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读书笔记

《中国美学史》读书笔记。

古语言：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我们经常需要读大量有深度的书籍，比如经典作品等，它是人类知识的总结。在阅读相关作品过程中，书中的描述让人欲罢不能，为了避免忘记读这本书时所感触到的思想，我们通常会记录下读书笔记，你现在正在想写一篇读书笔记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中国美学史》读书笔记,更多相关信息请继续关注本网站。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这种看法，我以为太狭窄了。
这涉及对美学对象的看法。美学不限于研究美。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学的范围日益扩大，美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现代美学的体系，不仅包括哲学美学（基础科学），而且包括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发生学、审美文艺学以及审美应用科学。美学的这些分支学科，有的在古代就已得到相当的发展，有的在古代仅仅有某种萌芽。我们研究美学史，应该站在现代的高度，把自己的视野放宽一些。
中国古典美学体系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它也包含有哲学美学、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文艺学、审美教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以审美文艺学（文艺美学）的内容占的比重最大。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并不是中心的范畴，也不是最高层次的范畴。美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样重要。如果仅仅抓住美字来研究中国美学史，或者以美这个范畴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美学史，那么一部中国美学史就将变得十分单调、贫乏，索然无味。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因此，中国美学史不仅要研究历史上那些美学理论著作，而且要研究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等等）。
后记 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想对本书的体例以及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说明。
中国美学史上下两千多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极为丰富。但是一本书的篇幅终究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对每个时代的每一个美学思想家（或每一本有关美学的著作），不分大小主次地排列起来，一一加以简略的介绍。这种方法容易把历史变成流水账。我觉得不很可取。另一种方法是突出重点，。抓住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和美学著作，尽量把它们讲充分一点。对于那些次要的、二三流的思想家，或者略去，或者附在重点人物的前后作简略的介绍，或者作为背景材料来处理。这就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的略小而存大，举重以明轻的方法。我决定采用这种方法。我觉得这种处理方法，比那种不分轻重主次，把大大小小的人物、著作并列起来介绍的方法，更能显示中国美学遗产的精华和价值，也更便于我们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和中国美学史的发展规律。因为如本书《绪论》所说的，每个时代的美学思潮，总是集中地反映在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的著作当中。
当然，采用这种方法，要注意处理好点和面、点和线的关系。所谓点和面的关系，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著作）和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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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读书笔记

美学是还原生活中的美。喜欢美学的你，快来看看人家写的美学笔记吧。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美学的读书笔记，希望你喜欢。

美学的读书笔记篇一

《街道的美学》和《续街道的美学》集中体现了芦原义信以“外部空间设计”为中心的建筑美学思想。1960年起，他即开始研究外部空间问题，为此曾两度到意大利考察。因为作者具有东西方的教育背景，所以作者在书中既引用来自西方的格式塔理论，又引用中国的“阴阳”学说，对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建筑环境与街道，广场等外部空间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较，提出了积极空间、消极空间、加法空间、减法空间等一系列饶有兴味的概念;但在我看来，这本书最重要价值在于，芦原义信归纳出了东方和西方在文化体系，空间观念，哲学思想以及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并对如何接受外来文化和继承民族传统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在提出这些差异的时候，作者却往往能从一些敏感的生活细节出发，从中挖掘出背后的深刻根源，中西结合，小中见大，令人敬佩。

同时，芦原义信这部《街道的美学》和《续街道的美学》一扫现代西方建筑理论虽言之凿凿却无法直接指导设计实践的弊端，而把当代许多建筑理论、丰富的知识寓于通俗易懂的流畅文字中，通俗而不浅薄。并且，作者又把这些理论应用于自己的建筑创作，通过自己的大量作品说明这些理论，故理论性强但又不脱离实践。此为此书最大的特点。同时，作为建筑师的他十分懂得利用图示语言，使得本书更加易读。

美学的读书笔记篇二

一. 关于“诗(文学)和画的分界”

一般说来，将拉奥孔的嘴巴雕刻得张大或微开显然不会过多影响人们对创作者的能力的评判。观众评价这件艺术品是按照内心所获得的感受，即以是否产生或产生何种程度的审美愉悦感来评价它的优劣程度，进而以此评价创作者的能力。假设有两座拉奥孔的雕像，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微开着嘴巴的拉奥孔比张大嘴巴的拉奥孔更能激起人们的美感(理由见《美学散步》6-7页 莱辛语)，人们便认定前者更有艺术性，而将拉奥孔的嘴巴雕成微开状的那位创作者更富有创作才能。在此条件下，便可以说，艺术反映人的能力。“艺术是一种技术，古代艺术家本就是技术家”(24页)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美是艺术的特殊目的”，“艺术”的一定是“美”的，“美”的却不一定是“艺术”的。因为“艺术”反映的是人的能力，那些未经人加工的自然状态下的事物、风景，就不是“艺术”-虽然它们也会使人产生美感。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虽然艺术必然是人为的(有人的因素在其中的)，然而前者(荀子-儒家)“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庄子-道家)“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我认为此处道家所强调的“自然”，应归因于对过分“人为”的纠正，即认为艺术不能囿于狭窄实用的功利框架。至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认为这种“大美”不能被称为“艺术”。我们看到无垠的天、广阔的地、瑰丽的晚霞、壮美的山川时，不会认为它们是“艺术品”，虽然也会由衷地感叹它们的“美”。“艺术品”必然是人为的，是人加工过的东西。若说某座山“鬼斧神工”，那只是将“造物主”拟人化了，反映的还是人的能力。若将这些天、地、晚霞、山川绘成图画、拍成照片，那便成为艺术品，因为图画、照片才反映人的能力，而事物本身-未经人加工过的-并不是艺术品。因此庄子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说的是天与地使渺小的人产生的“崇高感”，这是自然地会在人心中产生的“美感”，我们不必牵强地认为在人类诞生前早已存在的天与地是“艺术品”，虽然它们确是“美”的。

“诗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艺术的美，一是自然的美。”(14页)这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艺术”与“自然”的区分了。

“艺术须能表现人生的有价值的内容…必须同时表现美(7页)”，这一点可以从美就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层面来理解。有用的不一定都是美的，苏格拉底所说的“粪筐也是美的”之所以不被认同，在于有用的东西还需引起人的愉悦感，才能被称为美的。

