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经济》读书笔记
《解读中国经济》这本书是由着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所着,该书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以及世界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别人对该书的评价中都说这本书通俗易懂,可是对我来说仍觉得有些难以理解,文章只是我浅拙的观点。
这本书以李约瑟之谜、东亚奇迹、农村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休克疗法等方面来讲述自生能力理论,比较优势战略和要素理论。
在李约瑟之谜这个问题上,林毅夫先生提出了新颖的观点,他从科举制的角度探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儒家思想主要是对道德,行为,思想方面的深度探究,而科举制从汉代开始就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主流思想,对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这种感性认识对于西方那种崇尚理性认识有较大的差别,中国人讲求思想上的追求,注重内心的修养,崇尚以形养神,而西方一直是以科学,自由为理想,这一点就与各自的地理位置、文化历史等有关。那么以实验和数字为主的科学就无法再中国古代有较大的发展。由此,便可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成果能那么辉煌但是却无法有近代科学的出现。同时,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科举制更是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八股取士扼杀了人性,也抑制了近代科学的发展。那么这也是中国近代的衰落的原因之一。因为经济的落后,中国的大门被外国侵略者的大炮炸开,由此无数的不平等的条约,领土被瓜分,主权遭到破坏,往日的泱泱大国已变成侵略者眼中的大肥羊,等着仍人宰割。在那个时候,中国GDp已由世界的30%降至5%,在此由盛转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爱国志士为华夏名族的伟大复兴为之奋斗一生。国富民强也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提出的,经济才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先生认为经济的发展由要素,制度、产业结构和技术所决定,在经济学中,主要的要素有资金、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产品呈现供给的刚性,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而非可以大幅度增加效能,制度也具有刚性,具有消极被动性,大多时候只能根据变化的现实,被动改变以适应现实,所以技术才是最关键。当代国家的发展,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科技占主导位置,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竞争也成为科技的竞争,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口号,由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东亚奇迹中的国家也是很好的发展科技才能实现质的飞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几个东亚经济体,被称为“东亚奇迹”,经济的高速发展着实令世界惊叹。但是,这些国家的成功是否是发展中国家所应遵循的可行替代路径,我想,各个国情不同,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味遵循前路,没有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没有创新,相信是很难有出路的。正如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学习苏联,我们只是一味地照搬照抄和错误的评估,最终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后果。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一个不同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为了能快速且一步到位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强国、自立的目标,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这种赶超战略是值得肯定的,它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超额完成,奠定了重工业发展的基础。
而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沉重打击后,经济有了新一轮的变化,这边要取决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创造性,中国的经济奇迹也着实令世界折服。改革开放政策是邓小平在78年提出的改变中国的伟大政策,因为这个政策,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体制也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这个政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中国经济也高速持续增长,越居世界经济大国,国际地位显着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在 97年金融危机中,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纷纷实行货币贬值。中国作为出口大国,自然而然也受到很多影响。如果中国也实行货币贬值便会导致新一轮的竞相贬值从而产生更大的危机。正是改革开放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强大足以支持香港,度过这次危机,也使国际经济得到稳定和恢复,国际社会对中国给予了高度赞赏。
接下来的近三十年,中国为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进行了农村、城市和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等,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农业的发展甚至是国家民生问题都有很好的带动作用,虽然由此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但从我各人看来,中国这种人口大国确实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规模专业化虽好,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还无法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业问题仍很重大,无法承担庞大的农村人口就业。所以当前还应当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不过我们要提倡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城市改革便是对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鼓励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可带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要使企业健康平稳发展。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的市场体制应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应当坚持不懈的,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近期的十八大中提出把城市化建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全面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带动中国经济出现新一轮高速发展。但中国经济社会仍存在许多较大的问题亟待解决,养老问题,贫富悬殊差距,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缩小城乡差距,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金融市场,是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都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
林毅夫先生既是一位自信的中国学者,也是一位全球货币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他看好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这一观点此前引起了媒体关注。他说他提出的中国经济增速的判断,是指有如此的增长潜力,但并不意味着一定将有这样的客观事实。潜力能否变成事实,还需要中国充分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克服困难,改革完善各种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为稳定、健康、快速、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创造条件。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一)
——"自由主义经济学"浅析
近日读了吴晓波所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下称《历》)一书,在钦佩作者对中国两千多年经济(变革)史所做大量梳理和总结的同时,也为作者并未将所著内容与基本经济学原理做关联而感到遗憾。本文即是希望建立这种关联的一种尝试。
一。存在"西方的"牛顿力学 和 "东方的"牛顿力学之分吗?
