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观后感
文/铁任
王竞导演的古装片《大明劫》虽然有战乱四起的历史背景,讲述的是名将孙传庭和名医吴又可两个男人的历史交集,故事中充满刚烈的气质,却并没有因此忽视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冯波演绎的孙夫人,从一个具有东方传统文化底蕴的女性角度,对着那个遍布着杀戮、野心、黑暗、贪婪和饥饿的年代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给这片被瘟疫和战火肆虐的废墟,带来了些许母性的慈悲。
孙夫人在影片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陪伴了孙传庭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孙传庭从一名被临危授命刚脱囚衣又披战甲的儒将,到一名杀人如麻不择手段的悍将,斩过拥兵自重的将军,斩过无为的粮官和部下,斩过地方土豪,却也屠杀着患病的士兵,善良的孙夫人把一切看在眼里,装在心里,表面上还是那么波澜不惊,其实内心世界已经刮起了惊涛骇浪,即便这样,她还要努力做到的镇定自若,用淡定的表现稳定孙传庭内心的不安,在动乱的局势中稳定家庭,也稳定军心,从这个角度说她就是孙传庭在整个潼关,整场战争中唯一可以信赖的精神力量。
在大银幕上,表演是一点也掺不了假的,特别像孙夫人这样需要大量内心戏的绿叶型角色更是难以驾驭,一方面是的人物塑造,要进入孙夫人的状态,需要先了解孙传庭,他的人生,他的理想,以及正在转变中的性格,以及瞬息万变和政治处境,而后才能随之相应的演绎孙夫人的内心变化,基于孙传庭的复杂性和争议性,这个任务对于任何一名演员来说都意味着海量的功课要做。另一方面,作为孙夫人的饰演者,要和戴立忍这样气场强大的演技派演对手戏,演戏的一来一往不比打电子游戏,必须要调整出准确的状态,多一分出戏,少一分没戏,若表演不在一个层面上肯定砸锅。
难度可想而知,性格女演员冯波却能出色的完成任务,凭着不动声色的表演成为影片的一大亮点。有一些情景让人过目难忘,孙传庭在家中穿上盔甲,孙夫人站在一旁侍奉,看着丈夫豪情陡起,她也备感安慰,却无意中流露出一点淡淡的忧虑,这一段情感细腻入微;军营瘟疫横行,孙夫人去军营,让孙传庭带上面纱,孙传庭劝她暂时离开避开瘟疫,这一些情节生动朴素,人物立地丰满。如果说以上的戏份都是涟漪,那么孙传庭率兵追杀患病的逃兵一场戏,就是一场冲突激烈的风暴,孙夫人想救逃兵反被挟持为人质,被救出后亲见丈夫杀人,她对战争、人性和丈夫的认识,瞬间崩塌。
冯波是一位表演很有心,也很有潜力的演员,虽然作品不多,但每一次出现都能发出惊艳之光,同样王竞导演的现实主义佳作《无形杀》《我是植物人》可以算是她的两部进阶之作,特别是在《我是植物人》中饰演的植物人朱俐,从失忆状态中逐渐复苏,强烈的个性和李乃文碰撞得火花四溅。随着《大明劫》的公映,会有更多的观众和影迷通过大银幕欣赏到冯波的演技,而随着戏路的不断拓宽、阅历的不断增长,相信她也会在下一部作品中带来更精彩的表演。
电影《大明劫》观后感
《大明劫》是一部具有警示意义的影片,通过导演王竞抽丝剥茧之手,以战将孙传庭和游医吴又可的视角,分别从军、民两个方面,来解构大厦将倾的必然性与无可拯救性,诚然,国之将倾并非两人所直接导致,历史的悲剧也并非一天所写就,但临危受命的大将孙传庭,同样有很多人性弱点,虽然自己免于被杀,却在整军过程中大开杀戒,令人胆寒,唯有冯波扮演的孙传庭夫人冯氏,算是给大明这个即将翻页的封建王朝留下了一丝端庄与贤淑。
孙传庭由戴立忍扮演,作为从死牢中被突然放出,并委以重任的阵前大将,他人生的戏剧化逆转,也同样影响了整个家庭,包括妻与子。孙传庭,从名字上看,似有传宗接代,延续朝廷之意,但及时历史使命降临,全民打拼,依然无力回天。夫人冯氏,如古代千千万万女子一样,只能以有姓无名的方式存在于滚滚的历史洪流中。
如果回过头来揣摩《大明劫》,其实对于大明气数将尽苟延残喘这一段真实的历史,是从上至下,通过崇祯帝和孙传庭来进行的,尤以孙传庭戏份颇为吃重,无论是朝廷事,社稷事,地方事,事事操心,唯有家事,令他完全无忧,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贤内助冯氏。
如果说崇祯帝在闯王破城之际,上吊于景山的老槐树,足以证明在大明的若干年统治中,总算造就出了一个有气节的贵族,那么随着丈夫战败而投井自尽的冯氏,也是代表了名门闺秀的英烈与忠贞,同样令人记忆深刻。
扮演冯氏的冯波,其实可谓经典的竞女郎,在《大明劫》之前,就参演过《圣殿》、《我是植物人》和《无形杀》三部王竞导演的作品,并在国际上斩获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奖项。能有今天的成绩,以及导演的深度认可,并非是几个奖项可以代表和说明,冯波对表演艺术的追求以及在影视作品中的入木三分的角色刻画,才是她作为优秀演员的关键。