艺术创作可以遵循规律，也可以突破规律。如既有对称美，又有不对称美。但“表现人生的有价值的内容”和“表现美”却是艺术所必须具备的，失去其一，便不能成为艺术。

宗白华在引用莱辛的话中有这样一段：“文学追赶艺术描绘身体美的另一条路，就是这样：它把‘美’转化做魅惑力。魅惑力就是美在‘流动’之中。因此它对于画家不像对于诗人那么便当。画家只能叫人猜到‘动’，事实上他的形象是不动的。因此在它那里魅惑力就会变成了做鬼脸。”但是在文学里魅惑力是魅惑力，它是流动的美，它来来去去，我们盼望能再度地看到它。又因为我们一般地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动地回忆‘动作’，超过单纯的形式或色彩，所以魅惑力较之‘美’在同等的比例中对我们的作用要更强烈些。”(9-10页)在中国画里，同样地，绘画(艺术)可以将文学里的难以追逐的“美”转化做“魅惑力”。中国诗素以含蓄为特征，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从而中国山水画(因为它被要求能表达诗意)就要能既含蓄又准确即恰到好处地达到这种境界。王维的“画中有诗”大概是最早达到这种境界的，而自北宋宫廷画院开始，画面的诗意追求开始成了中国山水画的重要要求。如画院以“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踏马归去马蹄香”、“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等诗句作题目进行考试，都是要求画面表现诗意。至于“画家只能叫人猜到‘动’，事实上他的形象是不动的”，在中国山水画里，事实上形象也是动的，如前所述，中国画能表现出“春色”、“马蹄香”、“无人渡”等意境以及“吴带当风”等技法。或者在印象派的画那里，画中的形象也是动的。当你凝视莫奈的画时，不也能感觉到里面的云、水、花草、游鱼、水波都在流动么，这不也是一种“流动的美”，一种可以重新感受而且每次感受都不尽相同的美么。一般说来，画是空间的，诗(文学)是时间的，但都可以有“流动的美”，有令人心动的“魅惑力”。诗(文学)表现时间的先后历程，观者却可以将它定格于一瞬，或者想象成脑海中的几幅画;画虽然“只能捉住意义最丰满的一刹那”，却能令人联想起在这一刹那前后许多的画面来-无论是创作者想要表现的还是未曾想要表现的。诗配画大概是中国画所独有的，尤其是元人水墨画。“画面上的题诗写字有时多达百字十数行，占据了很大画面，有意识地使它成为整个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是使书、画两者以同样的线条美来彼此配合呼应，更重要的一面，是通过文字所明确表述的含义，来加重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李泽厚：《美的历程》179页)书法作为中国独特的艺术，以其形(线条)给“文”增添了形式美，又以其意(内容)赋予画以或隐或显的含义。就意而言，与画相配的诗并不一定具有“明确表达的含义”，如王维的《蓝田烟雨图》所配的诗，它表现的意境既与王维的诗意相似又不尽相同，看上去是阐释了诗，实际给人的感觉又是增添或模糊了画面原先并不具有的意味。也就是说，这首诗既是一种阐释和理解，又是一种再创作。不同的诗人可能因对这幅画有不同的体会而写出不同的诗句，不同的画家也会对此诗有不同的体会而画出不同的画来-新创作的画又会表现出新的意境，由此诗配画，画配诗，延绵不绝。这也可以说明诗与画并不是一回事，却是可以圆满结合，“相互交流交浸”，以至交融完满的。

二. 关于“美从何处寻”

世界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个对象化了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或无数个世界-没有两个人的思维是相同的，因而对于世界的印象也是不同的，于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美丽心灵》中的纳什就活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这可能是唯心主义，然而人确是凭自己的感觉去认知世界的。

许多个夜晚在《东风破》(流行歌曲 周杰伦作曲)的旋律里入睡，悠扬的二胡声每每将我带入未知的又似曾相识的世界，引动无尽的夹杂着哀愁与温暖的回忆与追思。“一个造出新节奏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情感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18页)如果一首新歌的新曲也算新节奏，那作曲家就是“高明的人”。这种新节奏也得符合人的审美心理-至少是部分人。没有人的心绪和思维是相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刹那”的心绪和思维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有无数的“新节奏”等着人们去创造，去发现，来满足这无数的心绪和思维，以应和它的节奏，引起它的共鸣和感触。这种共鸣和感触很多时候是由“回忆”引起的。当节奏与某一时候的心境相吻合，回忆便复苏，人便彷佛进入未知的又似曾相识的世界。“我们一般地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动地回忆‘动作’，超过单纯的形式或色彩，所以魅惑力较之‘美’在同等的比例中对我们的作用要更强烈些。” (10页)那么对于音乐的“节奏”的“回忆”效果也说明了“节奏”所具有的“魅惑力”不亚于文学和绘画，甚至超过它们的影响力。人的心灵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世界。

关于“美从何处寻”，我认为“美感”是人的心理现象。当我们说某样事物是“美”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的心理感受对象化到事物上去了，也就是“移情”，进而以为“美”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属性了。事物是否“美”，取决于它在人心里引起的感受，没有绝对相同的感受，也就没有绝对相同的“美”和“美感”。

事物(世界)是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存在于每个人的主观世界里的对外在世界的印象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但它存在于心理世界中，是“美”所由产生的主观(心理)基础。而真实的事物(有形或无形，可感或不可感)-没有任何人为色彩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它构成我们感知“美”的客观(物质)基础。“美感”(心理感受)存在于人的心理世界中。

三. 关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

宗白华认为“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强调“隔”在美感上的重要，这大概就是所谓“距离美”。朦朦胧胧隐隐约约，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确能产生独特的意境，引人遐想万千。这是空间上的“隔”。至于时间上的“隔”，我想起曾看过的一篇文章，讲印度人约会非常散漫，极不守时，让别人在约定时间后等上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而印度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照他们看来，等待是一件乐事。在等人时，可以有无尽的想象，想象对方的容貌和表情，想象见面时的亲热和愉悦，何乐而不为。当然这对于严谨的德国人来说没准会被认为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宋人赵师秀有诗“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一幅悠闲淡然的图景。与朋友约好下棋，等到夜半朋友还没到，便独自敲着棋子，挑下灯花，却不显得惆怅，这大概也是等待时想象的快乐吧。“时间”与“空间”上的“隔”都给艺术增添了想象的成分，而这想象又造成心灵的“空”，也成艺术的空灵。王国维所说的“隔”则是指诗词中的生僻词句典故，不懂这些词句典故便不能领会作者表达的意思，这就使观者产生隔离感(往往不是距离美)，这种隔离感不是想象可以弥补的，除非去查资料，而这样就容易导致阅读的不连续，破坏了意境的营造。这大概也是王国维反对“隔”，提倡“不隔”的原因。因此并非所有的距离都能产生美，它应该处于合适的范围内，既不是完全如一的现象还原，也不至于大到不可捉摸，无可名状。合适的距离才能使艺术空灵而不流于空乏，充实而不至于挤兑想象的空间。“一个艺术品，没有欣赏者的想象力的活跃，是死的，没有生命的。”(39页)艺术家需要想象创作，艺术品也需要欣赏者的想象才能达到最大的升华。

四. 关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

这一部分大致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思想，关于他的美学思想我不再归纳罗列，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我仍是冒昧地断章取义，将其中一些我不大认同的观点举出来，并写出自己的观点。在第38页第三段中，宗白华先生论述了“美”与“真”、“善”的关系，要求艺术满足思想，“要能从艺术中认识社会生活、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规律。”这只不过是“艺术为政治服务”、“文以载道”的另一种表述形式。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这不应该是我们借由欣赏美的途径。艺术品有“积淀”的美，但艺术家并不一定也没必要载主观上刻意加入这种“社会生活、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规律”，而我们要作的欣赏、审美不是建立在分析艺术的这些功用的基础上的。我们没必要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眼光去寻找其中的深刻含义(虽然了解这些含义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它的美)，我们要做的是发现“树”的形式美，而不需像植物学家和工匠那样做细致的分析。艺术性是艺术品的必然要求，思想性却不总是伴随艺术左右，这与“艺术须能表现人生的有价值的内容”不能混同。艺术不能承载太多与它自身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东西，那样只会增添它的负担，偏离它自身原来的发展轨道，走向政治化，走向艺术自身的毁灭和终结。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为艺术而艺术”只能是个美丽的幻想。