在自然科学中,恐怕没有人会认为由牛顿(西方人)发现和发明的各种科学定律 和 技术会在东方国家"不适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东方国家运用各种(最早)产生自西方的技术顺利地取得了各种成就和进步。
但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至今仍然会有很多人会觉得由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理论不适合东方国家。当然必须承认东、西方国家由于其各自文化、历史、传统、地理位置等的差异,造成起源于西方国家某些法律、习俗、制度 等不能直接照搬到东方国家,但我认为这些只是东、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技术层面"上的方式、方法的差异。从更为根本和宏观的"原理"层面上看,东、西方国家人文和社会学科基本的原理、理念、思想、原则应该是一致的。正如无论东、西方人在外表上的差异有多大,但是从基本的生理结构和特性上看,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因此虽然经济学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是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样摆脱不了基本经济学规律的影响。这就是我读完《历》后最深刻的感受。
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讲什么?
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有一本名著《国富论》,这本书介绍了两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还有其它相关内容):1. 分工;2. 看不见的手。 这两个原理如同两根支柱支撑起了整个经济学这座大厦。但是随着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日益繁复,人们似乎越来越陷入对于经济学细枝末节的研究,反倒忽视了这两条基本原理对于经济和经济学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就如同人们在同时容易赞叹一棵果树的茂密和 果实的丰盛,反倒忘记了整棵树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有了树根和树干的支撑。 在我看来"分工" 和 "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学这棵大树的树枝和树干。
《国富论》(英文名:the wealth of nations)最早被翻译成中文时叫做《原富》,其主旨是讨论一个国家的财富的究竟产生自哪里? 亚当·斯密 认为了,"分工" 和 "看不见的手"都是促进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分工"能否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难理解。因为分工能够促进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世界上越是"分工"繁复的地区,往往也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看不见的手"能促进经济繁荣,应该作何理解呢?
其实 "看不见的手"是一条更为根本的促进财富增长 和 经济繁荣的原理。它的主旨说来非常简单:保障经济活动参与者自由、自发、自愿地去参与经济活动,而不要对其进行 "不必要的"外在干预——是保证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
亚当·斯密有句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饮食,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都是处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看不见的手":屠户、面包师和 酿酒师 努力为我们制作出美味的食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管理机构"命令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他们为了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自愿、自发地,按照自己的禀赋、才能和 愿望参与到各自的行业和经济活动当中。
亚当·斯密和其它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促使一个经济体繁荣 同时在整体上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保证经济体内的个体享有"自愿"、"自发"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并且不受外在与其"自主意志"相违背的强制力的影响,只有这样一个经济体的资源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其效率和效果也才是最优的。正式由于对"自由"作为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的重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开创出的经济学也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了当时英国王室和社会的重视,在英国、荷兰等一些"海洋型"西方国家逐渐得到了推广和实施。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后来工业革命和各种新兴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 金融创新 发端于英国的重要原因。
