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3000字:
一、叨叨叨
旅途漫长寂寞,且让我来絮絮地聊一聊读起这两本书的缘由。《万历十五年》是高二那年,复旦大学有一个针对文史爱好者的特别招生项目,开列了一个书单,可以挑选一本写读后感。我挑了最薄的《万历十五年》。说实话,高二的时候读此书,只能说似懂非懂,在化学课上偷偷写的读后感,更加不知所云,所以读后感寄出去了就石沉大海,我当然也和复旦无缘,同时认清了自己并非什么有天赋的青年才女。不过,勤能补拙,我后来逐渐把那份书单上的书买来读过,其中包括周作人、梁遇春的文集,是以当时的我的见识,绝不会主动去读的书,所以我一直对这个特别招生项目心存感激。
至于《大明王朝1566》则是友人前几年推荐的电视剧。我也听说此剧是国产剧的良心之作,主演还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陈宝国(我好几年专一地吃他代言的方便面,可见是认真粉过),但是我这个人读东西一般很快,有时候又要停下来想半天,所以无法忍耐我自己控制不了节奏的东西(毕竟用二倍速看电视剧真是很好笑了),所以我几乎不看电视剧,会转而去找原著来读。
这些是为了证明,找书的方法是很多的,彼此推荐是很好的。
高考过后,也曾再次读过《万历十五年》,不过都不如这次两本同时服用,效果更佳,试论一二。
二、远和近
两本书都不是严谨的历史著作,而只能以历史小说和历史杂文来读。但在《大》借题发挥的纯小说笔法过后,读一读《万》的论述,至少有一些基本的修正(比如海瑞更真实的样貌),和更深的思考。
两本书都以一个特别的年份做题,但所写皆远远超出这两个年份,从推行“改稻为桑”到李贽自尽,两本书横跨了明王朝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整整半个世纪。而两本书中间,却空出了所谓隆万大改革,徐、高、张依次为首辅的二十年。那二十年,特别是张居正改革的十年,一向被认为是明王朝短暂的中兴,可两本书前后读来,却并没有感觉出什么真的改变,这便让人懊丧,也难免想要沉思一阵了。
两本书仿佛还能连上,《万》的开头,万历皇帝终于认清了文官们对他的蒙蔽,他们的权力和虚伪,仿佛终于明白了《大》的最后,他爷爷嘉靖跟他说的那句“任何人答应你的事都不算数,只有你自己能做主的事才算数”。
当然两书写法十分不同,《大》写的是细节(比如诸人多次互相望来看去,“深深的”和“紧紧的”眼神),《万》写的是历史大观。所以两书不是严谨的历史,严谨的历史不会记下这些时刻,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宏大总结,所以这两本书才好读。
很细或很大地写历史,是会影响读者的观感的。站在远处看结构,比较冷静和客观,看问题容易怒其不争。站到跟前看每一个个体的命运起伏和选择,比较理解和同情,看问题容易哀其不幸。比如两书都写浙直一带农民,《万》写他们富裕、抗税、刁顽,《大》写他们护苗、饥荒、报恩,这固然因为两书所强调的底层百姓人设不同,也因为远远地看一个群体在大局中的位置和影响,跟把一个齐大柱这样好勇斗狠又知恩重义的形象摆到了面前(哪怕情节太奇而不真实)观感的不同。同理,一般读历史只读嘉靖专断、精明、多疑、贪婪,修丹练道、大兴土木、外用奸党、内蓄刁奴,观感自大不同于写他和心腹太监之间的玩笑任性,和万历的祖孙之情。
《万》当然也写人,写个体的挣扎和困顿(这也是它好看之处),但终究是放在大格局中去写,所以让人窒息和绝望,看不到出路。不像《大》写的是这些人具体的斗争和选择,让人紧张和振奋。《万》中的人,是历史大局下的一些有特色的符号,读书笔记一些挣扎的集合和代表,《大》中的人,是可能在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决定里改变历史,至少改变成千上万人命运的人。这就有似结构的决定论和人的能动性谁为主的历史观之争了。
反过来看,《大》也是借由海瑞不停歇的抗争,去探寻问题的源头,最后迈过严党,探到了皇上,也可说探到专制制度。《万》则甚至迈过了万历,探到了治国原则阴与阳的内在矛盾,或是农业帝国无法超越的局限。