五.关于“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

“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的描述，像一照相机的摄影。”(79页)这说明了绘画(艺术)与照相机的区别。摄影所得的照片记录的只是一种机械的真实，将一瞬间的光与影定格下来，在这一意义上说，照片比绘画更能反映现实，它几乎是丝毫不差(差别的只是精度)地记录下真实的场景，将现象还原至本来面目。绘画若在这一点上与其一较短长，必然技艺不如。这也许是十九世纪以来写实主义绘画不在占据主流的原因之一。无论画家的技巧如何高超，对视角、光线、位置的把握如何准确，都不如摄像机的精确-那种不带人为主观色彩的、近于无情的精确。画家是有感情的人(即使他强调自己是在“客观”地描绘)，而这种主观色彩正是绘画区别于摄影的标志，也是绘画得以在更高的层面上超越摄影的简单真实(机械真实)的资本。中国传统山水画论认为“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崇尚“气韵生动”。这种“气韵”并不是虚幻而与现实毫无瓜葛的，这种“真”同样要求“对自然现象作大量详尽的观察和对画面构图作细致严谨的安排。”(李泽厚：《美的历程》 169页)中国五代画家荆浩惊异于太行山之美，作了数万本草图，“方得其真”。这种“真”自然不是简单的真实，画家在作画时，每一刻的心绪都不同，每一笔都是不同心绪的反映，绘成整体便是无数不同心绪的集合。可以说绘画既是空间(平面)上点、线、色彩等的组合，又反映了时间上的心理凝积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说，一幅画包含了无数幅画，是无数个心理活动凝积的产物。因此画是“流动”的，即“美在流动之中”(9页)。

或认为就算摄影所得的照片不是“流动”的，那么录像总该是“流动”的，它真实记录了事件的前后过程，应该是最真实的“真”。我认为录像只是有限张(或者无数张)照片的连续展示而已，它在本质上仍然是相片，仍然只是机械的真实。无论多长的录像，它总是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注定它不能反应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一幅画或许只描绘了一幅图景，却可以蕴藏着无限的刹那，而相片虽然也可以让人联想，却因为它过于形象，反而或多或少剥夺了欣赏者想象的权利，想象的空间丧失了，艺术性也就随之削减了。

摄影的过程是机器的运作，只能反映“物理的目睹的实质(85页)”，绘画是画家用画具混合了自己的心绪、情感、记忆创作出的给欣赏者以无尽想象空间的艺术品。这也许已经决定了二者在艺术性上的区分了。

后记：由于时间关系，没能将全书看完，对于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思想没有充分领会，很多观点都是在我“断章取义”甚至误解了原意的基础上得出的，算是很大的冒犯。其中的关于“美”、“艺术”的定义主要参照董绍春老师的理论，然后用来分析宗白华先生的理论，多有不当之处。在阅读《美学散步》之前，我已经先看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于是拿二者相关的部分比较，引用部分一般都标出了原文页码。未注明的都引用自《美学散步》。

[美学的读书笔记]

《美学引论》读书笔记

按照本书的读书的笔记，分三章进行整理，即第一章为外向客体系统，第二章为内向主体系统，第三章为横向连带系统，所以对于读书笔记序言的写作是综合了《美学引论》中的两篇序言和第一章绪论的内容，这样可以便于以下三章能以清晰的条理出现在读者朋友面前。

其实每次当我开始对一本新书进行学习的时候，总是首先学习这本书的提纲也就是骨架，因为了解的书的骨架，也就了解了这本书所要陈述的主要内容，之后就是热衷于对序言的学习，因为序言总是能表达出作者的写作初衷、构建著作的历史发生以及著作在当代学术界的创新之处。关于由辽宁大学出版社于XX年7月再版这本《美学引论》，是由杨恩寰先生主编的，其书写序言的任务自然由杨恩寰先生担任。因为本书是对1992年《美学引论》的修订版，所以本书出现了1992年9月和XX年4月两篇序言。在前篇序言的书写中，杨恩寰先生说明了《美学引论》这本书是美学在当代语境建设中自觉的产物，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即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发生根基和本书的理论框架。

对于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发生根基，杨恩寰先生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那广泛存在的审美现象或审美实事。审美现象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文化现象，因此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审美现象是社会历史现象，人类社会实践是一切历史现象其中包括审美现象的最深刻的基础，作为历史现象的审美现象也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人化自然说才能得到科学地解释和说明。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为基础把认识论同价值论结合起来，才能彻底揭示审美现象的历史根源和本质。

一切不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美学体系，针对谈美学体系的科学研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偏差甚至背离的现象，如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以唯心主义为根基，对美学问题的阐述多数都是 伪科学的，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导致了黑格尔美学体系最终解体。对于本书构建的理论框架，我本人也认为是当代美学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过程中是一种最着实有效的理论体系，既能突出重点又能兼顾其它，即以审美现象(经验的审美对象与对象的审美经验)为起点，首先向客体和主体两个方向延伸，外向客体方向的延伸，论及审美对象、审美属性、审美存在和美本体四个方面;内向主体方向延伸，论及审美经验、审美机制、审美个性、审美欣赏、审美批评、审美创造、审美形态和审美教育八个方面。之后进行纵横连带的研究，横向连带涉及审美文化的研究，纵向连带涉及审美起源的研究。可见这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纵横交错的立体的美学体系。所以，针对本书的读书笔记也主要从三个章节进行梳理，即客体系统，主体系统和连带系统。

在后一篇序言中，杨恩寰先生针对当今美学界容易出现理解偏差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在这里无需进行整理，然而我对其中的一个问题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审美领域层次划分的问题。这篇序言中指出审美经验层次分解为感官观照、心意领悟、超越畅神以及相应的情感体验三层次，审美经验被划分并表述为观照性愉快、领悟性愉快、畅神性愉快三个层次或环节;审美对象被划分并表述为表象层、情致层、意味层三个层次;审美客体被划分并表述为感性形式层、形象图示层、意味潜在层三个层次，这让我想起了李泽厚先生在谈艺术产品的历史积淀问题时也谈到了三个层次，即与原始积淀相对应的形式层、艺术积淀相对应的形象层和生活积淀相对性的意味层，在有人民出版社XX年5月出版的《艺术学》中杨恩寰、梅宝树两位先生认为艺术产品也有三个层次，即感相层、意象层、意蕴层，在艺术欣赏的层次划分上两位先生认为应当分为感官观照、心意领悟、神志彻悟，庄子也曾说过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耳听之以气，宗白华提出直观感像层、活跃生命层、最高灵境层，李泽厚对于艺术欣赏阶段提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也有学者提出应目、会心、畅神的提法等等，纵观这些三个层次可以发现第一个层次基本上都与感官、表象、感性、感相、耳目等提法分不开，可以推论出基本上是在说明对表象的感官观照的耳目之乐而已，这是一个比较低一级的层次;第二个层次基本上都与领悟、情致、意象、心等概念分不开，可以推论出这是一个基本上有情感触发心意领悟之乐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中间层次是超越耳目之乐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基本都与畅神、神志、意味、意蕴、彻悟、气等概念有关，可以推论出这最高一级是可以被称为哲学的层面，是关乎人的宇宙感、沧桑感、历史感、生命感的最高一级的人生哲学问题，是对人生、对宇宙、对生命、对历史大彻大悟的神志畅游之乐，如果主体心意机能上升到这一阶段就可以与天地同在与，如果艺术作品上升到这个层面就可以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成为不朽的传世珍品。当然对于审美(或艺术)对象(或产品)以及审美(或艺术)欣赏由于参与出发点不同、心意参与机能、审视的客体等等各方面的不同，所以不能简单的进行这样罗列式的比较，然而这样简单罗列式的比较只是针对三个层次的关系而言，基本上可以证明三个层级之间轻重缓急的关系问题。