《大明劫》中留给冯波可供发挥的空间很少,但她并未因此而敷衍了事,据导演介绍,冯波曾为片中惊鸿一瞥的弹琴场景,自寻专业老师一学几个月,挑战八级曲目《将军令》,只为呈现最写实的表演而已。冯波的表演毫不张扬,非常内敛,却充满了角色魅力,这不仅是她演技所致,也是她对人物的深刻理解。明末明显不是一个花木兰、樊梨花、梁红玉、穆桂英们辈出的女英雄年代,但在几千年的传统礼制熏陶下的端庄女风,却一直保留完好,所以我们在片中看到的冯氏,就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爱有悯,能隐能忍,即使目睹丈夫无端残暴,依然会不离不弃守护左右,是以恪尽职守,妇道楷模。
给战台烽印象最深的三出戏,均围绕这一主题出现,继而将冯氏这个人物,刻画到立体而饱满。其一是孙传庭被崇祯帝特赦,令其征兵打仗,孙传庭从大牢之中返家,是时冯氏一身素衣,教子颂文,虽然国将倾,家若破,但对孩子毫不放松,是典型的严母风格,在这样艰难的岁月和生活中,她默默承受着一切,也默默教育下一代传承着一切,寥寥两个镜头,将一个饱经风霜却从未向生活低头的奇女子呈现出来。而随着家仆的一路奔跑呼号老爷回来了,就能感知孙传庭的回归对一家而言,是多么巨大的事件,但冯氏的从容不迫,确实让我们见识了宠辱不惊的大家闺秀气质,自此就对这个女人刮目相看。
其二是孙传庭出征中,身为妻子的冯氏随夫征战,一身红衣,端坐车内,满脸的从容,是已经深刻解读了将门之妻的宿命?还是身为人妻四方追随的使命?没人知道,但在那一个,仿佛所有的瘟疫,连年的征战,都已经被这一身红衣的红给刺破,那种转瞬即逝的美好,却足足留下了最深刻的如图画般的印痕。看到这里,战台烽会想,如果换一个演员会怎样?或许就是各种表情、眼神、小动作,生怕错过了镜头前的每一秒表现机会,但这样的表演小聪明,确实非导演所要,所以由此看王竞选择冯波,那是想到的正确。
片中有冯氏为丈夫披甲的桥段,为大家津津乐道,但战台烽认为,冯氏被劫持一段,更是把夫妻二人的丝毫不同的人生观集中于一个逃兵身上,展现得淋淋尽致。是时冯氏行路途中,侍者遇到逃兵,冯氏看对方饥寒交迫,逐安排饮水,却未料孙传庭追来,逃兵一见将军,自知活命难逃,不得已伸手抓过恩人冯氏做人质,以保活路,冯氏似乎对丈夫的残暴本性了然于胸,虽然自己被抓为人质,但一脸的淡定从容,似乎已经做好了或被丈夫弯弓射死的决心,未做任何反抗。
虽然后来逃兵在孙传庭的威逼利诱下松开了擒住冯氏的手,但孙传庭似乎并未将劝服的承诺当回事,还是一箭令逃兵毙命,也并未对虎头脱险的夫人进行安抚,而又继续上路,或许对他而言,一个人的生与死,只是瞬间的念想所决定,无论是逃兵,还是贤妻。而冯氏对丈夫的举动相当坦然,或许从一而终的思想,让她早就伴随自己的宿命,一路前行,无怨无悔了。
其实,在《大明劫》这部以小见大的影片中,冯氏代表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虽然朝代屡改,但封建思想却一直存在,就如片中上至明皇,中至大将,下至百姓,尸横遍野,社稷又换新天,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却未发生根本改变,即使是起源于满族的大清,依然沿袭了下去,所以,冯氏所体现的,就是那种看似无力无形,却决定着一切的力量,这是《大明劫》中孙氏简直的所在。
《大明劫》观后感
文/满囤儿
在连续三部现实题材影片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后,编剧谢晓东和导演王竞再接再厉,联手推出第四部作品。这次,他们把笔触放到了历史上的明末时期,以一场瘟疫切入了当时社会的悲剧性。转战历史题材,二人依旧保留了写实的风格,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史书中对明末时期的各种细节记载,让整部影片的历史风味达到了教科书和馆藏的级别。正是在这样写实的历史氛围中,片中的两大主人公孙传庭和吴又可跃然银幕之上。通过这两个人的内心挣扎,我们看到了在那个历史洪流中,即便是看清时事的人,也终究摆脱不了身不由己的宿命。
王竞导演之前的作品,女性主角和女主演的表现都十分亮眼。《我是植物人》中的冯波、《万箭穿心》中的颜丙燕,都是影后级的表现。而《大明劫》中的角色设置则更像香港双雄片。戴立忍饰演的孙传庭和冯远征饰演的吴又可之间,有着鲜明的角色对立和戏剧矛盾。孙传庭的史料记载较多,戴立忍则着重表现该角色在历史事件中的内心世界。吴又可的史料记载很少,冯远征便将其独特的性格和对疾病的新认知凸显出来。一收一放,相得益彰。两位演技派大咖的碰撞,令人赞叹不已。
谢晓东编剧的作品,往往注重悬念的铺设和照应,以及细节上的社会深意。《无形杀》和《我是植物人》,都是看到结局后才恍然大悟到让人脊背发凉的真相。《大明劫》也不是温情的作品。尽管这部戏中没有悬疑的戏份,但是谢晓东依旧用了很多暗示来讲述一些残酷的现实。在他细研史料后,已经了解到明末时期,当社会积弊已久,历史洪流已经不可逆地像下一个时代涌去,个人的悲剧就已经无法避免。孙传庭为了保证出关作战,最后对军营中的传染病采取了根除性解决,是一种取短痛免长痛的悲情。谢晓东曾提醒来观影的朋友这部戏会很冷,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态度。