除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有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很流行: 重商主义。与强调保证参与者的"自由"不同,重商主义认为经济强大的关键在于必须利用"有形的手"——国家/政府的强制力,或者强制力的种种形式(比如政策、法规、行政命令 等)来"有目的地"主导、计划、执行、监控、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实现一个"预先"规划好的经济繁荣的目的。可以看出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重商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活动要由一个"主导力量"或者"中央机构"来规制的经济运行,而不是依靠众多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本身"自愿"、"自发"地、看似毫无规划 和 目的地去发展经济。
那么到底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合理和有效?还是"重商主义"经济理论 更为合理和有效呢?其实答案早已明了。在现代社会中由"自由主义经济学"演变而来的"市场经济理论"早已被证明比由"重商主义"演变而来的"计划经济理论"更为合理和有效,并且得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认可和接受。但是为了"求甚解"我们还必须在问一句: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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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体内部交易的活跃程度则依赖于交易主体对于各种与交易相关的"知识"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例如如果一个面包师要想尽可能多地达成交易——卖出更多的面包,那么他就必须熟悉和掌握与"卖面包"相关的各种知识:如何选择原材料、应该如何制作面包、如何包装、店面选址、宣传策略、顾客偏好……只有一个面包师掌握了足够多的关于"卖面包"的知识之后,他才可能卖出跟多的面包。同理一个经济体当中任何一种交易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交易者必须尽可能掌握与交易相关的知识——才能更多地达成此类交易。所以从宏观上看,一个经济体交易活跃的前提条件是——经济体内必须具有足够多和丰富的"知识"被交易者所掌握和运用。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知识"并不仅仅指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我们称其为"显性知识"),它同时也包括各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对与交易相关各种"隐性知识":理解、感悟和 经验(比如一个面包师对于烤面包火候的掌握)。不难理解除了各类"显性知识", 各种"隐性知识"对于经济体交易的活跃程度 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分析了"知识"与交易活跃程度 以及 经济繁荣程度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要优于"重商主义经济理论"(计划经济)了。因为要促成经济繁荣(交易活跃),一个经济体必须先要有"巨量"的知识体系的存在和运用,由于这个知识体系的庞大和复杂(归根结底是因为外界环境和人们需求的庞大和多变)乃至各种"隐性知识"的存在,因此与能够保证个体"自由"参与经济活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发现和运用各种知识的"市场经济"相比,限制个体参与经济活动自由,依赖"中央管理机构"中的少数人(要知道这些管理机构也是由"人"组成,他们的学习和认识能力与其他人别无二致)来主导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人为地)抑制了知识体系的发展 和 运行,因此相对而言其无法促成交易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
《中国的经济制度》读书心得
Intothebottle 瓶汇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40年中,以GDp年均9%的增长速度一路火花带闪电超过欧洲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还在以极高的速度向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发起冲击。对于中国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原因,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都有不同的解答,但是基本离不开"市场逻辑"和"政府干预"几个理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答案———"县际竞争".
这本书原本是张五常在72岁时,应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的邀请,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转型"会议提交的论文。对于这本封笔之作,张五常认为其逻辑的严密,学术上的严谨是他其它作品所不能比的。张五常说"回顾平生,自己认为足以传世的作品有九篇。一般朋友举《佃农》为首,科斯选《蜜蜂的神话》,阿尔钦选《座位的票价》,而巴泽尔则肯定《价格管制理论》是无与伦比的。我自己呢?选《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可以说凝结了张老几十年对于中国经济跟进、观察和研究的成果,也试图印证他说的"生平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在当时,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普遍怀有消极态度,对张老的观点也是批评者居多。对于批评者的言论,张老说:"我在一星期内可以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什么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试图破解这个增长奇迹的经济学家通常喜欢将目光放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经济增长。但是张五常认为如果想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最好去长江三角地区。