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堂吉诃德的存在于他本身是一出悲剧,那么堂吉诃德临终前的清醒则是对于我们所有人的悲哀。 你的运道决对不可能久长,转眼之间就会处处遇灾殃,你的喜悦不过是梦中幻想 也许是天意,或者更像是注定了的,公爵家的女仆一时戏言唱出的词句,竟成了拉曼查的绅士堂吉诃德骑士生涯的真实写照。而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则以前所未有的清晰与残酷展现在世人面前。 主角拉曼查的绅士,好人阿隆索.吉哈诺,因阅读骑士小说而萌发成为游侠骑士,行侠仗义助弱扶贫扬名万世的念头,更名堂吉诃德,从此开始为人所耻笑而又艰辛的生活--第一次出行被人打得动弹不得,被驮在驴背上回到村里;第二次出行最终以被人装在木牢里带回村里告终;第三次出行在被同村学士装扮的骑士打败后郁郁寡欢地重回故里,直到最终一病不起。
路然而,堂吉诃德所走的道路,之所以为世人所惊诧,不仅在于其艰辛,更主要在于其脱离现实。这其中,如果说艰辛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要说它的脱离现实是有现实意义和讽刺意味的在当时或是今天,当一个人为之奋斗的希望无法达成时,我们怎么说?--深表遗憾,而如果他依然走自己的路,我们又怎么说?--他是个疯子!现实不像软土可以随意塑造,而活在现实中的人却又不像钻石那样善于包持本色,更何况在今天让钻石发生变化也并非难事。
堂吉诃德在见到上古骑士的圣像后曾说过这样的一番话这些圣人和骑士在世的时候跟我是同行,也就是行侠仗义。我同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圣人,为神道而战;我是凡人,为人道而战。他们凭借自己的骁勇赢得了天国,因为天国是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进入的;而我,直至今日,我还不知道自己付出的辛劳换回了什么。是的,凭这样的梦想是不会换回太多荣耀或幸福的,然而,有着这样的梦想难道是一种罪过吗?试问一句,作为人就不应该有这样的理想吗?然而现实却又告诉我们什么?它说,不。所得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吧伤痕,这只是他所得的一小部分。其它部分难以言表,不是不能,而是不忍。
不然,就听听这位好先生是怎么说的吧噢,先生!但愿上帝能饶恕您,因为,想让世界上最为幽默的疯子恢复神智无疑是对天下人的冒犯。先生,您难道不明白一个神智正常的堂吉诃德可能有的益处绝对抵不上他的疯癫言行带给人们的乐趣吗?他的每一言每一行可是都足以化愁苦为欢颜碍这算什么?对他的感恩还是赞叹?但这就是世人给他的赏赐。再来看看他的侍从又是怎么说的吧说实在的,说实在的,我端详过您老人家好多回,从脚尖一直到头发梢,没发现您有什么招人爱的地方,反倒觉得您挺吓人的您老人家无美可言无需再看别的,以上就足以说明人们对他的感情而我们的骑士他的所得又是多么的丰厚。
最终有哲人说,以为世事能够一尘不变纯粹是痴心妄想,恰恰相反,一切都像是在轮转,确切地说是周而复始。春去而夏来,夏初则酷暑至,继酷暑的是清秋,接清秋的有寒冬,冬过重又见阳春,岁月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循环不止。唯独人生有限,犹如流光般地倏忽,去而无返,直抵永无尽期的冥世。如果说堂吉诃德的存在于他本身是一出悲剧,那么堂吉诃德临终前的清醒则是对于我们所有人的悲哀。去年的雀巢,今年没有鸟。我过去是疯子,如今头脑已经清醒;我曾经是拉曼查的堂吉诃德;如今,只是好人阿隆索.吉哈诺。但愿我的悔悟和真诚能够换回诸位从前对我的尊重。堂吉诃德的这番话出现在他生命的终点似是所谓的清醒却更像是他对现实的一种妥协,这其中包含了一切的辛酸与凄凉,讽刺与无奈。当堂吉诃德的最后时刻终于到来时,他遗嘱的公证人刚好在场,他说,从未在任何一部骑士小说中看到过任何一位游侠骑士能像堂吉诃德那样安祥而平静地死在自己的卧榻之上。
然而事实上,他却是一对矛盾中极大的一个受难者,不平的冤魂。这倒是很符合其赖以孕育的监狱环境,那里包藏着一切哀怨,汇集着一切悲伤。
《堂吉诃德》董燕生的译本可以说是近年来新出的一种一本,翻译的确实不错,读者反映不错,但他对杨绛的译本的攻击好像受到不少学者的谴责,现转一帖供大家参考。以下为转帖:
《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周年,《堂吉诃德》中译本据称多达一二十种,其中一位译者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当 反面教材,董燕生说,认为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她太自信了,该的地方没有去;他还批评杨绛译本中胸上长毛、 法拉欧内、阿西利亚等译法,并指责杨绛译本比他的译本少了11万字,可见她翻译时删掉了其中的部分章节,最后他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 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堂吉诃德》中译本中发行量最大的杨绛译本,被指责为反面教材,已引起各方的关注。
