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至今才读《富兰克林自传》感到十分汗颜,早就听说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历经百余年而经久不衰的励志奇书,它包含了对人生奋斗与成功的真知灼见,以及诸种善于美的真谛,被公认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
《富兰克林自传》,从一开篇我就被深刻的吸引住了,平生还从未有一本书能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那如潺潺流水般朴实无华的文字,沁人心脾,其间流露出的情真意切的感悟,充满哲理的思考给我深刻的启迪,引发强烈的共鸣。
富兰克林十分重视自己的美德。因此,他给自己提出了13个要求,分别是:节制、沉默寡言、生活有序、决心、俭朴、勤勉、诚恳、公正、中庸、清洁、平静、贞洁和谦逊。他一直在尽力地做到这些,尽管他也很难完全满足要求,但他还是坚持不懈。我想能够做到那十三条的人们,已经都能称之为圣人了,事实上这样完美的人确实少见,但是能追求这样的完美的人也能在美德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
读《富兰克林自传》,使我深刻体会到书中的描写中始终能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昂扬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告诫人们远离陋习,远离平庸,提高生活品位,健全人格,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富兰克林自传》是一部人生奋斗的励志奇书。当然这部书包含的思想远不仅仅是这一点,但于我而言这一点是最深刻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它洋溢着的那种生生不息、执着进取的精神!而此种精神与中广核的深邃的精神底蕴不谋而合。
《富兰克林自传》使我懂得:人不能被惰性所征服,不能被原来的自我束缚,要前进就要志在前进。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我要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把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
1790年4月17日,富兰克林逝世于费城,美国人民为他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他被誉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公民,受到各国人民的敬仰。富兰克林以自身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不朽的神话,造就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成为他生活的时代和国家中最伟大和最出色的人!
其中,富兰克林的13条生活原则或者说是美德(Virtues)令我深受启发。据说这13条美德是他在20岁时自己制定的,每周努力实习一项,到13周后重来一遍。我想,一个人的成功,就在于每一天的积累,而如果我们能够用心的做到下面的每一点,那么成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这是李开复唯一的一本自传。字里行间是岁月流逝中沉淀下来的宝贵人生智慧和职场智慧。
从捣蛋的小皇帝、十一岁的留学生、奥巴马大学的同学、二十六岁的副教授、三十三岁的苹果副总裁、谷歌中国的创始人他有着太多的传奇经历。为了他,两家最大的IT公司对簿公堂,而他的每次人生选择,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透过这本自传,李开复真诚的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也首次披露了他亲历的苹果、微软、谷歌等IT巨头风云变幻的内幕。娓娓道来、字字珠玑。
李开复叔叔从书中告诉我们,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而不同。
每次看完这本书,我都有不同的感想。
第一次念完这本书,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讲述他小时候的事情,觉得他和我们童年是一样的,一样的顽皮、一样的搞笑,有时甚至让我捧腹大笑。
看了几遍以后,我对李开复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他身上我知道了巨大的成功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与付出,一旦认准了目标,不要轻易改变。
荣格的童年回忆,他最先写到他生命中最早的记忆,生命中最早的味觉记忆。这让我想起我们似乎对味觉的记忆更深刻更长久一些,我们长大后都在寻找童年的味道。因为带有味道的记忆,仿佛能够融入我们的灵魂中,童年妈妈的味道,童年小吃的味道当我们长大后某一天,吃到熟悉味道的食物,记忆之门的大闸似乎倾刻之间被拉开,有关这个味觉的人、事、感受都涌了上来。由此可见味觉似乎更能够调动埋藏于潜意识深处的记忆。
如果按学术系谱来算,我应该属于章开沅先生的徒孙或曾徒孙一代。求学时曾读过桑师的《桂子山从学琐记》,非常好奇老师的老师是如何教育学生、而老师的求学生涯又得到何种启发与感悟的。记得桑师曾在文章中记述过一个细节:
“研治中国近现代史,阅读的能力必须超强,甚至一目十行也未必够用。而在高速度之下,对于重要的信息又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和捕捉能力。记得一次见章师,恰好他与图书馆约定前往圈定选购的书目,便陪同一起来到图书馆,只见章师展开目录,目观指画,速度奇快,口中还不时与我交谈。我从旁仔细观察,所签出各书,相当精当,绝无错误,不觉暗暗称奇。”
桑师治史,强调对史料“竭泽而渔”,而且要求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保持“高速阅读”,传统是从章开沅先生处传承而来。所以当时读到此处便十分想探究,章先生这种对史料的敏感及广泛涉猎的能力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近日读到《章开沅口述自传》,疑惑亦稍有所解了。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一部个人史实则也是一部时代史,如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便是典型代表。章开沅先生出身世家,其曾祖父曾任官清廷,后来又举办实业。但章先生本人在求学过程中,却因为时代的原因而周转曲折,甚至一度还跑到长江的木船上当船员。虽然条件艰苦,但却多了一番“行万里路”的人生经历,对于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社会体验。
章先生1946年10月入金陵大学就读。原本他想读农业经济系,但因为文笔好却被历史系录取。按照章先生的回忆:
“金大淘汰率很高。像历史系,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因此,历史系在读的学生,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多人,规模不大。”
