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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怎么办》有感
——历史不会重复,但它押韵
陈斌
编者按: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启发了列宁,写出了同名的著名篇目《怎么办》。这本“生活的教科书”,对当今的进步青年又有怎样的启示呢?
去年暑假从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玷污的》起,开始自己对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家阵列的关注。在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部分作品和传记后,我对他惊人的对生活和内心的洞察力错愕不已,但他对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方面的思路似乎是枯竭的。或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体现灵魂苦难层面显示出更大的成就。非常巧,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认识也正是首先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两人曾经都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对俄罗斯的现实和未来充满着激动人心的畅想,但由于各自经历和视野的差异最终走向不同的道路。两位人物的或明或暗的争论展现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历史长河中,并在传记中反应了出来。
按照自己读的那本不远于10年之前出版的俄国传记家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显得相当激进,但出于对当今世界整体氛围的考量,我大概能够体会到这里面会有一些进步青年所感兴趣的故事——显而易见,很多先行者在带领人民走向光明的进程中,会有不同观点的人让先行者的“先行”降格为“过激”。
我开始翻阅一些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但最开始只以其为文艺家的定位看待他,只到了解到他的入狱及《怎么办?》的写作。出于对列宁的“一切”兴趣的兴趣,这部和列宁《怎么办?》同名的作品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不久浏览网页时遇到北大蒋洪生老师相关的文章盛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作品是“一部鲜明的生活教科书”,这与自己不时思考的问题很切合:当代的青年,倘若有进步的理想,但仍有似乎繁杂的现实生活在烦扰着这种进步的真正实现——我们是拥有改造世界的斗志,但却极少有人能站在我们的这种立场上给予我们这批青年在细小的生活层面的指导。
我们的实际生存和我们的光明愿景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我们希望社会改造,但我们却沉陷于社会关系泥淖;我们渴求美好情谊,但我们却迷途于家庭实际要求……难道我们,不正是最需要解决“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群体之一吗?实际在这一层面上,车尔尼已经远远跨越现今所谓传统的文艺家的定位,开始作为社会前辈的形象在我心中出现了。
所以,怀着期待兼疑虑的心态,开始阅读《怎么办?》。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数人民文学出版社蒋路先生版本影响力最大,翻阅上世纪50年代版和本世纪初版,有两点很显著的变化。第一是译文人名的变化,前版的人物薇拉、吉尔沙诺夫、罗普诺夫、拉赫美托夫等,在新版中改为韦拉、基尔沙诺夫、洛普诺夫、拉赫梅托夫等,并无大碍。第二则是译本序的变化,50版的内容要今版详实更多、感染力更充沛,仿佛前一版流淌着盈盈的对新时代的热情讴歌,而新版则在使劲地往文艺层面限定,思考蒋路先生译本序的变化的原因——是出版社的精简要求,还是时代的不同需要呢?或许这里涉及到他们文艺的专家们关于文艺“纯不纯”的考量,但实际上想想,现在对这样的作品的关注确实要比《琅琊榜》少很多了。
阅读这样大部头的翻译作品并不舒服,首先在于人名的长度,其次在于语段的长度,同时你还要跟随作者的笔触去理解“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对我来说,第一遍只是读故事罢了。整个故事的核心是三位不普通的青年,世俗家庭的女儿薇拉面临着母亲利用她的人生进行变相的利益获取的危险,在她自发地反抗却无力自己挣脱时,医学院学生罗普诺夫被设置以薇拉的弟弟的家庭教师的形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并以假结婚的形式帮助薇拉脱离自己的痛苦境地,作为罗普诺夫的最密切的医学院同窗,吉尔沙诺夫后来对薇拉产生了情感,因此他小心翼翼地与他们冷淡了朋友关系,但后来罗普诺夫偶然的疾病让吉尔沙诺夫重新出现。种种因素使得这种看似俗气的三角关系形成了,但这种关系并没有俗气地结束:罗普诺夫制造自杀假象并离开俄国,吉尔沙诺夫和薇拉最后走到了一起,几年之后的罗普诺夫以另一个人的身份重新回归,并与另一位女性卡捷林达成为亲密伴侣。
