习历史了。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
二、谈谈这本书
鸦片战争暴露了清朝腐败的政治、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八股式的文化、没有民族意识的社会,与之相对的是步入近代化的西方,这种差异甚至差距应该也与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有关联。
任何时代都有英雄。林则徐、曾国藩是优秀的人。
太平天国起义基本是历史的“重复”,而辛亥革命确实带来了新的东西,但军阀割据又暴露了中国大众缺少民族意识。
三、历史学
史料的选择往往会受主观意识影响,因此,对历史的解读会很多。提高学习历史的辨别能力建立在较强的逻辑思考基础上,不然可能会没主见。
导语:在古代我们先人就很注重数学的发展了。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欢迎借鉴!
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的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 157/50和 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 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
读史使人明智。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到手上捧着的这本崭新而又精致的《中国现代史》,待我轻轻地抚摸过她的封面后,我翻开了她的扉页。
近日闲暇之余,在淘宝网站上闲逛,一本名为《中国现代史》的书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商品中使我眼前一亮。就是你了,多日来我都在思考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路径和中国未来的走向的困惑将在你这里解开,我毫不犹豫地拍了下来,不多日,《中国现代史》便如约而至地到了我的手中,我欣喜着。
这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讲,先后用七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北洋军阀的末路、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展、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系列过程,最后用单独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属于中国现代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中的哲学、科学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和演变情况,让读者在为祖国和民族承受着巨大历史灾难而扼腕叹息之时,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有更深沉更深刻的思考。
同样,我的思考也由此开始。
1.1919.5-1923.12: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等13所大学3000多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扰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林、陆宗舆、张宗祥三个代表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贼。集会演讲后,即列队游行示威,这就是名垂史册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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