还是那句话,近看一个人,容易代入,愿意从他的性格,关系,利益,以及自己“未必能比他做得好”的诚实去想问题。而远看大历史,则能跳出个体的局限,代入自己的思考和评价标准,以及事后诸葛亮的智慧去看古人。
这两种视角我觉得都很有价值,都比只站在中间,看见万历的懒惰和张居正的腐败有价值。
三、阴和阳
反过来,两书有许多共通之处。不知大家看法如何,我读两书的“书眼”,都是“阴阳”二字。
也就是放在台面上供奉的东西,和不能放上台面的东西。两者如果能够“绷住”,就暂时四海升平上下一心,而任何试图对抗、戳穿、偏废、调和这阴与阳的人,则无不失败告终,凄凉散场。
嘉靖和万历祖孙二人,都在登基后不久和群臣的对抗性事件中,看穿了这些人绷住阴阳的虚伪,而不再愿意配合他们的表演。嘉靖在意实惠,但至少不允许人当面拆穿,万历则实惠和面子都渐渐放弃了去求。嘉靖为自己找到了严党背锅,以便绷住自己的阴阳,万历则没能,或者不屑于找。然而无论怎样,他们都明白了,自己只得和这样的虚伪共存,或永远对抗,并最终收获恶名。
恶名是难免的,因为阴阳的绷住,有赖于找到一个更大的敌人,无论这敌人是严党、嘉靖、张居正、万历,抑或后来的木匠皇帝、魏忠贤等等。和这头号敌人,即责任制底下背锅人的斗争,固然有利于阴的实现(无论求利还是求名),也同样是保住阳的必须。心理上,文官们需要暂时说服自己相信,只要这个敌人的问题解决了,天下事就有望,而天下之所以还有问题,要么因为出现了新的敌人,要么因为旧敌人还没有清算彻底。史书上,文官们需要这个敌人,留给后世去讨伐和叹息。因为他们自己,秉圣人之教,行无奈之举,是没有办法,承担这责任的。有的人你不能说他错,有的人你没法让他干活,而自己孤身作战,上下委屈,只能一声长叹。所以,如果一时没有天下人心知肚明、人同此心的靶子出现,这个集团也要靠党争,创造一个靶子。
阳的要求太难了,所以要挑刺找敌人,而挑刺并不难。阳的要求太难了,所以如果找不到一个偏离标准更远的敌人,余下同样不能达到标准的人,又如何自处呢?凡人做不了海瑞,也做不了李贽。
正史是由文官集团,或者文官集团中的阳来写的。所以嘉靖和万历是糟糕的君主,他们的糟糕之下的委屈,只能走近去看,张居正和胡宗宪注定被清算,他们的了不起,大概要走远来看。
做实事不如识时务重要,一个集团的意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安身立命的道统,和安身立命之后的实惠。
面对这阴阳,嘉靖和万历对抗,张居正和海瑞各向一边偏废,李贽戳穿,徐阶、胡宗宪、戚继光适应(袁崇焕和戚继光的差距,看来不只在武,也在文)。
可是为什么,申时行的调和,最终也不能成功呢?申时行默默无闻继续了张居正的改革,可是阴阳终于还是绷不住,因为阴阳的背后,是权力,是名利之争,谁都需要阴,而要求对方阳,没有敌人,就没有团结。
在两本书里,分别以底线和解药出场的心学,仿佛是一条可行的新路。不立高调的标杆,也不突破良心划下的底线,心里和现实里的矛盾,仿佛可解。可惜,如此不定标准,回归个人,唤起良知,注定只能做王朝末年,当阴和阳相去太过遥远之后的补救,而不可能全盘推翻,作为新的起点了。
阴阳绷出了稳固,可荒误实事,是非不分,也最终不可收拾。
四、叹叹叹
无论是从小说里一个个细节去看,还是大历史观下的议论去看,都不能不感叹,王朝的无数聪明才智,都被用来绷住这阴阳了。
等到绷不住那天,这些大人物和聪明人的努力终究付诸流水,造成的伤害却由普通人和后来人承担,因此走近去看,还能看到他们的才华和努力,苦恼和苦衷。走远去看,却不能怨愤并失落于他们的自私和绝望了。作者:詹青
万历四年,1576年,朱翊钧收到了一举报信。辽东督查刘台,举报张居正。刘台罗列的七大罪状,这也都是疾风骤雨改革中常有的事,虽然每件事情本身问题不大,却是其中的张居正的要害,首辅怒了。
在明朝,官员之间互相举报和弹劾,本身明朝特色,为何首辅对此事怒了呢?是因为他怕是吗?非也!关键是举报他的人,既非他的上司,也非政敌或同僚,而是他心血栽培、一手提拔的学生。