在《绪论》中关于美学的历史和现状、美学对象的历史回顾及现实观点和美学理论框架的几种模式这三个命题都是与美学史相关，对这些理论知识点的梳理将在做美学史相关专题的时候再进行梳理，这里并不做过多整理。这里只需记住在美学领域的研究中凡是没有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所进行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偏差甚至背离。但在前三节中仍然有以下五个知识点需要记忆：一是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是在西方实现的而不是在东方，是由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鲍姆嘉通创立的察看以前的页数标记都属于序言部分，所以又有了第一页的标记这虽然属于美学史的知识但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知识点放在这里也是需要记忆的。二是美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历史阶段时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美学变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为美学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和人化自然说。三是审美关系就是审美活动关系美学应以审美关系与审美活动的整合统一为研究对象，也就是以审美现象为研究对象。

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

导语：在古代我们先人就很注重数学的发展了。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欢迎借鉴！

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的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 157/50和 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 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

中国现代史读书笔记

读史使人明智。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到手上捧着的这本崭新而又精致的《中国现代史》，待我轻轻地抚摸过她的封面后，我翻开了她的扉页。

近日闲暇之余，在淘宝网站上闲逛，一本名为《中国现代史》的书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商品中使我眼前一亮。就是你了，多日来我都在思考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路径和中国未来的走向的困惑将在你这里解开，我毫不犹豫地拍了下来，不多日，《中国现代史》便如约而至地到了我的手中，我欣喜着。

这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讲，先后用七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北洋军阀的末路、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展、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系列过程，最后用单独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属于中国现代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中的哲学、科学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和演变情况，让读者在为祖国和民族承受着巨大历史灾难而扼腕叹息之时，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有更深沉更深刻的思考。

同样，我的思考也由此开始。

1.1919.5-1923.12：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等13所大学3000多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扰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林、陆宗舆、张宗祥三个代表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贼。集会演讲后，即列队游行示威，这就是名垂史册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

《美学散步》读书笔记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结集出版的美学著作。作者没有建构什么美学理论体系，而是用他行云流水般的抒情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来自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艺术美，待得我散步归来，我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对于体味中国艺术至境，宗白华原则的是从错彩镂金走向芙蓉出水，以他特有的方式将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熔铸出来并标举到了极致。宗白华先生认为，美学的内容，不一定在于哲学的分析、辑的考察，也可以在于个人的行动所启示的美的体会和体验。他的美学研究不重哲学的分析、逻辑的考察，而重趣谈、风度、艺术和审美的体验;不是从逻辑定义和概念辨析出发，而是从美的体会或体验出发;不是纠缠于本质、对象、特征等美学理论的空泛讨论，而是凭借自己深沉的心胸去充分领略、感受大自然、艺术人中的生命美、境界美。艺术作品的美决定于它所被灌注的生命力是否流畅，和生命力是否被观赏者所感受到而产生共鸣。维纳斯雕像之所以会被人们认为是美丽的，是因为它身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是顺滑流畅，没有一丝的滞涩，给人的是一种自然的共鸣。也就是维纳斯雕像的创作者所赋予维纳斯雕像的是一股流畅的生命力，并且使这股生命力深深地蕴藏在维纳斯雕像这一件作品当中，并且让观赏的人也感受到这股力量与情感的流动。一段音乐之所以动听，也是因为创作者的灵感行云流水，以体会一种生命力的流畅感为动力，并没有加以任何的修饰，所寻求的是生命的协调。宗白华美的态度是超俗的，又是入世的。他在书中展示了一个美的人生和宇宙，充满了亲切感与家园感。宗先生从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也发现了它是平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英国诗人勃莱克的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就是这种描述的最景致的诗句。没有一种以天地为庐而又悠悠自足的博大情怀，没有一种能澄情以观道的空明澄澈，是不可能发现这种生动与清和的美的统一。而他似乎轻而易举地领悟到了美的神韵，如在拈花微笑间顿悟了一切声光，色彩和形象中微妙精深的律动和气韵。

《中国建筑史》读书笔记

1.上古时期建筑物之特征

（1）黄帝时期，未有固定之城郭宫室。

（2）尧时期，技术简陋。

（3）舜时期，早期都市规模开始形成。

（4）殷商时期，构架制：阶基之上立木柱，平面上以多数分座建筑组合成院落。

（5）西周时期，版筑建筑，即筑土墙，在夹板中加入泥土。建筑物屋顶屋顶如翼，采用木柱，庭院平正，同时中国之最古公园开始出现。

西周时期都城规模“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方形城市，垂直相交的从横街道。

注：黄尧舜时期历史未确凿可考，考古资料及文献共同支撑中国之历史只至殷商时期。

2.春秋战国时期建筑物之特征

（1）春秋时期，建筑物种类多为高台。高台呈方形，以土筑垒，上面有亭台轩榭，可以登临远眺。

（2）战国时期，对建筑之观念不若从前之简朴，崇尚殿基高巨之风，数殿相连。

斗栱承枋开始出现。

3.秦朝时期建筑物之特征

秦朝上接商周，下启两汉，建筑物主体仍为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高台建筑，呈团块状，取十字轴线对称组合，尺度巨大，形象突出，追求象征涵义。

建筑风格豪放朴拙。

秦朝建筑物代表有阿旁宫、骊山陵、土长城等。

4.两汉时期建筑物之特征

（1）西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

汉长安城全城布局并未遵循古礼讲究对称，也未进行皇城宫城的区分，这点不同于历代都城之建制。

汉代的宫大多数均为数座宫殿及台榭阁廊组成的集体建筑，风格基台雄伟，承接秦朝，切借助山川之势，居高临下。

（2）东汉洛阳城遗址平面图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芭芭拉·塔奇曼

关于中国近代史，多位历史学家均有著述，我读过的有徐中约、郭廷以和蒋廷黻的三部，三部中我最为推崇蒋版。

这部仅五万字的著作是蒋廷黻在1938年利用等待赴任行政院职位时的短暂空闲，在武汉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出来的，当时是为一部丛书完成约稿。蒋当时手头并无多少研究资料可参考，基本靠长期研究、思考的功力一气呵成，著作的结构是他在清华历史系时就搭建的，所以下笔如有神，笔下的内容是一种思考的自然表达，文字也看得出来是行云流水。蒋一贯提倡大历史观，朝代、人物和事件都要放到一个大的框架内来研究，看历史着重在整体和趋势分析，而这正是20、30年代的史学界所缺乏的（老先生们多是断代史专家或古籍专家，真知灼见在于版本和训诂）。所以这部著作看到的是以专题或主题的形式将近代中国发生的事件叙述和分析出来。这种方法也反映出他的教育背景，青年出国学习，壮年回国任事，其思想及治学思路及方法深受西方史学影响。