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在今天的很多人而言,至多会觉得圆满和欣慰,或许会赞美罗普诺夫,或许会嫌弃吉尔沙诺夫和薇拉。但以车尔尼所在的时代为参考系而言,车尔尼对这个故事的阐释令人欢愉异常。他没有陷入面对社会困顿只是反映黑暗却不指出光明的境地,而是刻画了当时出现的“新人”的几个代表。他认为时代的”恶“是有区分的,有些”恶“里会产生出”善“,在当时的俄国里,已经出现新的体现着时代进步要求的人们,而他恰恰就熟悉很多这样的青年。这些青年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按照车尔尼的笔调,他们都是利己主义者而且他们自己非常明确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罗普诺夫之所以帮助薇拉,内心的深层原因是喜欢她;吉尔沙诺夫之所以最开始疏远薇拉和罗普诺夫,内心的深层原因是逃避影响别人生活的痛苦(在他而言这似乎体现他的高尚并且他为此感到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薇拉在文中是逐渐成长的形象,她对自己的内在情感追求逐渐成熟的认识,最终导致她选择吉尔沙诺夫,这也是利己主义的选择。但他们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他们竭力希望达到“利己”和其他方面的协调,并因为在实际中时常苦于协调而焦虑,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三角关系的处理上——既追求自己的愿望,又不希望别人受苦楚。但是这种观念,在更高的层面上还有更博大的意味——作为社会变革者,他的行为也不能被认为是其高尚无私的证据,而只能说明他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做产生的对社会以至于对自己的好处让社会变革者自己感到内在的满足。阅读其他文献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己的评价正是如此。
车尔尼在书中对爱情的阐释,也对我们青年人的情感思考有指导意义。现代人经常的言论是“爱情无法用理性说清楚”,然而车尔尼否认这一点。他清晰而深入地分析薇拉与罗普诺夫和吉尔沙诺夫的两段情感的根源,承认了性格层面的差异对爱情生活的影响,并用精妙的手法对各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了冷静剖析,每个人在这种情感痛苦中的意识转向展露无遗。就我个人感觉,书中这方面的内容,一定能让在当代社会中面对过或正在面对情感碰撞的青年感到温暖。
第一遍阅读过程中,对于书中的非主人公重要人物——拉赫梅托夫,并没有很明确的认识。为什么要存在这样一个角色,为什么只让读者稍微地领略他的些微人生历程。对于书中薇拉的四个梦,薇拉的制衣作坊,青年人的聚会,黑衣的妇女等等,都还不很清楚。拖延了几个月,上周正好又要经历十几个小时的列车旅途,又拿起这本书来尝试解决自己的疑惑。这一次阅读却竟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原来这本小说的三角故事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要告诉读者(确切地说,是读得懂的读者)的,是最初罗普诺夫对薇拉说的那个”未婚妻“,是薇拉的第一个梦中自称“你的未婚夫们的未婚妻”的那个女性。很多历史进程中的人并没有未婚夫/妻,却为什么说自己又有未婚夫/妻呢?又是什么能够让一个人愿意以对待自己的“未婚夫/妻”的态度来用一生去对待它呢?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当年沙俄废除农奴制前后历史的进步形象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车尔尼写作这本书是在狱中(像他这样的人,不管在何种境地下,都是不愿意放弃鼓舞大众的,后来他又历经多次流放,期间的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躲避严格的审查,他只能够用各种隐喻、暗示来告诉大众他的真实想法,所以最初阅读这本书时的各种疑惑也自然能够理解了。
看看这个三角故事里夹杂着什么吧?薇拉创办了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人合作工坊,试图借此改造社会并实现平缓地过渡,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写到审查官员的到来,这实际上在否定薇拉这些新人最初的改良倾向,在向所有人指出暴力革命的必然性。薇拉的四个梦里,包含着对女性解放的愿景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勾画,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正是以妇女的解放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至关重要的标准:”爱情的意义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提高自己“,”只有帮助所爱的女性提高到独立地位的人,才算爱她”。