资深出版人李景端对此甚感惊讶,因为杨绛曾将《堂吉诃德》中一句成语译为胸上长毛,这在西班牙语界,有人称它败笔,也有人称它妙笔,对涉及翻译学不同 诠释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恐怕难有人能做出正确结论。李景端曾电话向杨绛求证,但杨绛一听说这事就批评了李景端,说:你怎么还像个毛头小伙子爱管闲 事!对那种批评,我一点不生气,不想去理它,随他怎么说吧。
经过软磨,杨绛才告诉李景端:《文史通义》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进行点烦,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翻译涉及两种文字 的不同表述,更应该注意点烦。《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 一点没有点掉。比如书中许多诗歌,可以去查查,原诗是多少行,我少译了哪一行?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 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何况这一来我还少拿了十多万字的稿费呢。
一位资深翻译家给记者举例:塞万提斯讲故事和用词,常常十分冗长罗嗦,适当点烦,确实会使语意更加突出,情节更加紧凑。以《堂吉诃 德》(上册)两章的标题为例。如第33章标题,董燕生译本为:这里讲到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屠孟超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 事;杨绛则译为:何必追根究底(故事)。又如第35章标题,董译本为:堂吉诃德勇猛大战红葡萄酒皮囊和《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故事结尾;屠 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结束;杨绛则译为:堂吉诃德大战盛满红酒的皮袋,《何必追根究底》的故事结束。仅对比第33章的标 题,杨绛译文的字数,比董、屠译本少了一半或近一半,但读来并不会产生误解或歧义,反而感到言简意明。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告诉记者:翻译绝不是一门语言的技术,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而艺术有时是不认规律的,诸如语法或某个词的 常用词义等等。凡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从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来的,译者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其译作就休想攀上原作的高度。再就文学的风格讲,《小癞子》和 《唐吉诃德》都是具有巴罗克文学特征的作品。巴罗克文学在17世纪的南欧和中欧盛极一时,后被埋没,20世纪又重新崛起。杨先生那么喜欢译巴罗克小说(或 流浪汉小说),她分明看到了这种非正统文学的野性*基因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前途。这就是文化底蕴所使然,不知董燕生看到了其中奥秘没有?
翻译家、歌德学者杨武能认为:专挑名家名译的错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是这些年译坛的歪风之一。如果发难者系无名小卒,不可理睬,以免成就其踩着名家的肩膀爬进名人堂的美梦。董燕生似非无名之辈,据理予以驳斥确属必要。
在这一事件中,董燕生有滥用职权的嫌疑。翻译家、劳伦斯学者毕冰宾认为,作为一个译者,董燕生怎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是不 公平竞争!作为一名教授,他这样是滥用国家给他在公共讲坛上传授知识的权利。在法律或学术界没有普遍认可和裁定的情况下,怎么能在课堂上私自给杨绛译本定 性*,而且是给一个有竞争的译本定性*?这是滥用教师的职权,是一种学术fu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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