如果大家只是注重了影片的故事,那么会误以为《大明劫》是中医名家吴又可的传记片。因为影片几乎详尽完整地叙述了吴又可发现传染病、提出瘟疫传染的理论、以及用理论去实践救治、最后将起初不被认可的理论总结成了流传后世的《瘟疫论》。其跌宕起伏的经历,以及角色鲜明的个性表现,都是一部优秀传记片所应该包含的。不过王竞和谢晓东的野心可不止于一部吴又可传记片那么简单。王竞明确其努力,是为了把《大明劫》做成一部史诗片。
于是我们看到,《大明劫》的细节考究程度达到了令历史学家都佩服的程度。影片中的明代武器,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被遗弃的文明是多么珍贵;士兵们的铠甲、平民和官绅们的服装,以及各种建筑和室内装饰,都还原了史料中的描述。尤其是三眼铳和可以换弹夹的大炮,让影片开场的攻城战,显出了无与伦比的气势。据说《大明劫》中根据史料打造的诸多道具,已全数被电影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可见用心做电影的内地电影人仍在,内地的史诗片,也将会区别于古装片而为观众所接受。
电影《大明劫》观后感
鄙人昨日和@Yat-shine逸炫同志(本文的第二作者)心血来潮,跑去UA花城汇影院看了电影《大明劫》(顺便黑一下喜洋时代影城东圃四季荟店:你们发布的27日的排期表上明明是有《大明劫》的,我们据此到了那里,却被告知没有该片的放映安排,还说我们应该先打电话核实,今时今日这样的服务态度恐怕不太好吧?)。在此,应当为UA花城汇影院的环境点个赞,靠在皮质的座椅上可谓是一种享受,洗手间也很干净(关注点很奇怪是吗)。我们选择了一个不错的时间,整个影厅里貌似只有五个人,有种VIp待遇的感觉。
好吧,打完广告,应该进入本文的正题了。该片的导演王竞算是小有名气,作品从《无形杀》、《我是植物人》到《万箭穿心》,都是小成本的现实题材,口碑一向不错,票房则不大理想。到了这部《大明劫》,则冠上了末日题材、明朝非典之类的头衔,宣传上似乎是豁出去了。鄙人看完之后,认为该片也并非挂羊头卖狗肉之流:片中感染了瘟疫的人个个眼里流出黑血,死状极其可怖,视觉上还是很有震撼效果的。
该片的剧情大致说来是这样(从小学开始写读、观后感,好像只会这么一种套路):1642年,李自成的闯军猛攻开封,崇祯被迫起用关在牢里的孙传庭,命其率五千精锐至潼关整顿各路官军,准备出关解围。不料,孙到了潼关后,发现粮草不继,装备亦残破不堪,更要命的是军中还爆发瘟疫,被药局提领赵川当作普通伤寒来治疗(赵并非庸医,只是顽固地认为应当遵循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医法),致疫情愈演愈烈。军医死的死、逃的逃,孙只得任用游医(同时也是赵的学生)吴又可,以多年行医经验所发明的异于传统医家的新法治疗,情况方稍有好转。但孙在出关前将不能随军的病患集中烧死,此举令吴带着失望回到了故乡苏州,并于同年撰成了传世着作《瘟疫论》,孙则于次年战死,明王朝随之灭亡。
本片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显得极为特别。须知即便是在《大秦帝国》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历史正剧中,也充斥着各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狗血情节(比方说喜闻乐见的三角恋)。而本片叙事的全程都保持着近乎令人发指的冷静与克制,这一点在两个主要的女性角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女性角色在国产的历史题材作品中往往是负责洒狗血的)。
孙传庭的夫人冯氏和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等着夫君出狱(或许连这个指望都没有),夫君回来后又为他的安危担心这样的人设放在其他任何作品中,恐怕都是怨妇的形象,而片中的冯氏却从头至尾保持着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矜持。她唯一的一次失控,是在孙杀死一个逃兵的时候,孙每刺一刀,冯氏便大叫一声大人(这也是本片为数不多的称得上狗血的情节)。但这种失控只是一闪而过,冯氏固然不赞成滥杀无辜,却从未在言行中流露出对夫君的不满。直至孙出关,冯氏备酒送行,言语表情满含关切而毫无悲戚,不得不令人感佩。