还有那个拉赫梅托夫,那个非主人公但是至关重要的角色,按照作者的句子,介绍这个角色,是为了让读者意识到其他的三个新人——薇拉、吉尔沙诺夫、罗普诺夫根本不是多么伟岸的人物,如果一开始读者感觉到这三个角色是如何的“光彩明丽”,那么读者对于什么叫做真正的“光彩明丽”就不可能真正的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代,如拉赫梅托夫这样的人并不多,就如他在作品中写道“只见过六个”,但他预言到这样的人出现的意义所在。按照评论界的表述:“他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正面人物的最高典型,是世界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罗普霍夫等平常的“新人”同他比起来,就像一座简单平常的房子之于宫殿一样。”为了让读者认识到罗普霍夫等的“平常”性,车尔尼必须得刻画出这样的宫殿式的人物,但由于现实的审查条件,他不得不只刻画出这样的宫殿的一角,而只需要文中的些微的隐晦的描写,就足以让读者知道拉赫梅托夫这种人物的“伟岸”。
借用前版译本序句子:拉赫梅托夫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是所谓“从对岸”来到革命阵营的,因为革命是一种广泛的群众运动,能够影响和吸引统治阶级的某些优秀分子,使他们背叛他们的本阶级,投身到革命斗争里面去。拉赫梅托夫从少年时代其,就在劳动、漫游、严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和艰苦的地下活动中磨砺自己,他把他的全部时间精力献给公共事业。他自觉地同人民接近,人民的需要成了他的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他相信人民,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又要把它他们的自发力量提高一步。这正是六十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特点。拉赫梅托夫不是狭隘的、目光短浅的实践家,他有高度的理论修养,能够指导他的战友们的实际活动。
我基本认同这段话的评价,按车尔尼的原著,我们还能够看到拉赫梅托夫作为革命者也有情感等方面的追求,他并不是一个铁石类的人物:看到葡萄酒,他也有品尝的欲望,当然还有对那位他解救过的差点掉下马的青年妇女的情感。但是出于高度的社会追求,他处处都极端严格地控制,以至于被其他人称为“严肃派”。实际上拉赫梅托夫对自己的超级训练,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面临的考验做的准备。不出所料,这一形象影响了一代代革命者,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等。
车尔尼除了反应“新人”、比“新人”更高的拉赫梅托夫,还描绘了当时世俗世界的普通人,以薇拉的母亲为典型。他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对这位母亲予以彻底的鄙弃,而是用冷静的态度分析使这位母亲走到通过各种途径维持生计的社会环境。“您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求人家说您慈爱或善良;您自己曾在无意中坦白承认您是个又恶毒又不诚实的人,您并不以您的恶毒和不诚实为耻,您证明说,在您的生活情况下,您不可能变成别的样子。”在薇拉的第二个梦里,”未婚夫们的未婚妻,姊妹们的姊妹“告诉她“往后人们不需要变得恶毒的时候,没有她(指薇拉的母亲)倒也可以。现在却不行。你知道,善人翻不了身,恶人很强大,恶人很狡猾。不过你知道,薇罗奇卡,恶人是各色各样的:有的要世界上的事情变坏,有的虽然也是恶人,却要她变好:变好对他们有利。……你的母亲是个坏人,可她到底还是个人,她需要使你不做玩偶。有的恶人妨碍我:因为我希望人变成人,他们只希望人变成玩偶。还有的恶人却对我有帮助,他们本来不愿意帮助我,但是他们让人有变成人的余地,他们给人安排了一个变成人的机会。……我的恶人虽然恶毒,但从她的手下产生了善。你的母亲,你不必爱她,但是你的一切都是她的恩赐,你要知道:没有她,也就不会有你。”
其实,“新人”往往因为自己是“新人”,便对曾经的庸俗人彻底地否定,车尔尼告诉我这也是不正确的。除了情感、行动方面,对于当代的这些“新人“们应该怎么认识和对待周围共存的人,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综此种种来看,或许仅仅评价《怎么办?》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是并不足够的,它涉及到人的生命层面而不止于生活层面。虽然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作品,但其魅力并没有减退,之所以如此,或许应验了马克吐温的话语:“历史不会重复,但它押韵(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也正因为如此,“怎么办”的问题才显得如此重要!