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不久之后,长三角地区就奋起直追,用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就赶超了珠三角地区而且这一段赶超又正好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困难条件最恶劣的十年。用张五常的话来说,这一段时期"通胀如脱缰之马,贪污广泛,人民币崩溃,跟着是严厉的控制信贷与消费 ,重击贪污,在跟着是通缩与房地产市场的兵败山倒……在上述恶劣的经济环境下,长三角要超越早已起步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就是本书中最值得学习之处了。张五常认为,土地被使用的方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生产要素的种类有很多。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等都是进行经济生产活动必要资源,为什么张老会单单认为土地的使用是最关键的呢?张五常在书中这样评价"一个发展中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是次要。如果竞争下的土地租值在增长,经济就是在上升。"对于如何让土地得到有效运用,这要从租值消散的问题说起。
租值消散指的是在没有约束的竞争中,资源价值下降或消失的现象,其中租值=收入-机会成本。举个例子,有两条公路,一条路窄但是平坦,另一条路宽但是坑坑洼洼。平坦的路自然行车速度快,那么在平坦路上的机会成本就小,租值自然就大。但是当大家都走这条平坦的路时,路就会变得拥挤,于是一部分车就会选择走另外一条路,慢慢就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两条路行车速度一样。在这个例子中,第一条路平坦的价值就消失了,这就是租值消散。张五常认为,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加以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没有约束的竞争将会带来租值消散,"会毁灭人类".在经济社会中,约束竞争的权力结构有四大类:第一,用私产界定权力;第二,用等级界定权力,类似中国的干部按资历级别的排列;第三,是通过法制管理;第四是通过风俗习惯。张五常说"因为约束竞争含义着相互统一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含义着合约的存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的改革重点,是要把等级界定权力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力的制度中去,简单来说就是要推行私有制。这在八十年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种转移意味这收入分配的重新洗牌,既得利益分子是不会接受的。张五常在这段时间曾提议建议国家把等级权力买断,可是这并没有出现。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补偿既得利益份子的方式,那就是tanwu.一九八四年开始tanwu盛行,代替了早先的后门交易,标志着等级排列制度瓦解的开始。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减少他们对于改革的抗拒,应该说是tanwu唯一的好处了(当然,当改革基本完成时对于他们的惩治也会降临)。
在中国从等级界定权力转型到资产界定权力的过程中,"中国幸运地得到一份有市价的合约协助".称为承包责任合约。承包责任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在中国,承包责任合约的成功实践首先出现在农村改革中,其表现形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承包合约安排开始在工业中出现,但结果差强人意(这部分没看懂)。
这就把问题引到中国特殊的、天下独有的,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区竞争格局。在张五常看来,中国的地区关系是"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县的经济权力最大,所以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另外在1994年实行全国分税制之后,县的主要收入取自全国统一的17%增值税,虽然各县要上交其中的75%,但是由于数额巨大,各县级官员也是十分重视。各个县好比一个个一级商业机构,全国两千多个这样的商业机构激烈竞争,加之县际竞争与官员权位紧密结合,对干部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经济当然会充满勃勃生机。
但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其中存在的一点问题。因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观点,土地在固定租约下比在分成合约下更能得到有效率的使用。这点不难理解,商场的商位如果按月收取固定的租金将会比没有收取销售的分成作为租金更能激励商户。但是中国的县级竞争制度完全走的是分成合约的道路,这是如何让经济焕发无穷活力的呢?张五常在这一问题上百思不得其解,困扰了张老几个月的时间。这时,读书仔细的效果发挥了。张老想起在读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时的一个脚注——如果地主可以自由的调整资本投入,那么分成租约和固定租约是一样能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基于这一点,张老得到了问题的答案。假设县是"地主",那么县可以通过向投资者提供免费厂房或者改进基础设施建设来吸引他们,这也是个区县实际发生的事情。毕竟各区县的投资环境与潜力参差不齐,竞争力低的县也要向投资者收取同样的增值税(分成)只能更加降低其竞争力。通过调整资本投入,各县可以在竞争条件下达到一个均衡,有的县甚至可以将地价调整为负值(地价低于投资)来吸引投资者。长三角地区为什么发展的更迅速?张五常说:"在南方,私营企业已经在早期的合约下落地生根。工厂到处乱放,既不整齐也不清洁,但是投资者是已经下了注的。换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弹性,减少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效能。不是说南方不竞争,而是他们没有北方那种调整土地使用的大弹性。这也教训我们,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