蒋是个传奇人物，我对他最佩服的一点就是，弃教从政后凡三十余年，只为一个政府服务，只忠于一个领导，但却不与这位领导同党。当然这位领导也着实应当让人佩服。让人感慨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位领导也被时人评价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可见无论成为真正的独裁者还是真正的民主践行者都是很不容易的，而开创一国之民主道路的人当是何其伟大哉！

蒋骨子里是个书生，退休后想做的也是完成年轻时治学的愿望，可惜天不留人，很快地因病故去，难了心愿，包括这部书稿，因为依他的原意，这部书稿是个近代史的提纲，30年代起忙碌于公务，无暇展开论述充实，等到退休却也没有机会完成了。

本书尽管只是个提纲，与我读来却毫无干巴巴的感觉，反而觉得妙趣横生，结构清晰，点评到位。因为是提纲，所以细节展现并不多，但处处是精辟的观点，第一遍读下来几乎满书就被划得像笔记本，第二遍边注加多后，书页就更加花哨，铅笔小字蜿蜒旖旎伸展于空白处，留下我当时的思考和感叹。

这部书我现存有两版，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买入的是2007年4月第2次印本；二是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买入的是2012年6月第1次印本。前一版是出版社《世纪文库》丛书的其中一部，包括著名的沈渭滨的前言和蒋的总论（即正文全文），注释规范，排版规整，封面设计极简。购于当当网。后一版是我在民族宫对面三味书屋看到的，吸引我的是“未删节版”这几个字。内容包括总论、附录一“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和附录二“琦善与鸦片战争”，整体装帧设计素雅，更具商业气息。其实在这两版中间我还买过一版，应当是中州古籍版，（这册书我送了人）。印象中也收录了“琦善与鸦片战争”一篇。现在蒋氏的《中国近代史》网上一查十几个版本，可见是大热了。

读蒋氏此书我收获最大的几点：1、新的视角和逻辑解释历史事件；2、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3、新观点。

蒋是专门治外交史的，外交史这门学问当时只能在国外学到，而且蒋确实是在外国学到的。蒋十几岁就去美国读书，知识和头脑基本上都是西化的，虽然他也有幼时古文的基础，回国任教后也特别注意学习古典，自己有意识补上这个课。

他分析历史事件的视角和逻辑与其价值观及其西方训练出来的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视角方面的特点就是扩展到全球层面，一件中国发生的事，会告诉你其时的国际背景及其这个背景与事件的关联；逻辑方面就是引入了更加丰富的经济逻辑和社会变革的脉络。下面以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叙述和分析为例进行说明。

1.1为什么是鸦片？

之前学过的历史直接从鸦片战争说起，其中也提到过西方对中国通商的努力，但并没有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著名的马尔嘎尼见乾隆爷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英人领教了大清朝的傲慢但并没有明白这个王朝的文化和统治者的逻辑，当然，大清朝也没有真正明白英人到底想表达什么？想得到什么？双方的交往是不成功的，这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外交。乾隆之后，双方这个结还是没有打开，互不理解。读书笔记（）但是英国人随着殖民战略的全球实施，通商已经成为定式。正常的开放口岸进行贸易做不到，又必须执行战略，所以英国人通过实践找到了一种商品打开了通路，这个商品就是鸦片。鸦片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特殊来自于一种功能叫上瘾。手中握有令人上瘾的产品或商品是所有生意人的梦想，为了吸食鸦片卖妻卖子、倾家荡产的故事流传了不知多少年。一种没有道德的令人上瘾的商品成为了英国人正常渠道寻求通商失败后而寻找到的旁门左道。这条路虽然充满了罪恶，但英国人似乎忘记这一点，不，也许是他们都信奉资本从诞生就滴着肮脏的血，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鸦片贸易进展得还算顺利，原因主要两点：一是吸食者的需求强烈而持续；二是海关及地方官员的腐败。从乾隆到道光，没有不宣令禁烟、限烟的，但法令这种东西用到贸易里就是门槛，就是寻租的依凭。所谓“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所以限制和禁止都起不到真正的效果。

起始于乾隆初年的鸦片贸易历经嘉庆朝到了道光十五年进口量已达三万箱，每箱约百斤，价值1800万两。其时，英人已经将其殖民的触角深入亚洲腹地，印度为其控制，国有控股企业东印度公司设立，作为英国人在亚洲通商经营的主体。英国人在印度奖励种植鸦片，统一收购加工后销往中国。鸦片贸易的收入已经在印度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1.2战争

首先是战争的定性。我们一直认为鸦片战争是一场西方列强为了殖民中国而挑起的侵略战争；英国人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掠夺者，中国是受害方，被侵略、被掠夺。那么英国人怎么看待这场战争呢？他们认为是通商战争，是为了争取正当通商权利而进行的反击。我觉得英国人的理由基本站不住，因为单凭他们贩卖的是鸦片这种不道德的商品，他们就没资格谈什么正义性。但我们是不是那么无辜？我觉得也未必。如果英国人以外交之礼申请与大清朝正常平等交往时皇上不是那么傲慢，整个天朝不是那么闭塞自大而不知世界潮流，何至于英国人煞费苦心选了鸦片来叩天朝的门？

其次是战争的起因。简单说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林则徐的禁烟和销烟。话说道光帝痛恨鸦片之害民害国，下决心禁烟。讨论时有两类主张：一是广东士绅认为鸦片之所以越禁越多，“利”是关键。利有外国商人贩卖之利，还有国内官员贪腐之利。绝商人之利，可依靠国货对冲进口货，鼓励国内种植，用国产鸦片的供应抵消进口鸦片的进入，逐渐销蚀外商利润，使其无利可图，达到不再贩运进口的目的。绝官员之利，不能使用严刑峻法，因为法令是官吏贪污的依凭，就是今日所讲的门槛制造寻租，权力制造贪腐。所以，看得出作为鸦片进口主要门户地的广东士绅的办法是用市场化的方法来逐步禁烟。但这种主张只是私下得势，无人敢公开提倡。为什么？因为与道统不符。谁提谁会被清议揪住猛打。第二种路径是严惩。其中根据惩治对象又分为两派。一是惩治吸食者。理由是无人吸食就无人贩卖。黄爵滋上书给一年戒烟期，期限过后仍然不断瘾者重刑处罚。另外一派是惩治贩卖者。理由是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众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这两种惩治办法因为符合道统都有大臣公开上书。以现在的观念分析两种路径，第一类主张是用国产化逐渐替代进口，用商业的手段对付商业手段，用英人认可的规则制服他。第二类主张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法律来对付英人，所以聪明的英国商人就想办法把鸦片贸易上升为英国国家利益，挑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段叙述林则徐禁烟时再谈细节）。