最近,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瑞环《务实求理》一书正在热读之中,此书是继李瑞环同志在出版了《学哲学 用哲学》、《辩证法随谈》两本闪烁着哲学智慧光芒的经典著作之后,又推出的富有哲学思想、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的十分重要的力作。
该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谈论“绿化、水和城市协调”问题;第二部分是谈论“面对现实深入调研”问题。此书虽没读完,就是读完了也想反复的多读几遍。第一部分没读完,就从内心里对李瑞环同志佩服的五体投地了。李瑞环同志1934年9月出生在天津宝坻县一个村落里,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14岁开始学织布。因个儿小,织布的座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他做了一个凳子。17岁时,他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看他很灵巧,让他学木匠。后在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毕业。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一个没学过“人类居住环境与保护”专业的人,确对“人类居住环境与保护”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了若指掌。一个没有学过绿化、水系,确能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从绿化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空气、防风固沙、养护物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等等,说的是那样如数家珍,那样专业透彻。难道他是这方面的天才?假如他是这方面的天才,那么,为什么又对城市建设的深刻思想和语言又那么的专业,那么有科学性,那么具有可持续发展魅力呢?李瑞环“论城市面上协调发展”的理念是上世纪80年代说的,距今已经30年了,看看我们现在城市建设中所做的一切,正是像李瑞环30年前所说的那样在做。难道他是预言家?不是!在我看来,他是个真正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实践修改理论的老人家,他是个真正时时刻刻把党事业、人民的生活放在心里的有心人,是我毕生所学之楷模。
看了许许多多的纪录片,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中国慰安妇的纪录片《22》,它让我受益颇深,感慨良多。
《22》是由郭柯执导的一部纪录片历史四年。涉及国内五个省份,29个地区,上万人筹资拍摄,用一个个镜头向我们讲述者大陆地区的《22》位慰安妇的生活状态。当我看到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时,不禁让我想到当年的日本人的暴行,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耻。慰安妇的生活状态让我为之震撼,因为他们特殊的经历,他们甚至孤独一生,只身一人存活于世上体会不到幸福的味道,看到了他们,我感到非常庆幸,我庆幸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我相信我们国家现在的强大,我庆幸我们现在没有战争,我庆幸我不是他们。
《22》凭借真实的笔触和令人震撼的事实,获得了1.7亿票房,创造了中国纪录电影票房纪录。而制片人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决定将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10086003.95元,并在基金会内设立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专项基金。这捐助千万票房的行为被网友盛赞。
《22》,不仅反映的是最真实的故事,而且通过这影片,给予了慰安妇帮助,回归社会本真,呼吁人们要关爱慰安妇群体,不忘国耻,《22》不仅是宇宙正能量还是警醒我们的重要手段,这部纪录片让我终身难忘。
版权作品,未经《99》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李瑞环《务实求理》读后感
结构思考助你提升实战力
——读《透过结构看世界》有感
马莉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竞赛,你不可能凭借一时的冲刺就获得成功。抛开外在因素,你会发现,身边优秀的人,往往都具备一种持续稳定的能力。这种能力一般表现在自身思维的严谨性,讲话的逻辑性,做事情的高效性这三个方面。李忠秋老师所著《透过结构看世界》这本书,通过对结构思考力的剖析和讲解,使你觉察并改善自身的思考结构,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成为善思、善讲、善写的人才,从而帮助你从思、言、行这三个层次提升个人的实战力。
一、该书观点鲜明,结构清晰。著作本身就是一个运用结构化思考的成熟佳品。
李忠秋老师围绕着透过结构看世界,层层分解,向我们传达了洞悉本质的思考艺术。本书分为理论篇,方法篇和应用篇。每篇分别采用三章两到三个小节,简明扼要的将结构思考力的核心理念,三层次模型,以及三个方面的应用进行深入的讲解。为读者树立了运用结构思考力的最佳典范。
二、从内容上看,该书通俗易懂,给人印象深刻。
理念篇,介绍结构思考力的原理和理论依据,让我们对结构思考力有了初步概括的认识。通过讲解透过结构看世界帮我们洞悉本质,以及思考结构与客观事物存在偏差,让我们树立觉察并改善自身思考结构的科学思维。
方法篇,结构思考力三层次模型的解析,是该书的精髓。该篇分别从理解、重构、呈现这三层结构的视角,对结构思考力具体的方法、工具展开阐述。重点讲解了理解层"识别概括技术的三个步骤",重构层"站在全局看局部、透过现象看本质、站在未来看现在、逻辑思维要验证"的正确理念和"论证类比"的四个核心原则,以及呈现层运用"结构罗盘"工具"配关系、得图示、上包装"的3个步骤。帮助我们将隐性的思维显性化、显性思维结构化、结构思维形象化。