至于赵川的女儿云舒,丈夫和父亲相继去世,命运悲苦(她曾亲口问吴又可是否嫌自己晦气),生活拮据,倒也不失自持,她和吴之间的暧昧几乎是从出场延续到结束,却属于典型的发乎情,止乎礼。吴在军营中把整理成文字的病例交给她,让她带离潼关,以期传之后世,即便到了这时,二人也无任何越轨之举(只有吴的一句我若能活命,定带你和孩子回苏州,根据国内大多数编剧的习惯,二人至少会深情相拥吧)。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所谓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由是观之,本片无疑是一部悲剧,而孙传庭无疑就是这个悲剧的头号主角,冯氏和吴又可则更像是在冷眼旁观。《明史》有云:传庭死,则明亡矣。事实上在崇祯看来,孙就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人选。可惜的是,孙在牢里蹲了几年,将李自成杀得只剩一十八骑的光辉岁月已不可重来。官军精锐大批调往东北应付清军,闯军趁势壮大,加之西北连年干旱,赋税不减反增(这也是为了养活东北的官军,左支右绌,一至于此),局势更是不可收拾(如片中的李天佑之流,属于典型的官逼民反)。
反观孙的手下,粮草军械难以为继,朝廷不肯拨款,地方豪强更不可能毁家纾难。孙意欲收回后者侵占的良田用于军屯,亦难于上青天。于是,片中的孙动辄大开杀戒,其暴戾恣睢和儒将的形象相去甚远。在这些刀下之鬼中,有的罪有应得(如贺人龙及其部曲),有的可能罪不至死(如粮官和某些豪强),有的则完全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被烧死的病患)。
孙自称并非嗜杀之人,只是非常时期应分得出轻重,这样的话放在今天当然是绝对的反人类言论,但站在孙的立场上,却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也正是吴并未激烈地指摘孙的原因他深知二人地位不同,观念亦不同,谁也不可能说服谁。也正因为如此(孙的原话是他有他的路要走),孙要带着吴出关,却没有派兵监视,以致吴能够和云舒母女全身而退,而孙则独自走向了宿命的结局身中数箭,倒在战场上。宿命,这是吴在片中几次提到的一个词,按照孙的说法则叫做气数。
对吴来说,朝代更替是人力不可逆转的规律,他虽然没能救下更多的人命,但至少可以将医术流传后世(至于他的医学理论是否科学,后世的确有争论,这里不予置评);而对孙来说,我运即国运,当他看着劣绅送给督师的礼品和捐给大明朝的银票时,也就看到了大明朝不可改变的结局,绝望之后,却还要继续燃起希望,否则真只有一死了之。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孙和吴曾在帐外的夜幕之下有一段对话,孙对吴说用兵就像用药,当断则断时,竟生出惺惺相惜之意,却仍只是一瞬间,最后孙丢下一句有我信任你,可有谁信任我,转身回营,只留下一个背影。此处的镜头语言同样极力克制,营造的情感氛围却是无尽的悲凉。
据说本片要参加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竞选,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目前国产电影能拿出的最高水准了(历史上孙传庭和吴又可并无交集,就此看来本片剧情的设计确实是颇费心思,值得肯定),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么一部作品,也算是相识即是缘分。当然,市场会不会慢待这部电影,则是另一回事。
《大明劫》观后感:瘟疫摧毁了整个帝国
《大明劫》一上映,各种影评纷至沓来,从历史、人文、朝政、经济、社会各方面大加评说,实际上这些定位都有些不准确。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故事片,不如说是一部医学科普片。故事讲述了流民起义、瘟疫横行的明朝举国陷入混乱恐慌,一方面,大将军孙传庭孤胆奋战,誓死保卫大明政权;另一方面,名医吴又可用医者仁心对抗瘟疫,两位英雄在乱世中用不同方式挽救每一个生命,扞卫大明江山。
这是一次明朝版非典的再现,本片从头到尾,给人们印象深刻的,不是开封保卫战的殊死搏杀,不是明朝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也不是地主豪强的骄横不法,而是瘟疫肆虐、疾患病倒、尸横遍地的凄惨场景。身为医官,吴又可在军营、在村庄、在集市这些环境里,他奋不顾身,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义举,以及他的独到中医学理论及其实践则贯穿于整个故事情节,实实在在给我们普及了一次明朝版非典的病例、病理和医道。