这样的精英教育,自然使得学生既不敢得过且过,也使得一心向学的年轻学子可以发挥所长,在追寻学术的道路上得到更为专注的指导。
至于章先生为什么专研近代史,大概也与金陵大学的办系特色有关:
“金大初建时没有历史系。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920年到金大任教,被安排在政治系。后来,在政治系下面开设一个历史专业,慢慢才把历史系的框架搭起来,以后才独立建系。因此,金大历史系可以说是贝德士一手创办,他也就成为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起来的早期学生陈恭禄和王绳祖,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分别撰有《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且都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知名于全国。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金大的古代史比较弱,在相当长时间里靠中央大学等高校的老师来兼课。”
另外,金陵大学仿照牛津、剑桥实行导师制,而章开沅先生的导师为陈恭禄先生,他对章先生的要求是“选课要宽一些”,所以章先生在读期间选过“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
金大的教学,一是要求学生写paper,利用大量的参考书撰写小论文,章先生开始不太适应,但后来发现“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二是师生互动较多,课堂让学生展示讲解的机会不少;三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上课时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手持名册,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一目了然。”
章先生还指出,“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很少,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读到此处不仅让人浮想联翩:近代以来的教会大学声誉颇高,其中教育行政的效率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大学固然不可缺乏大师,但作为大学教育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如何制定教育行政条文、如何执行教育管理、如何协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恐怕依然是值得今天的高等教育者反思的。如果颠倒了主次,不仅直接背离大学教育的初衷,更可能损害了大学本身应有的独立品格与风气引导的责任。
章先生于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1949年南下武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尽管已为近代史研究的大家(“文革”后逐步恢复博士点,章先生当时是高校系统中唯一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导),但章先生却对教学工作非常重视,他在自传中讲了这么一段话:
“近些年来,中国的高校不重视教学,似乎只要在某一领域出了专著或论文获得了大奖,就算是有水平的老师了,这其实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我一直认为,作为老师,首先要能在三尺讲台上立得稳脚跟,才能谈进一步的高深学问。教学马虎,对老师,对学生,都大不利。”
在全国高校在“科研”与“教学”的争议中不断纠葛的今天,曾经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先生这样的几句话,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当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学人要坐得冷板凳、啃得苦菜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过去老先生曾经告诫说“四十岁之前写的东西都是不能看的”,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做,恐怕许多年轻老师尚未出成果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在纷嚣的声音里如何守住初心,如何在外部环境和内在追求中取得平衡,章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年轻老师每天都无所事事,就聚在教学楼里下棋消磨时光,但有一位老先生,却在相当艰难乃至于受批斗的环境中继续坚持著书立说,这位老先生就是著名的张舜徽先生:
“张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我被揪出来成为‘活老虎’之后,他被称为‘死老虎’。在‘群众专政’阶段,张先生也被关进牛棚,也接受过大大小小的批斗,甚至还被学校的工人辱打过。不过,由于他当时已经年近六旬,又不是‘活老虎’,读后感作文,因此还是受了一点关照。在牛棚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允许他白天蹲牛棚,晚上回家休息。再往后一点,则将他全家赶入由澡堂改造的陋室之中,批斗当然还是少不了,但没有让他参加劳动改造。澡堂简陋,低矮阴湿,夏天如蒸笼,冬天如冰窖,下雨的时候,还四处漏水。但是,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张先生没有唉声叹气,而是发愤图强,抓紧时间撰写学术著作。雨季的时候,屋顶漏水,就找个盆子接一下,水从室外灌进来,就穿上雨鞋,继续写作。武汉夏天溽热,他就在胳膊下垫一条湿毛巾,汗水流入眼睛,他就用毛巾擦一下,继续写。如果遇上批斗会,他就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继续写。而且,他仍然保持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的习惯。如此数年下来,张先生撰写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说文解字约注》,有二百多万字。仅仅誊写这部著作,他就写秃了50多支毛笔。桂子山上三号教学楼里围着战棋鏖战与观战的众多青年教师,与昙华林澡堂里晨昏伏案撰著的张舜徽先生,这两个场景,定格在我的‘文革’记忆链条中,并给我启示。当我年老之后,总喜欢告诫青年: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
这个故事,我来回读了好几遍,我想,桑师在文章中里面所提到的“章师近年来转向近代教会和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机缘,毕竟主观追求才是内在驱动力”的来源,正是这样的一些学者一代又一代孜孜不断的追求,也正是桑师所总结的“将挫磨当作激励,对自己的研究更加精益求精,而决不意气用事,争一时的高下”的境界。今日吾等后辈,常常抱怨科研压力与上升空间的问题,可若与前辈学者相比,是否也会觉得汗颜与惭愧呢?