应用篇,分别介绍结构思考力在表达、问题解决、会议共识三个方面的实际应用。使我们达到:有方案时关注表达想清楚说明白,无方案时针对问题找方案说明白,帮团队时达成共识找方案说明白。
三、该书实用性强。
在讲解理论的同时,提供了大量案例以及思考力的工具和模型,案例与工具模型相辅相承,将所言之物高度概括和凝炼。这些工具在书中和附录都有呈现,包括:结构思考力识别概括技术应用表、结构罗盘图示库、5W2H问题描述框架、5W2H疑问回答式设想问题框架等,能够帮助读者快速的拿来应用,将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问题。
四、彩色手绘图示,精美展现,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相比于黑白版图文,任何人都不会拒绝彩色版本,这个感观上给人以清新亮丽。尤其是手绘出的图文,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做出的ppT也是相当漂亮。不只思考是艺术,书籍本身也很艺术呀!而且关注微信,回复关键词即可获得精美的电子版,还可以在线观看李忠秋老师的视频微课,这也让读者收获满满,心中着实喜悦。
问题:
该书p55,排版似乎缺少了些内容。"线索1"、"线索2"属于"2.找出支持结论的理由"一节,但是,后面的"(3)戴上白帽子看都有哪些事实"显然是属于"3.找出支持理由的事实"这一标题的,这里及后面一页也没有(是缺少了)小标题3和部分小节内容。
人们常说,"思想决定行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言行一致",思、言、行这三者紧密不可分。思考先行,言行其后。有什么样的思维意识,就形成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最终产生什么样的行为结果。无论你处于什么工作岗位是什么样的角色,《透过结构看世界》都会帮助你,结构化的思考,助你提升实战力。
以上就是我的拙见,仅供参考。
读《从新判例看刑法》有感
赵一帅
两千年多年的教育家孔子曾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单纯学习书中的知识却不思考现实存在的问题,只会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执着于眼前的问题而不研究发展的理论,就会变得精神疲惫而一无所得。学习和思考之间的问题正如刑法理论和司法裁判的关系,《从新判例看刑法》正是这样一本在如何让二者达到良性互动的问题上给予启示的书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新判例看刑法》是日本山口厚教授的著作,其本身所包含的日本文化印迹,为我们展示的日本刑法解释的最新动向以及刑法讨论的前沿成果对于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都具有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本书共有21章,每一章都是以专题的形式对刑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且如山口厚教授在前言中写道:"本书并非是简单地停留在对新的判例、裁判例的解释上,而是以此为前提,对与判例有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解读,这样,在将采用的判例、裁判例放置于判例、学说的走向中考察的同时,也打算明确其对于一直以来的判例、学说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其写作目的正是希望通过达到案例和理论的良性互动进而推动司法实务和理论的发展。
同时,本书的每一章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导论引出主题,进而阐述本章的主要内容以及相关理论的介绍。第二部分通过介绍案例引出理论的解释。第三部分则是对本章中的重点内容进行论证和阐述。文章结构在布局上简单明了,逻辑清晰合理,内容详实,读者在对判例进行正确理解目的的同时,仍能够立足于理论的基础上,拓宽自身从与判例有关的基础问题直到其周边相关问题的理解。在我看来,书中的第三章、第九章以及第二十章涉及的内容各具特色且都突出了山口厚教授的写作意图。限于篇幅,之后我将就相应章节作为典型进行简要地阐述,并表达自己的见解。
本书第三章的内容涉及不作为的杀人罪,并对不真正不作为犯中的保障人地位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山口厚教授在引用日本法院判例的基础之上再对理论进行论述,既让关于保障人地位的问题在实践中得以明确,同时有力论证了日本法院裁判合理性。一般认为,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必要条件是不作为者处于保障人的地位。法谚有云:"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以"圣人"的道德情操要求众人,但法律不会阻碍进步,故法律也不能以"小人"的标准定纷止争。既然要求人们对不能预见的事项履行义务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要求人们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承担责任也就是"强人所难".而山口厚教授则通过一个案例引出对被告人在何种场合处于保障人的地位问题,正是要说明法律会在怎样的情况下规定人们需要履行某种特定的义务。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刑法要保护人们的权利又岂能作出强人所难的规定。因此,文章进一步说明,在出现可归责于本人的先行行为的时候,本人就处于保障人的地位。
