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昆虫记》后,轻轻合上书,细细回味着书中的描写,我的心中泛起了一阵阵波澜。
《昆虫记》是一本描写昆虫生活习性的书,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在法布尔的笔下,这些在我们眼里微不足道的小昆虫也表现出它们独特的一面:遂蜂的守门人充当着大门板和守门人的角色,同类来了就让开,异类来了就赶跑它;迷宫蛛的网像一个迷宫,昆虫掉进去就“走”不出来了;蝈蝈儿看起来好像是食素的,其实它们是一群“伪素食者”……这些小生灵在作者的笔下表现的活灵活现,像人一样有了灵性,会唱歌,会跳舞,有欢喜,有悲哀。
看完这本书后,我对这几句描写遂蜂“守门人”的话还记忆犹新:“也许三个月以前,那时它还很年轻的时候,它曾经为了自己和后代们在这里单枪匹马地辛勤工作,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一直到现在才得以休息。不,它仍然没有停下劳动,它还在用它微薄的余力守卫着这个家。它已经不能再做母亲了,可是它依然能够为家人守卫大门,抵挡不速之客。”看完这几句话以后,我被遂蜂“守门人”那对家里人深沉的母爱所震撼了。在它年轻的时候,它为了自己的家庭而奔波着;在它老了后,它仍然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守卫这个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类的许多母亲不也是如此吗?她们为了自己的儿女而操碎了心,在儿女长大后虽然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帮忙的了,可是心中却仍然装满了沉甸甸的母爱,想要再做点什么。
我再将书中的内容与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一对比,才发现,原来昆虫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何我以前就没发现这一点,而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却发现了?后来我才知道,法布尔将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昆虫的研究中去了,因此,他发现了昆虫的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因为《昆虫记》在科学和文学上都很有地位,因此被称为“昆虫的史诗”。为何法布尔能够坚持一生都致力于昆虫研究呢?因为它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热爱大自然,向往大自然。
《昆虫记》让我了解了昆虫,更让我了解了生命;《昆虫记》虽然看起来平平淡淡,但却蕴含了作者对生命的无比尊重,对大自然的无限向往。
“讥王新城吊庞士元诗,以落凤坡为题,不知‘落凤坡’见习凿齿《襄阳记》,非小说演义装点之词也。”
一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559页,引《随园诗话》论作诗不可用小说,又引严元照《蕙櫋杂记》讥渔洋用落凤坡事。其实,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六,已有一条及之,早于严元照;钱先生仅引《柳南续笔》卷一讥渔洋文用“生瑜生亮”。
叶廷琯《吹网录》卷五“柳南随笔续笔有应订正处”条,则为渔洋作了辩护:“讥王新城吊庞士元诗,以落凤坡为题,不知‘落凤坡’见习凿齿《襄阳记》,非小说演义装点之词也。”
我因为好奇心,遍检清人校辑的《襄阳记》《襄阳耆旧记》,结果一无所得;又翻今人的《校补襄阳耆旧记》《襄阳耆旧记校注》,也不见“落凤坡”的影子。不知叶氏所读,是什么人间异本?“自惭陋不之知”,姑记于此,俟博雅者之教。
连环画《三顾茅庐》 杨青华 绘
二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写曹操在华容道,对关羽说:“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
按,庾公之斯事,见《孟子·离娄下》:“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春秋》并无此事,惟《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子鱼(庾字)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軥而还。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臂。”所记似乎是一件事,但具体情节迥别,人名也小异。
曹操把《孟子》误成《春秋》,典用的也不切,大可以嗤笑;不过,话又说回来,丢魂失魄之际,还能记得起《孟子》,也够难为他的了。——怪不得他自诩“老而能学,惟吾与袁伯业”。我不明白的是,熟读《春秋》的关将军,何以于此“巨谬”,毫无察觉,一声不吭。莫非云长读《春秋》,也只是附庸风雅,“遮遮眼”而已?