百家争鸣式讨论完毕，那么道光帝什么意见呢？他的意见是两者都禁都罚。上峰意思明确后，大臣们自然都逢迎，于是举荐人把皇上的圣意贯彻下去。林则徐当时是朝廷里公认的能任事成事的干吏，且为人刚正不阿，也是儒家道统的忠实维护者。于是林被委以禁烟专任，以钦差大臣身份来到广州。林雷厉风行出告示要求外国商人缴出鸦片并承诺再不贩运进口，起初外国人以为他不过虚张声势，骨子里也是一贪官，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回遇到一个杠头。因为林把他们围困到十三行的院子里，以断粮威胁令其缴出鸦片，于是上面说到的那段关于英国商人的聪明和懂政治就显现出来了，商人的头领义律（CaptainCharlesElliot）命令商人们不要直接上缴鸦片给林则徐而是统一汇缴给义律，他以大英帝国派驻广州商业监督的身份写收据给各英商，从而把英国商人的鸦片变为了大英帝国的鸦片。之后英人看到林玩真的在虎门海滩挖洞引沟用化学之法将收缴鸦片销得涓滴不剩时，义律给英国政府写信求救，英国政府派来了军队。

再次，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军队是由政府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GeorgeElliot挺逗的，两个英人的首领同姓，中国人也会巧翻译）率领来的，同时也带来了政府的主张——索鸦片赔款，索军费赔款（来打你还由你来掏钱！），取消通商限制和其他一切邦交之不平等。根据这样的主张英国的军队避开广东直接往北边跑，仗着船坚炮利拿下定海，接着围住了大沽口（天津港），他们的目的是找皇上。道光帝急调内陆各省的兵到沿海，调兵就要由朝廷给各省拨饷，于是厌恶花钱的皇上急了，骂林则徐惹事，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人交涉。琦善一直被我学过的历史描述为软骨头的投降派，专门跟洋人妥协，出卖我国的权益和领土。其实，有脑筋的人想一想，历朝历代，即使是昏庸的帝王在位，哪个能做到封疆大吏的主是完全的酒囊饭袋？看蒋氏的本书及蒋的另一篇专门的论文《琦善与鸦片战争》才对这位人物有了另一番的认识（此处不展开）。琦善接受任务后，先派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回来琦善这样描述英人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说英人的炮“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而山海关的炮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且“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对比完毕，琦善大人又拿出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的外交书信，发现前半段在控诉林则徐，后半段在提要求，琦善就觉得这是一张状纸，递给皇上让他主持公道给英人伸冤（天朝人真是自信又心大）。经过综合判断，琦善决定抚夷，就是安抚英国人。结果英国人还真让他给哄回广州等信儿去了。于是道光发现活泛的琦善比孟浪的林则徐事办得好，还省钱，下令撤了兵回内陆防卫，还革了林则徐的职，让琦善去接了任。呜呼，遇上这样的皇上，说他什么好？！话说那英国人哪儿是那么好糊弄的，看不到实质进展，人家在广州就进攻上了，大角沙角失守后，琦善擅自做主与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割香港，给英国平等待遇（其实大清朝可以以委托人超越代理权限而不认这个条约的，搞不清楚是琦善偷偷盖了大清的印还是怎么着，这个条约就生效了，香港一走就是一百年）。道光得报后大骂琦善卖国，革职抄家，调兵摆开阵势准备再大干。没想到英国人也不满意，继续增兵。从道光十九年正月打到二十二年夏天，一仗一仗，清军节节败退，英军快要攻下南京，道光帝终于答应了所有要求，签订了《南京条约》。

1.3战争的反思及林则徐

蒋氏对于鸦片战争的反思并无特别之处，跟多数史家认为的原因一样——落伍和不觉悟（即顽固）。但蒋氏分析当中的一个点颇为有新意，这就是关于林则徐。

提起林则徐，形象是民族英雄、干吏、正直的政治家；事迹是虎门销烟、前后出任多地封疆大吏、流放新疆、病亡。同样的史实在蒋氏的分析下又有另外一种形象。首先，讨论禁烟路径时林力挺激进的黄爵滋，并比之还严厉，主张吸食者与贩卖者均严加禁止和惩罚，最终皇上接受了林的方法并派其去广东钦办。蒋认为林在提出上述主张时并不是完全根据实际情况，有唱高调的嫌疑（我倒认为林并未有唱高调之意，毕竟派去任禁烟之事的就是他本人，他若是讨论时唱高调，大可推掉这份差事）；其次，蒋认为林在经办禁烟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全面落伍，其中包括文化的落伍，林不只是购置洋枪洋船，还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书籍，魏源的很多资料是林给他的，但林只是默默办事，并不像他每次打仗之后那样，每每写了充满自信的奏折递上去。蒋认为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害怕清议的指摘，是过于爱惜名声，是缺乏独立精神和真正的大无畏精神的反映。蒋这样评论：“他（林）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历史上林则徐是否始终如蒋氏所述默而不言，留待史家去研究，我想说的是，如果林果真如此，蒋的批评倒是一针见血地戳到中国士大夫或者更广一些叫知识分子的痛楚。环顾左右，当今社会像林这样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他们有见识但缺胆识，他们洞察世事，比大多数人看得清、看得远，但他们只是在私人朋友内发发议论，他们会顾忌自己*党的身份，他们会顾忌在各自机构的安稳职业生涯，他们会顾忌这个还有那个，总之，他们连林则徐都不如，林只是看重自己的读书人的清誉，他们看重的东西更物质。他们当中也包括我。

以上是鸦片战争的分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件，比如对英国人戈登的分析。我们上学时学习历史，对于戈登这个人的介绍是帝国主义侵略先锋，英军的头领，除了恶还是恶。来看看蒋如何评价这个人，首先说“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这个评价来自于戈登回复李鸿章关于与俄国人战与和的意见时。其时光绪初年中俄伊犁冲突，李鸿章看到朝里又有一帮士大夫在唱高调，准备使用所谓的古法战争手段去与俄国人对抗送士兵之命、送国家之命，李请来戈登作军事顾问，为什么请他做顾问？“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戈登）曾带所谓的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从以上这些话中可以对戈登这个人得出这样的印象：这是一名称职的职业军人，这名军人在履职过程中在雇佣方树立了威望，赢得了信任。那么他值不值得这番信任呢？他回复李的意见也体现了一个专业军人的眼光，李听从了他的意见决意劝皇上讲和。这个意见后来证明是明智的。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懂也不接受外国职业从业者的概念，包括军人、官员（比如给清朝管海关48年的英国人赫德）等，总是要主观地先把他们归成类，贴上政治的标签，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难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歪曲历史。究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作怪，还有就是长期对西方契约精神的缺乏理解，不懂得契约在西方人观念中的重要性。

关于循环套理论

蒋在《洪秀全与曾国藩》一章提出了他对中国旧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认识——“循环套理论”。即每朝一般开国后一段时期内政昌明、吏治澄清，而后天下太平，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同时统治阶级欲望提高，贪腐抬头，百姓所受压榨加重，如此一朝一朝逐渐发展到低点，而后内政不稳，各类反叛力量揭竿而起，改朝换代。这个循环套理论认为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政，而内政的关键是吏治。关于吏治的重要，他进而指出了旧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官的阶层对社会资源的通吃。因为旧社会政界是才子的唯一出路，不像近现代工农商学兵行行可以名利两全，所以官这个阶层对社会各类活动都具有关键的影响力，并且直接、间接地掌控了各类资源。蒋有句评论“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旧社会的官吏知识结构是有很大缺陷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它的公平合理性，但只考四书五经类的文科理论，不了解科技知识，不懂得外部世界和外交，使得官吏的视野及识见都受到局限，思想封闭的同时还盲目自大，这个缺陷到了近代遭遇西方一套完整而全新的体系冲击时就成倍被放大，导致一系列应对之策的错误或滞后，一步一步使中国落后挨打。不过，清朝晚期吏治虽然有大问题，但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还是涌现了一批能够提前觉醒的官员，比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蒋对曾国藩的评价是“革新守旧同时举行，是他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蒋认为旧文化中的固有美德约束着官员的腐化行为，也为兴办新兴的产业、事业提供了支持，但旧文化中的糟粕，比如湘军充满了宗族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这种精神以后传给淮军，再传给北洋军，造成后来的军阀割据，与国是祸害。