当然,制度只是取得成功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执行制度的人,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张五常评价说:"dang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这才是中国经济高铁不断加速的力量。
这本书是林先生在北大授课的课程讲义,每讲主要讨论一个专题,各讲之间有比较大的独立性,但是比较优势这一核心概念似乎贯穿始终,其实这一概念如果就其扩展的意义来说,可能更接近我们比较熟悉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全书十几讲的内容基本上囊括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重大问题,比如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以及金融改革等等,有许多分析是相当精彩的,比如之前我提到的对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等运动的经济学解释,真是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此我试着捋一捋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方面:n1.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大区别。前现代社会,大致指的就是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人类社会,在此阶段,中国基本上一直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不管是总量还是人均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众多。在前现代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农业产出的增长,而在农业的生产实践中,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来源于试错,即,农民在偶然偏离常规的错误中发现改进生产的新方式,然后逐渐推广开来,就作为一种技术进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这种基于试错机制的技术进步依赖数量庞大的试验,于是人口众多便是一大优势。但是很显然,这种试验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也不是人为主观推动的,于是由此带来的技术进度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从长期来看,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也是极为缓慢。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科学进步,而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可控试验,带有极强的目的性,这与随机试错相比,取得技术进步的概率便大大提高,工业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在西方的技术进步不断加速时,中国依然是前现代社会那一套,虽然经济总量还是很大,可是人均量基本停滞不前,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主要是人口增长的结果,技术进步几乎为零,于是在短短的一两百年间,中国就被远远地甩到后头了。2.关于后发国家的赶超之路。技术创新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产品创新(比如计算机的发明),二是流程创新(最典型最为人熟知的应该就是福特的流水线了)。而这两种形式的创新,从另一个维度来划分,其实现途径莫过于自主研发和国外引进这两种了。而选择哪种途径则主要取决于本国的发展目标(一般就是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了。于是,选择哪种途径就要看采用这两种方式相应的成本了,也就是看比较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技术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可以直接模仿照搬,这样就省去了可观的试错成本。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技术就能以相当快的速度在很多领域,当然主要是工业领域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而发达国家由于其在几乎所有工业领域都已经处于世界前列,要发展技术已经没有可模仿的对象,于是只能依靠自主研发,主要就是一些政府引导的项目和大量创新企业发展方向并不明确的试错。这样的差异,实际上也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引导着国企等执行国家政策的企业向既定方向前进,而发达国家则任由创新企业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试错。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就是将资金大量输送到政策性企业、部门,而发达国家的创业板极为发达。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体系分工中,各个国家的禀赋差异决定了其位置。发达国家资本丰富,资本价格相对较低,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众多,资本稀缺,于是资本价格相较于劳动力则要高得多。那么同样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要快速发展起来当然就要以劳动代资本(在可以替代的情形下,比如以人力代替机器)。