三
《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写刘备“三顾草庐”,见诸葛家中门上,大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此固非杜撰,而确是诸葛文字,只小有不同;诸葛亮《诫子书》云:“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见《诸葛亮集》)而诸葛之语,也有所本,见《淮南子·主术训》:“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七修类稿》已经指出过的。
又第八十五回写刘备“遗诏托孤儿”,其遗诏有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据《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注,这话也是真的;其本诸《淮南子·缪称训》,则尚无人指出:“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按,《三国志集解》引何焯说,以二语本《易·系辞下传》《新书·审微篇》)
刘备一生,虽说“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不甚乐读书”,死到临头,才劝自己的儿子:“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不过,他家的《淮南子》,必定是寓目的。
四
刘备托孤之时,谓诸葛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吕思勉读史札记》第四三二则拈出《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注引《吴历》载孙策临亡,托弟权于张昭,所说类似之语:“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来加以比较,“互为发明”;并认为:“世皆以为豁达大度、推心置腹之言,实亦不然也”。
按,清桂馥《晚学集》卷五《书蜀志诸葛亮传后》:“胡冲《吴历》云:‘孙策临终,以弟权托张昭,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此与先主之言,正自相同。其所以为创业之英主与。”所引相同,而先鞭早着。吕氏《复顾颉刚书》尝叹前人考证之作,散落不易寻觅,如西人所言:“研究一事一物,往往从头做起,转较搜集昔人已成就者为易。”(见《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九)其必不知桂馥文,而有此闇合,否则这条短札,可以不作了。
首次徵引及桂馥,或为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后来田余庆《蜀史四题》之“刘备托孤语”一节(见《秦汉魏晋史探微》),又作过专门讨论,所据的文献,大抵即本于周。并且,与周书相同的,也没提吕氏《札记》。
五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曹)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三国演义》第一回写曹操出场,就说到此事。
按,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二“王韶罔上陷老成”条:“郭逵为西帅,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边,逵知其必生边患,用备边财赋连及商贾,移牒取问,韶读之,怒形颜色,掷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纳怀中,入而复出,对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问韶,韶以元牒缴进,无一字损坏也。上不悟韶计,不直逵言。自后逵论韶,并不报,而韶遂得志矣。”所用之计,与老瞒之所为,如出一辙;是否有意的仿效,不得而知。来源:三国演义读书笔记。
斯通纳还很年轻的时候,认为爱情是一种身心的纯粹状态,想进入这种状态,如果一个人挺幸运的话,可能会找到入口的路径。成熟后,他又认为爱情是一种虚幻宗教的天堂,人们应该怀着有趣的怀疑态度,带着一种温柔友好的轻蔑,一种难为情的怀旧感,打量它,如今,人到中年,他开始知道,爱情既不是一种优美状态,亦非虚幻。他把爱情视为人生成转化的行为,一种状态;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一天接一天,被意志、才智和心灵创造、修改的状态。
这段话是《斯通纳》一书中对于爱情的描写,一个人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对爱情会有不同的看法。年轻时,爱情是一种优美的状态,这是一种激情之爱,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时能忘却所有烦恼,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体会到身心合一的快感;成熟后,大概是因为尝试了爱情带来的痛苦和失望后,对它产生了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作者说人们应该怀着有趣的怀疑态度,因此对于年轻时所认为的身心的纯粹状态产生了一种怀旧感,对现有的失望才会对过往有怀旧感,但是这种怀旧感是不真实的,其实失望无处不在,失望源于内心对事物的看法,若看法有偏差,才会产生失望感;中年时期斯通纳认为爱情是一种瞬息万变的状态,被意志、才智和心灵创造、修改的状态,我只觉得这种对爱情的描述非常绝妙,这需要在生活中去细细体会。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6年。它的前身是一份研究报告——作者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写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该书虽然是外国人所写,但也获得了很多日本人的认可,并在日重印20余次,是研究日本必不可少的书籍。
据图书出版已经过去了60多年,日本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该书对读者了解日本仍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日本这个民族十分的特别,他们的行为甚至被人认为有些反常且无法理解。作者在此书最前边用一段话来概括他们的特点:
“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
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
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
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
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
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
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
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
很难想象可以把这样一些意思相反的词语来形容一个人,而日本人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却又能从中找到平衡。
战争中的日本人
战斗中的日本人完全丧失了人性且没有良知,而如今日本人带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温和有礼的。他们可以在战斗时誓不投降,也可以因为天皇的命令而乖乖的放下武器,然后拿起农具回家本本分分的干活。
他们极度的信仰精神的力量,认为精神是可以进行训练并加以运用的。即使在被美军轰炸,只能躲在防空洞中,广播还建议民众做体操来振奋精神,而那时的他们早已是饥肠辘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投降率极低,如果他们乖乖的投降了,很有可能就是想趁机反扑。电影《血战钢锯岭》中有这样一幕,惨烈的战争过后,日方的首领切腹自杀,几个日本士兵选择了投降。他们双手抱头走出地下防御工事,就在美军放松警惕之际,他们忽然发了疯的像美军发起攻击,有人直接引爆了手雷。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日本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善于将学来的东西进行变通、改造。在战败后他们西方化了很多,但当时的日本还算是一个贵族社会。古代的日本排在皇室和宫廷之下,还有四个阶层。根据顺序,依次是:士(武士)、农、工、商。人们各得其所,各按本分,一般情况下阶层之间是不会流通的。想要改变只能通过联姻或者认义子。遇见什么人,应该行什么礼,都有着明确的标准。如果超越了这个标准,就说明这个人不会行事。这种阶层制度虽然不公平,但他们享受这种“安全感”。
我认为日本人对恩、情义和羞耻心的理解方式与认同,是让他们显得“怪”的源头。日本人十分看重恩情,《忠犬八公》是日本小学语文课本是的一个小故事,主要讲述了一条纯种白色秋田犬八公。出生两个月后,它被孤身一人的东京大学农业系教授上野英三郎抱回家中。教授每天很晚下班,暮色苍茫中,在涩谷站的出口处,他必然会看到自己爱犬的身影。八公每晚在那里迎接自己的主人。教授在学校里突发心脏病辞世。上野英三郎的亲友深知教授和八公感人至深的关系,有人便将一岁半的八公领养回家。但八公的心目中,它真正的唯一的主人依然是上野英三郎,因此它仍然风雨无阻地往返于涩谷车站。
春去春又来,花开花又落。整整9年,岁月更替,循环往复,唯一不变的是,一条名叫八公的狗对主人的痴心等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八公每晚准时守候在涩谷站的出口处,苦苦等待它的主人,而它的主人已离开人世9个年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八公的故事被翻拍成了电影,也被日本人赞颂着。
同时,他们也不会轻易受恩,如过有人遇到了麻烦,他们不会轻易去帮忙。即使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也是对受助者有恩,被施以援助的人就永远的欠下了恩情,且必须报恩。日本的谢谢(sumeimasen),但同时包含有“对不起”、“我很抱歉”的意思,即使是赠与香烟这种小事,都会让他们挂怀于心。受到比自己层次低的人的恩情,有时会被看作是侮辱。他们知恩图报,却不认同中国儒家的“仁”(日音jin)。在中国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他们却认为这是并不是好的品质,是分外之事。
日本现代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母亲经营着一家规模颇为可观的餐馆,手头亦很富裕。她的儿子是个乡村学校教师,已经成了家。有一年,农村大灾,一对农民父母,为了挽救一家人的性命,想把正在上学的女儿卖到妓院去。这位教师为救自己的学生,向村人筹集了一笔款子替她赎身。然而,这位教师的母亲却把这笔钱从儿子那里偷走。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惩罚。他的妻子发觉了真相,写下了遗书,说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怀抱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在这一悲剧中应负的责任却无人过问。儿子在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炼自己的人格,以求日后坚强地经受同类考验。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合理的,但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这个儿子是个真正英雄。
今天的日本
这本书出版与二战末期,如今的日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因为安全原因,没有实地考察、研究,只是通过较少的资料和美籍日本人口中所述创作了该书。在某些观点的描写上,显得十分刻板。不过截至1995年,《菊与刀》在日本已经被加印101次,足以看出日本人对它的认同。
读这本书的起因是源于日本的小说和电影,有时候看起来会有一种压抑感,有时候却让人感到温情。但奇怪的是,几乎每一部作品,我似乎总能看到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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