关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在我的理解是近代化的产物，因对其他国家、种族的掠夺和侵略而产生，是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我的这种理解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即帝国主义对外国外族的控制和影响其主要目的是资源的掠夺。但是蒋在谈及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时把中国也包含进去。他所认为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是从版图的角度，因为“我们的版图除本部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因此把中国也列为帝国主义。但是中国对附属国非常宽松，基本不主动干涉其内政，对于经济方面更无主张。至于中国祖先为什么费力维系这些属地，蒋分析是希望它们代守门户，成为国防的前线。这样的解释颇为新颖，也言之有理。蒋结合近代化的背景进而指出，鸦片战争后的西方侵略模式（直接进攻本土）说明，这些附属国已经很难起到国防前线的作用（其实现在的朝鲜我们是当国防前线来看待的，否则怎么会那么容忍金家的倒行逆施），应当支持它们取得独立，不做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傀儡，他还举了列宁放弃帝俄的例子。对于蒋的这番见地我以为在他写作当时的大背景下是一种有远见和实用的考虑，但把中国归为帝国主义我还是认为有所牵强，中国既没有军事侵略也没有经济掠夺，文化殖民也没有发生（文化影响倒是有的），跟近代西方那些典型的帝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关于保路运动

中学时学历史讲到“保路运动”，定性是人民反抗清廷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剥削，这场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蒋的论述说明导火索这点没有争议，但保路运动没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相反它是一场闹剧兼悲剧。此事大的背景是清廷准备修建粤汉、川汉铁路，但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本，初始组织了民营铁路公司，四川、湖北、湖南人民均有参与入股，如此资金仍然不够，且民营公司的经营者也有劫公济私的行为。于是盛宣怀奏请清廷借外债修路，两条铁路也收归国有。听说出主意且主办的人是盛宣怀，股民们认为一定会让他们吃亏，加之革命党的煽风点火，本来清廷的一项良策最后成了埋葬自己的第一锹土！我认为蒋的分析给后人的教训有：1、触及大众经济利益之事，应方案周全、分步实施，各方利益均沾；2、好方案需有德信威望的好人来做，光有能力没有德也不行；3、名声、信誉很重要，失了信什么也做不成，说的好话也成了坏话。

近代史的研究在大陆近年颇为活跃。从出版物的角度主要分三类：官方、民间和海外。官方出版物的阅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其他官方机构；民间和海外出版物则是市场的主力，而且越是禁书越热。蒋氏出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后并未形成大的影响，到台湾后五十年代初期的再版受人关注，国内此书得以出版又过了半个世纪，就是这样一本年代久远的小册子依然让今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大受启发，其魅力的成因我认为是研究者的功力、视野和价值观。蒋是少年时代即领受西方的系统教育，他的分析体系是西方价值观及其视角，在他所处的年代其视野是独特和开放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视角在今天仍然引人注目，所以说，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在30年间日新月异，但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敏感的近现代史研究依然处于低水平，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第一章：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一章讲述了道光、咸丰年间的外患。全章围绕剿夷与抚夷展开，其间不乏作者个人独特的观点和思考。

提起鸦片战争，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腐朽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船坚利炮之间严重力量对比自不必说，但从学习历史以来，教材多是强调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不义与霸道，此书却更加重视描述英国发动战争的无奈，这场战争已是历史的必然。鸦片战争其中有一部分不能不说是中国人自己招致的，正如作者在本章中所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各国皆为夷。这种意识是自古以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现实所造成的，也不能全怪中国人夜郎自大。但中国的大国意识充满着矛盾，既希望万邦来朝，天下共主，又有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清朝政府不允许外人买中文书籍，了解中国的文化。我认为这种矛盾来源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以汉人为主的中华帝国。

满族是发源于中国东北部的少数民族，与泱泱大明相比自然弱小很多，虽然备受压迫，但当他们推翻了多面的压迫者的时候，自己却并没有给他们自认为弱小的夷好脸色看，反而更加的自大与狂妄，这与满族接受汉族的文化不无关系。汉族的先进文化就像一个大染缸，能将所有外来的文化染成自己的颜色，清朝的统治者无疑也秉持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不只停留在本国的礼仪制度，甚至也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的中国用自己的这套的等级制度拿来面对世界，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无可避免的被扩大抬高了。即使当时中国人还没有世界的意识，但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中国确实是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的，大概他们认为中国的优秀文化只能自己的民族传承下去，外夷既不配也不能弄懂中国的文化。

同时，清朝的统治者归根结底是一个少数民族，害怕汉人勾结外夷推翻自己统治的狭隘民族心理又无可避免的贯穿于清朝历代的统治政策中，从大兴文字狱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担心汉人造反的恐惧心理是多么的严重。就是这样两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中国成为了一个落后的国度，即使现在仍然在追赶中

回顾那段屈辱的历史，最让人心痛的并不是战争、割地、赔款、开口岸。战争输了，还有赢得机会;香港割了，还有回来的时候;银子没了，还有再赚回来的日子;口岸开了，还有再关上的可能(以当时来看，清朝上下确实是对开口岸耿耿于怀，即使这一条款又利于中国走向世界)。这些都没关系，最让人心痛的是战争后中国的不思进取，整整二十年光阴任其白白流走，一个国家怎可愚昧到如此地步!没有危机意识，没有进取精神，一个民族一定不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定在历史的舞台上黯淡了曾有的全部的光彩。

突然想起了一句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一个人只有一次少年时，一个民族又会有多少少年时?对于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握时机，锐意进取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二章：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

第一章作者讨论了外患，这一章作者笔锋转向了内乱。

清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可谓此起彼伏，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太平天国，它不仅改变了大清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清末的农民起义虽是时代的产物，但也离不开中国封建社会兴衰的历史规律，这一规律的核心即是人口和土地，简单概括起来，不过是人少地多则是黄金时代，人多地少则是大乱之年。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外加西洋势力侵略，洪秀全式的人物的出现其实是迟早的事，即使没有洪秀全，也会有其他类似的人来担当他的历史使命，用时势造英雄来形容洪秀全实不为过，当然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洪秀全的对头曾国藩。

洪秀全虽是个读书人，但是他的小农本性是无法改变的。目光短浅，贪图享乐的弱点注定他即使成功也不会建设新社会，只是建设一个新朝代而已，一个新的封建朝代的建立对当时中国影响无法细究，但我想纵使有改观也不会很大，因为不推翻封建制度，中国便是无希望的，这已被之后的历史所论证，所以对于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大可不必惋惜，历史的潮流从来都是披沙拣金的。

再来看曾国藩，曾国藩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他是清朝官僚，替清朝剿灭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让清朝继续他的腐朽统治，从这一方面来看，曾国藩不能算是个正面人物;然而他为人正派，创建了盛极一时的湘军，倡导了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这样看来也算是中国的改革之士。

我对曾国藩是欣赏的。之后的洋务运动姑且不说，从这章来看，他剿灭了太平天国，维持大清似乎是逆历史潮流的，但仔细想来，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却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像作者所总结：曾国藩作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不能不忠君，同治年间清朝的中兴气象也让他人为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觉悟，而最重要的一点即是曾国藩恐清亡而国亡，无疑，曾国藩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已做到了最好。

在这一章论述曾国藩的文字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他(曾国藩)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对于曾国藩的这一点，作者无疑是肯定的。这让我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这两个主义不是一回事，但实质上却颇有相似之处，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想到曾国藩，他就是一个问题与主义同步进行且处理得当的极好的例子。重视主义而又不忽略做事，这才是中国的头等领袖，至于几个文人的争论是在可笑，本是相得益彰的两种品质，何必一定区分孰轻孰重?