其后,山口厚教授着重讨论了关于保障人的地位问题,对排他的支配学说以及其他几种关于作为义务成立要件的学说进行了阐述,就不作为的共犯也是以保障人的地位即作为义务存在为其成立要件,就保障人的排他性支配地位是否必要进行了探讨,得出了针对正犯复数的共犯,排他性的支配不是共犯成立必需要件的结论。最终说明,在判断保障人地位时,排他性支配并不是必需的要件,能够肯定不作为者对原因结果的支配以及对不发生结果是有责任、有依存关系就能得出结论。正是这种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以及重视判例的态度使得刑法理论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推动理论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同时也使得各级法院能够在每一次判决中显得相对公平,维护最终的正义,这也是我在读过本书其他章节的内容之后较为深刻地感受。
本书第九章论述的内容是关于"侵入住宅罪的成立要件",在山口厚教授引用的两则案例中,日本高等裁判所和最高裁判所均做出了保障人民权益的判决,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关于侵入住宅罪保护的法益问题上,日本刑法理论采用了"住宅权说",而从我国的司法现状来看,被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行为,都是严重妨害了住宅成员的平稳与安宁的行为,也就是采用了"平稳说".虽然犯罪的保护法益是犯罪成立要件的前提,但各国在学说上的差异并不影响其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做出公正的判决。"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公民住宅作为私人生活的权利空间,不属于公共场所,它是不可随意侵入的公民权利领地。而前述判决认为侵入住宅罪保护的法益是权利人有自由决定是否允许他人进入住宅的权利,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则不仅强调侵入住宅的行为,而且还突出了该行为的非法性。可以看到,这是中日两国在刑法规定上的差别,当然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在日本存在的犯罪,比如第三章涉及的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第八章涉及的暴行罪,第十二章涉及的侵夺不动产罪以及第二十章涉及的伪造私文书罪等,在中国刑法之中就并不存在。二是就同样的犯罪而言,中日两国的规定可能也并不一致,典型的是对于诈骗罪等财产犯罪,日本刑法之中(在是否成立犯罪的意义上)并无犯罪数额的要求,而中国刑法之中存在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诈骗等财产犯罪也存在着数额的要求,即便是同一个罪名,两国成立犯罪的条件也未必完全相同。
管中窥豹,由于中日文化差异,中日法律思想,法律结构框架的不同,自然也产生了法律规定上的差异。面对这种差异,我认为自身仍要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一味地说借鉴别国的经验来解决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显得浮躁和盲目。而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我们在创造文明的时候,也在不断的吸收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通过学术上的交流以及实践的运用,自然也会不断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本书第二十章涉及的内容是关于"制作名义人的含义与有形伪造",山口厚教授引用了相关判例对伪造文书罪中的制作名义人的含义以及有形伪造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在日本,围绕伪造文书罪产生了各种问题,其中制作名义人的含义以及有形伪造的概念存在较多争议。而山口厚教授认为伪造文书罪的罚则,是为了担保有关文书的实际制作者就是文书的制作名义人的信用性,其以文书的公共信用作为伪造文书犯罪侵犯的法益。有这样一句法律格言:"法律不理会琐细之事。"在刑法的层面上来看,其表达的是刑法谦抑性的特点,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将某种行为入罪时,该行为不但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还需己经穷尽了其他控制手段。如果运用其他法律就能抑制某种行为,保护合法权益,就不能将其规定为犯罪,如果使用更轻的制裁方法就能抑制某种行为,保护合法权益,就不能用较重的制裁方法。
在山口厚教授所举的几个案例之中,各行为人伪造私文书的行为似乎都没有直接侵害具体个人的法益,但是对该文书的社会信用和保证作用都产生了较大地损害。而对于伪造私文书罪,我国并没有相应的规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种新型犯罪层出不穷,有必要正确认识伪造私文书的行为。而是否将伪造私文书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就仍需要对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我国有关法律是否已经对伪造私文书的行为作出了规定等问题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在上述三章的内容中,山口厚教授均是对刑法各论的具体犯罪进行研究,着重对判例进行解释论证,辅之以相关理论的研究。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说的那样:"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而刑法的进步同样需要做好准备,让刑法根植于理论和实务的发展,和理论一起成长,与实务共同进步,以面对未来出现的种种问题。谈及个人,无论将来从事理论研究抑或司法实务的工作,在今后的每一天,自身就要像即将出发旅行的背包客一样,时刻做好准备,不断学习和思考,以充实自己的行囊,踏上成长成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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