一个人要想成功,考取功名只是一小步,而有人支持那才是王道。而刘台得到了首辅大人的支持,因为张居正的提携。他在高中进士后仅仅两年,就成为辽东督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黑老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师以前一直给他鸡蛋,忽然有一天没有给,他不高兴了,因为他忘记了这个鸡蛋本来属于谁?辽东将领事李成梁,打了大胜仗,刘台眼红,抢先写了喜报邀功,这种事是犯禁的,按制度应该降职惩罚,当然作为首辅的张居正也可以低调处理,大概是想教育一下学生,以儆效尤,首辅法人就对刘台予以公开训斥、通报批评,这下鸡蛋没吃到,学生不干了,黑了老师。
其实这样的弹劾在明一朝,不算新鲜事,但是抛开事情本身来说,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以尊儒礼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下,连自己的学生都起来反对自己,这是多么挂不住面子的事情啊!为此,首辅提出辞职,未果。加之首辅本身的私德并不是多好,后来的清算,从个人到制度,将本来可以振作起来的明朝,重新带回了死亡之路,首辅的心血也成了回光返照。以道德治人、整人,这在明朝也是极为推崇的一件事,任何事情,只要和道德关联,死亡概率大大提升,道德要不要讲?那肯定是要讲的,但是讲什么,是要有选择的,每次看到宣传孝道的“二十四孝”图时,后背就发凉,那些手法极端、思想错误的尽孝方式原封不动的示众并加以宣传,是懒啊?还是没有甄别的能力?
一个王朝也罢,家庭也好,亦或个人,好多东西是相通,但我们自身轨迹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必然形成惯性,有些东西是好的,应当予以坚持,但是对于那些不合时宜,与历史潮流逆向的东西,一定要摒弃,予以革新,这也算读书的一点浅薄收获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黄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读《万历十五年》首先读的大概应该是位于附录二后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明白著者大历史观的概要,否则,读完全文也是不甚明白何以起这个题目。 但倘若如作者所述,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当在历史的大轮廓中,见微知著,选一起承转折的关键点,更如标本的切片样,才是书的题解。
其次是道德观念和制度在书中哪一种,影响历史的程度在作者看来较重?在这里,制度所指的概念是钱穆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称的政治制度。而这前后两本书对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比较也是有意思的,《中》成书于1955年,《万》成书于1979年。
粗看,好像《万历十五年》中,关于道德影响的论述较重,例如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关于改革的政治书,也是一本关于记录改革的历史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探索,致力与改革和创造。然而,他们最终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中华大地的物质文明已经持续向前发展,丰饶的江南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的帝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却没有随之改进,事实上也无法改进。因为,阻止其前进的,乃是大明帝国以文官为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
书中所写的人物,无以不是制度的牺牲品。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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