笔者以为,本片以现实手法烘托电影主题,有借古喻今之意,片中关于瘟疫肆虐的情节与现实有着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影片交待,吴又可创作的《瘟疫论》中的用药方法,在这次明朝版非典的治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本片,很多人的影评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要从自然科学上入手。古往今来,很多学者研究封建朝代兴衰更替,总是从人文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其实这是一个严重误区地球自然气候环境的变化应是第一位的,自然气候环境决定社会政治环境。据现代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从公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黑子活动进入超级安静模式地球获得的光热急剧减少。这个时期,欧洲气候非常寒冷,而中国明朝正处于这一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极端气候造成欧亚大陆酷寒,还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全中国各地几乎连年遭旱涝之灾,欧洲、中亚两河流域和东亚黄河长江流域地区,被冻饿而死的人口多达两千多万。从1597年开始,明朝中国小冰河期效应开始发作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两广,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颗粒无收。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
明国北部面临两大强敌蒙古与满洲。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对南朝肥沃土地和物质财富的贪欲会无限地放大。晚明一代,遭受外族大小入侵达百余次,为抵御外敌,明朝廷加大征收赋税的力度,引致民怨沸腾,纷纷揭竿而起,内忧外患严重损耗了明国的实力。
小冰河期的叠加效应,一是无休止的战争,二就是爆发鼠疫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 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
疫情患者表现为脖子肿大,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营盘死者不可胜数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边防将士染病暴亡者多达数千人。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明国都城北京。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快速传染及病死率高等特点的形象描述。
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直观描述。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疫情甚至使全家都灭了门。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传染之快,惨状之酷烈,亘古未有。当时明帝国都城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过多,无人收敛,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有守军精锐6万,京营兵遭瘟疫,死2万人以上,其精锐又被太监选去护驾,登城墙的兵士大多羸弱多病,且朝不保夕,故而京城不守。
公元1644年,即李自成攻入北京的同年,北京处于大瘟疫之末期,为保住皇宫,朝廷采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神宗时期的建议,命令禁卫军围绕紫禁城点燃一百堆篝火,大火熊熊燃烧,从而有效地阻断瘟疫的空气传播。明国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这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百万大军的进攻呢?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这一时期明国人口急剧减少,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军队羸弱涣散,毫无战斗力,因此满洲清国能顺利入主中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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