章先生后来担任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这个也是一个意外之事,他本无任职的思想准备,只因在校内民意测评中排名第一而被教育部接受及任命,由此也可见章先生在华中师大的人气与威望。但身兼行政职务,学术研究又不能耽误,所以章先生只能利用每天早上的4点到8点做学术,这大概就是桑师文中所说的“章师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无形中营造出一种氛围,令每一位在此学习或工作的人,都倾注全力于治学之道,而不是本末倒置,热衷于时政或校园政治。”章先生有一段话,非常深入地诠释了这样一种追求:
“在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
所以桑师曾说:“大学并不是为一般读过书得到学位的人提供职业选择或职位,而是为那些以学问为事业,为安身立命的所在,甚至不做学问就了无生趣的人准备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之能够得其所哉。这些人的全身心投入,也许并不体现于没日没夜地熬在图书馆实验室,但他们的整个生活目的,无疑都是围绕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学人如果对于学术缺乏真感情和敬畏心,所做学问必然以假乱真。”章先生毫无疑问就是那种对学问始终充满热情、感情和敬畏的学者,即使年事已高,依然在原有的研究之外开辟新的领域:近代教会、教会大学、南京大屠杀……这种将学问融入生命的追求,不才是我们应该效仿和身体力行的典范吗?
值得留意的是,即使在口述自传里,章先生也多次提示了个人记忆与历史史料之间的差异与缺漏,作为治史者一定要有着充分的警觉而慎重使用。而口述自传的整理者彭剑教授在书末也撰有专文,讨论口述史料的整理加工与使用的问题。学术的严谨与自觉,已然融入在了章先生对自己人生的回忆与反思当中。
犹记2003年我还在读本科时,章开沅先生到中山大学怀士堂开讲,主题关于《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的搜证与写作。讲座结束后,大批青年学子排队请章先生为该著签名留念。先生当时已经77岁高龄,依然一丝不苟地为每位同学签下自己的姓名。望着银丝白发的章先生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了追求学术和社会担当的最好诠释。
圆的硬礼帽,一双又长又大的旧皮鞋,一撮浓密胡子以及一把短手杖,对了,他就是卓别林。卓别林为现代喜剧电影奠定了基础,他的形象几乎成了喜剧电影的重要代表。但是,读了《卓别林自传》后,我才了解到,他的一生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一帆风顺。
他童年丧父,母亲只能到舞台上唱歌为生,后来母亲进了疯人院,后母对卓别林以及他的弟弟更是苛刻不已,我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惋惜。后来,偶然一次她替喉咙哑了的母亲在舞台上唱歌,加上自己有趣生动的即兴发挥,他的人气增加了不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地打入了“演绎圈”,开始了工作“生涯”……
他曾经因为想要在戏中加入自己编的笑料而与导演发生争执,因为他每一个加入戏中的好笑的镜头都没删的“面目全非”,他也生气了。他与导演闹翻,最后还是重归于好,这都要归功于卓别林对自己演技的自信以及当时极高的人气,也是因为这个,他敢要求“加薪”。“我要每一件东西看上去都显得不合适:裤子是松泡泡的,上衣是紧绷绷的,礼帽是小的,鞋子是大的。”这就是喜剧演员卓别林,对于演戏有着与别人截然不同的看法与心态,更是因为这个,他那有趣的造型在我们的心里根深蒂固了……
我又从别的角度了解到,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喜剧性的表演更是令人捧腹大笑,但是笑后总有令人深思的地方。他对生活的热情,对演戏的钟爱是永远不会变得。他的《安乐狗》,《摩登时代》都是表达了他对穷人的同情以及对富人的轻视与嘲弄。我想,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难以用金钱估量的。
《巴金自传》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巴金。下面要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巴金自传的读书笔记,希望你会喜欢!