而当资本积累起来,资本相对劳动力价格下降以后,顺其自然就要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听说在最近的争论中,林先生特别强调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可是在本书的分析中,林先生也反复谈到小平同志后来总结的改革中的两个没想到,即联产责任承包制和乡镇企业,这本不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在其他很多地方林先生也同样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尤其是所谓的企业的自生能力,即不依靠政策支持,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能在市场中生存下来的能力。不知林先生最近强调过去几十年国家产业政策正确意欲何为?n(毕竟本人不是专业的,以上所言只是自己的一些感想,说得也不甚明白,以后还是要细细推究……总之,如果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兴趣,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
林教授的大作,书中有一章直接用李约瑟难题命名,什么是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过去了五十年,无数经济学家就此发表过观点,仍然没有标准答案。什么是科学,我的理解是能被验证并究其原理的规律,我们的四大发明,是一种时间和次数累积的无意识创新,比如火药,道士们只是想炼丹,重复了无数次后,发现了一种可以着火的配方,这种无意识创新效率极低,因为人口优势,我们发生劳动的机会更多,出现无意识创新的机率自然更高。之后转变来了,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欧洲彻底解放了思想,关于哲学,科学,政治制度等等方面开始探索,有法国大革命,美国立宪会议,英国制宪,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首,经济学也发展成一个独立学科,为工业革命提供理论支持。基础创新在于分工,由于有了同一岗位的反复劳动,工程师和工人开始拥有一技之长,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无数创新,发明改进了许多工具和机器。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进行前沿创新,相比于无意识创新,这种有意识的可控实验,效率太高了,科学家在几个月里,就能完成无意识创新数百年的积累。根源可能还在于思想解放,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不需要什么技术进步,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位的可能永远是维护统治,而技术进步与此相悖,把大多数人的时间解放出来,对于统治者而言没有任何好处,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自汉到清,我们在政治制度上没有什么大的探索,科举制度算是一个 ,然而也有巨大弊端,导致无数拥有企业家,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才能的人毕生只能围着它转。其它只是类似于宰相改内阁的小修小补,在哲学,科学上也是进展缓慢,独尊儒术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思想都是围绕儒家。思想上的禁锢可能导致民间缺乏求知的欲望,我们也发现了无数现象,然而都算不上规律,关于规律的解释是:自然界和社会诸现象之间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关系。比如一百个人感冒,他们都吃过猪肉,之后感冒好了,这不是规律,认为这样能治感冒不是科学,因为不能验证,也无法究其原理。
我生长在黄河入海的地方,丰富的石油和美丽的湿地是我们的标志和骄傲。崭新的太阳每天都在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每天都在飘扬。我为我的家乡而自豪,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我的中国梦也很简单,正如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80年前说过的那样:我不做大梦。我亦是如此。
我不做大梦,不奢望人人过上富裕的生活,都能住豪宅豪车,我只希望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的温饱。如果还能有一点奢求的话,那就是让那些贫困的人们,不用只凭馒头咸菜度日;那些生长在大山里的孩子们,能够不为给家里年迈的爷爷奶奶、辛苦劳作的父母省下一个鸡蛋而费尽心思;那些贫困的人们在满足温饱的时候还能保留一点尊严,能够不那么卑微的去翻垃圾箱,捡烂菜叶,或是在繁华的路段里低着头,弯着腰,委琐的乞讨。
我不做大梦,不奢望处处树木葱茏、鸟语花香。我只希望在冰冷坚硬的城市,拥挤的街道两旁都能种上几棵大树,炎炎夏日能在空调房外找到几处避暑的荫凉,在冬日的室外不是满满的雾霾;人们能在白天轻松的运动,在傍晚悠闲地散步,而不是时时刻刻都带着严密的口罩匆匆的行走;希望能在白日看到清澈一点的天空,能在沉沉的夜幕中看到几颗闪烁的星星。
我不做大梦,不奢望人人满腹经纶,都能有一手好看的钢笔字。我只希望大家都能懂一点儿文学常识,不会面对最基本的文学常识一头雾水;公众人物不会常常读错字;街上的招牌不会白字熠熠;大学生们不会提笔忘字;学生学习那些优美的古诗文时不是单纯的应付,而是能静下心来,认真地去体会那字里行间的独特韵味。
我不做大梦,不奢望贪官污吏绝迹。我只希望那些身处庙堂之高的官员们,能体察一下处江湖之远的百姓们的疾苦,能让那些遭受天灾人祸的人们得到他们应得到的援助。我不奢望每个医生都能有妙手回春之术,我只希望每个医生都能无愧于那身白袍,能够凭良心给百姓开药治病,不会对眼花耳聋的老人大吼大叫,不会对幼小的孩子厌恶威胁,能给那些受着疾病之苦的人们一个温暖的微笑,一句轻柔的提醒。
我不做大梦,不奢望每个人都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不奢望每个人都能舍生取义。我只希望人们都能对那些社会的不公说一声不,不要掩耳盗铃,混淆是非;不要让第二个、第三个小悦悦惨死于车轮之下;不要让第二个、第三个药家鑫、李天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不奢望每个人都能为祖国争得荣誉,象运动健儿一样载誉而归,象莫言一样手捧诺贝尔奖,我只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真心的为我们国家的骄傲喝一声彩,而不是将精力都拿去哈韩哈日,关注那些无聊的八卦新闻。