总之，从这一章看来，正因为清朝既无救世之心更无救世之力，所以历史上有了洪秀全，有了曾国藩，更有了在那段混沌历史中闪光的两点。

第三章：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这一章作者讲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自强事业，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清朝统治者内部的分歧与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本身就具有一系列缺陷的自强事业在朝廷顽固派及未开化的民众阻碍之下，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读书笔记之《美学散步》

慢慢合上《美学散步》一书，闭上眼，书的余香犹存，而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缀叶如雨的冲淡清幽境界。 这部书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宗白华是五四新文化大潮冲出的新一代学人，早年曾留学欧洲，足迹踏及艺术之都巴黎。20年代他出版过诗集，他本来是个诗人。青年时期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沉思，一直伴他前行，也构成了他美学篇章的特色。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宗白华曾在集子里这些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因此，阅读这部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抒情化的语言引领我们进行艺术的欣赏。 在他之前，也有很多艺术家也曾发掘过这样的美，但是都无法像他那样灌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人格生命的自觉，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现今也许难以再现了。然而如何在日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吗？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以这方面的启迪。 宗白华美的态度是超然的，又是世俗的。他在书中展示了一个美的人生和宇宙，充满了亲切感和家园感。他从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也发现了它是平整的世界，圆满的和谐。英国诗人勃莱克的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就是这种描述的最景致的诗句。没有一种以天地为庐而又悠悠自足的博大情怀，没有一种能澄情以观道的空明澄澈，是不可能发现这种生动与清和的美的统一。而他似乎轻而易举地领悟到了美的神韵，如在拈花微笑间顿悟了一切声光，色彩和形象中微妙精深的律动和气韵。 中国人讲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思想，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从而获得对于道的体悟，唯道集虚。这在传统的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中国古代的绘画，提倡留白、布白，用空白来表现丰富多彩的想象空间和广博深广的人生意味，体现了包纳万物、吞吐一切的胸襟和情怀。宗白华用翔实丰富的例子，提出了中国诗画、书法所表现的虚空要素以及从此形成的宇宙意识，他认为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中国艺术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他在我们面前舒展开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带我们去玩味古代名画的内蕴，画家所写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片虚空之上。空中则荡漾着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在这片虚空上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山一水，都负载着无尽的深意。同时，他还提出，中国绘画中往往可以感到线条的力量，流动的线条是最富美感的，所以古代人常常把形体转化为飞动的线条，这就是我国古代绘画带有舞蹈意味的原因，敦煌壁画《飞天》很好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重视线条，我们看到了笔墨对于作画的重要。笔墨技法表现在骨力、骨法、骨气上，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出的一种力量。这是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骨节相同的因此我们见得每一幅国画都有一种坚固的形象组织和坚定的内在生命力量。我们应该透过骨去领略风，这才能得到享不尽的愉悦之感。《美学散步》让我们体悟到中国画的气韵生动，迁得妙想之精髓。前者是说一幅画要涌动着宇宙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给人一种音乐感；而迁得妙想则是通往气韵生动的途径。所谓迁得妙想，就是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用本心去体味外物的内在精神，把自己的想象迁入内部，经过一番曲折，才可把握对象的真正特质和精神。 说到建筑和园林，我想前立刻会浮现出气势宏伟磅礴的紫金城、颐和园；含蓄温婉的苏州园林和风细雨下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欣赏中国古代的建筑，如果不懂得中华民族的飞动之美和空间艺术，是不会深刻的。飞动之美不仅体现在绘画、雕刻上，还表现于建筑园林之上。只要看看北京几大宫殿中的装饰：飞腾的龙、愤怒的猛兽、展翅的鸟雀、扑翼的凤凰、转来转去的蛇、伸着脖子的白鹭、顾影自怜的仙鹤、互相嬉戏的猴子、还有神仙、玉女飞天的场景和妖魔鬼怪狰狞鬼脸......就能充分感受到我们民族人们内心涌动的生命活力，那典型的飞檐，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宗白华还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他说中国人注重可游，可行，可望，可居，而可望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游、行、居都是为望服务的，所以我开始明白了中国的窗、亭、台、楼、阁、廊在园林建筑中的重要角色，它们构成了望的途径。窗子使其内外发生了交流。一扇窗就如一幅画框，窗外的景色构成了框内的图画，并且它总是变动不居的。在窗内任何一个角度看窗外，都会得到不同的景致，这同样也体现在亭台楼阁廊上。中国人喜欢设亭台楼阁，喜欢设窗，是和许久以来的民族审美传统分不开的，独坐窗前、独倚亭边、独行廊中，都会让自己的视觉得到一次很好的旅行和放松，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在大自然里品味变化万千的韵致和美丽。 中国从六朝以来，艺术理想的境界就是澄怀欢道，在拈花的微笑里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是意境创造的始基，鸟鸣珠箔，群花百落，是意境表现的圆成。这就是他追求的禅的心灵状态，就是出水芙蓉的至高意境之美。在清幽、自然秀丽中生发，产生生气远出、妙造自然、清真可爱的情感体验，正如温婉的玉，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出水芙蓉是宗白华的一种在深度上追求人的生命本真和自然本真的意境创造，为了达到他艺术和人生的至高清纯境界，表现了他对于生命的思考和探索，对人真性的挖掘体悟。 这种对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清新淡雅之美的追求，体现了宗白华内心深沉孤寂之感。在现代文明高度高度发达下，人们的传统文化和生命精神日益失落，徘徊于这种矛盾的忧郁和苦痛的边缘，宗百华悲怆地喊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他反复提醒国人要意识到现代精神的颓废问题，这正是他作为一个孤独的灵魂对生命发出的呐喊与召唤，他把他的这种孤独的探索和冷静的思考引入了美学范畴，个体生命的孤独和落寞，在理想的自由艺术之境中完全可以转化为对生命的歌颂和追求。通过艺术对人性本真的追寻，他的孤独落寞得到了彻底地发泄，只有在这样的境界中，人才能真正找到精神的家园，返回精神的故乡，抚平内心的伤痛，慰藉平日孤寂的灵魂。 《美学散步》让我得到了一种生活情趣和审美方式，伴着笔墨的清香，细细体味，宗白华那自由孤寂的灵魂，高尚清真的人格魅力，在寻求美的道路上指引着我，让我抛弃浮躁的世俗，向美学丛林的深处迈进。

《哈姆雷特》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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