巴金自传的读书笔记1
寒假的时间是充足的。这一天,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图书馆,寻找书看。书架上的书数不胜数,让我看得眼花缭乱。这时,针看到一本《巴金自传》,脚步也随之停下来。我拿着书走向书桌,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我先看了《文学生活五十年》这一段,使我受益匪浅。它主要讲了巴金五十年来的文学生涯。渐渐地,我看完了这本书,也加深了对巴金的了解。
巴金不是一位文学家,但他写作了五十多年。他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他生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许多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中间度过了他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他接触了下等人的悲惨生活,在伪善和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他听到年轻的痛苦呻吟。他觉得社会出了毛病,却说不清病在何处,又该怎样医治。他把自己的家庭看作专制的王国,他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巴金离开了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他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救自己的路。他选择写作,是因为他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与恨无法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所以,他要找寻一个心的归宿——写作。
他有着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从他身上我明白: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饭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巴金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
这一本书让我学习到许多做人的道理,我要把巴金竖立成我的榜样,向他学习。
巴金自传的读书笔记2
活着是一种力量,走了是一个榜样 当时许许多多年轻人,深深受到巴金作品的影响既是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上也是在人格塑造上。
“巴老对年轻人写作非常鼓励。有时候,他会把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推荐到报社发表。”
记录巴金,是一生的幸运。现在,我越来越感到,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不仅与我,更是对整个社会。”
“巴金先生历经风雨能活到百岁有余,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生命的象征。。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照片上的巴金老人总是那么精神矍铄。
如今,巴金西去了,他的精神从此成为一种榜样,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也因之结束了。
在我看来,巴金最终称得上是一个“完人”,也许并非完美,但十分完整。“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前辈,从此,我们失去了一个大师。巴老活着,是一种力量;现在走了,他的精神更是一个绵延的榜样。”
为了写《巴金传》,徐开垒访问了巴老的出生地——成都,访问了巴金的堂弟李西龄、侄子李致,徐开垒大体上弄清了巴老大家族百年来的变迁。
徐开垒说,巴金对他的写作十分放手,巴老从不向他表示应该怎样写或者写什么。徐开垒每写完一章就把原稿交给巴老校阅。《巴金传》上、下卷一共十二章,巴金一字不易把书稿直接交给该书的责任编辑李济生。直到正式出版前,巴老请他的女儿李小林把全书从头至尾念了一遍给他听,直到这时巴老才提出了补充修正的意见。徐开垒说,巴老对他工作的支持,实在是也的幸运。
徐开垒说,生活是作家传记的中心。他曾就此问题请教巴老。巴老回答说:作家传记是以作家在实际生活中的为人,来对照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看看两者是否符合。徐开垒说,巴金的这一段话非常令人信服,他正是按照这个准则,去写巴老的一生。
去年五月,徐开垒完成了《巴金传》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徐开垒为巴垒作专是一件颇合情理的事情。徐开垒比巴金年轻十八岁,他正好处在一个交替的层面上,徐开垒本人也是作家,如果把他算作老作家,也是老作家中最年轻的。如果把他算作青年一代,他又是最年长的。在承上启下、承前启后这个意义上,徐开垒是最为恰当的人选。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徐开垒和巴金生活在完全相同的大时代背景下,徐开垒可以很好地把握整个时代的脉膊。徐开垒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作家,这也保证了《巴金传》文笔的流畅优美。
随着年岁增长,巴金身上的激烈情绪渐渐淡化,自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后,我们便可以看出巴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转变。在他的堆满着外文书籍的书橱里,也开始出现了明代万历刻的线装本《批点唐诗正声》。传统旧戏也不再被他视作攻击对象了。尤其是川戏,成为他的业余爱好。据他的朋友回忆,五十年代初他在兴致好的时候,可以随口背诵许多古诗,包括《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篇,这很使人想起巴金在幼年时候,由他母亲亲自教诵《白香词谱》的情景。也许到了中年以后,母亲在无意中留给作家的古典文学的修养方始开出了灿烂之花,这些美学趣味上的变异,与作家的生活环境,政治情绪都有密切的关系。
对于年轻时候的行为,晚年巴金作了认真的反省:“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他对简化汉字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如果汉字走向拼音化,“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然后他说:“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他的这番话,与1932年的激烈,形成了鲜明对照。
随着偏激思想与情绪的消退,浓厚的文化兴趣与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在巴金身上凸现出来。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的同时,他翻译了历来被认为是唯美作家王尔德的童话;他酷爱买书、藏书,在同时代作家中其藏书量名列前茅。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他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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