年少的我们是祖国的未来,从一点一滴做起,一砖一瓦垒起,让世界因我们的存在而不同。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我们的祖国早日复兴,祝我们的祖国万寿无疆。
美丽中国,我的中国梦。
冯友兰先生系上世纪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初读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四年前吧,因内容与先前所读的哲学迥异,再加之有大量生涩的古文,所以就放下了。在读《南渡北归》时,方知冯先生1924年始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后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新中国后冯在清华大学任教,涉及诸多相关内容。近段重读《南》书时,尾部出现一段梁漱溟先生评价冯先生的话,让我十分警觉。称冯友兰曾经谄媚过江青,冯的品行是墨家,实践的是功利主义。将我对冯先生博大的哲学、国学知识和文人独具品格的崇拜,从高空跌落谷底。先不说冯先生在那个特殊年代,放弃了文人独立自由的品格,谄媚江青,出于什么目的,冯先生在上世纪中国哲学界当属大咖级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哲学思想一定有可读性,就再次捧起了这本《中国哲学简史》。为了便于印证或纠偏,同时在读希金斯的《世界哲学简史》。西方人说中国古时有哲学思想,但没有哲学家。那么,古时希腊知名的哲学家有柏拉图及其师傅苏格拉底和学生亚里斯多得三人。冯友兰先生从希腊和中国在地球所处的位置进行了分析。他说:希腊是海洋性国家而中国是大陆性国家。海洋性国家崇尚贸易,追求利润。随利而逐的个性荡漾着平等和自由。而大陆性国家的中国,以农为本视商为末,重本抑末鄙视商业。那么,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土地固定的羁绊,形成以家庭为单元,世代家族相伴诞生的是森严的长幼尊卑等级观念。当时,耕种土地是非常依靠经验相传,看天的营生。而哲学思辨恰巧是无需经验积累的心智活动。遵循传统,恪守春生夏长秋收冬储的四季交替,由此自然会出现“君臣、父子、夫妻”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无论儒家的孔子还是道家的老子为了扬名立业,只能顺应国家和民生大的环境,研究相适应的哲学思想。儒家顺应的是“治国”和“平天下”,道家顺应的是“修身”和“齐家”。至此,中国古时哲学思想多了低头研思具体的人间实事,少了仰望星空思考上帝和来生轮回无形无影形而上的层面。这种农业民族的特性,也许就是有哲学思想没有哲学家的重要成因。这一结论可能有些牵强,但这个成因于我十分重要,先前一直困扰着我,或许是读这两本书的收获之一。
大概是从离开校园之后吧。自己有时也会去想想诸如人生啊,社会啊,宇宙啊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说说人生这方面的吧。有时会想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去想是不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多事情是早已注定的?诸如会达到什么样的学历水平,会跟什么样的人家结亲,会处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等等。开始去想,自己从小接触到的一些概念都是怎样来的,这些概念有什么用,如果没有这些人造的概念,生活又会怎样呢?诸如,仁,义,礼,智,信,梦想,目标等等,做到又如何,做不到又如何呢?有时会想,时代对个人会有什么影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每个时代都会有弄潮儿佼佼者,如何适应当下时代的发展,做到游刃有余呢?会想想其他人的人生。有的人因为疾病,因为战争,因为天灾人祸而早早地离开人世。有的人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日出日落,家常里短,就是生活的全部。有的人一辈子做着一样的工作,从小徒弟到老师傅。有的人取得巨大的世俗成功,阅遍人间繁华,却又落得个孤家寡人老无所依。而更多的人则是平凡的活着,无声无息,苦乐参半。人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人生应该像儒家提倡的那样去致力于成为圣人吗?还是像佛教徒那样,修行以求顿悟,摆脱因果轮回,远离人世之苦?或者应该像道家庄子那样无惧于无用,甘于过得逍遥快活?我想从古至今有无数的人对这个问题困惑过,迷茫过,思考过。也有无数人的试着给出答案。一代代的思想家或质疑,或反对,或发展前人的思想,又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思考。在这些思考中有一些历经上千年的历史动荡而流传下来,令无数人推崇备至。冯友兰先生的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就简述了这些光彩夺目的思想。有时我觉得,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之外,想想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还是挺好的,算是生活的一点调剂。人不应该活得像个上了发条的木头人,无想过无思,木木的,没有生趣。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在第一章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
“内圣外王”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性,有人说49年之后就没有完全的中国哲学了,但我觉得,道教佛教的渗入,就开始改变了最原始的中国哲学。尤其是朱熹之后,人们才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最初的思想,开始主张“回到汉代”。但是时代总是在前进,这是不可避免的。初读这本书,从先秦哲学开始,古人最注重的是人,要怎样成为圣人。觉得古人非常的有智慧,其实我们想要复兴的国学也应该是这部分。到后来的,人们开始关注宇宙,气,理,心,就有些难懂了。不过能看出来,中国哲学在前进,人们看到的东西范围也越来越大,想要探知的领域也越来越广。这是一本真的需要再多读几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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