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幸读了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结合现实社会的分析,感觉自己多年的疑问有了一个虽然可能不是很完美的答案。唐浩明先生以一种敬重历史的态度,和曾国藩神交了二十余年,可以说得上“曾国藩家”了,厚积薄发写下历史小说《曾国藩》。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都对曾国藩有着很高的评价。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我观近代,独服曾文正。” 而蒋介石更是以曾国藩为师。
曾国藩为什么有如此高的魅力呢?竟能让左右中国命运的人都以之为师。
曾国藩从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农家子弟成为权倾一时的晚清重臣,他的一生实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无数知识分子只能望洋兴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读《曾国藩》后,对这其中的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仕途还算平坦,个人修养极高,一直力求做到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为官做事之道,当他在京城的小圈子里,在强有力的靠山庇佑之下时,在处理好“办公室内”同僚的关系时,平时还算遂意。1852年,曾国藩回家丁忧,恰逢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东南诸省之时,在湖南,长毛更是猖獗,湖南官场上一片混乱,与长毛作战,节节败退,最后退守长沙城,时局的动荡与紧迫,让这些平日稳坐高堂,享尽荣华富贵的官员们不得不想出对策来解决问题,而,论声望,论感情,曾国藩成为了湖南官场上的不二人选,由曾国藩办立湘勇,解决湖南的燃眉之急,经过多番的考量,曾国藩最终决定墨绖出山。
而这里不能不提的便是曾国藩“考量”,先是湖南官场上多名重量级官员进行劝勉,而后自己的兄弟也加入其中,最后由陈广敷“连蒙带骗”才使其出山,可算是费劲心力,而曾国藩的考量由衷的使人感慨他对时局的清晰认识和对自己的深刻了解,超前的眼光和认识使他并没有被“建功立业”的机会而冲昏了脑袋,直到上面降下圣旨,从此个人的命运前途与他所要从事的事业深深的连在一起了。时势造英雄,曾国藩的才能与时势变幻给他的机会联系到了一起,使他有机会去实现自己一直渴望的事业。曾国藩从墨绖出山到严旨令其北上天津处理天津教案,面临数不清的抉择,每一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可以说得上是以治大国之智来进行抉择。带军途中不只一人向曾国藩提过,逮到它日,取而代之之意。当湘军攻下江宁城后,自己的兄弟和忠实部下一起跪柬,然曾国藩却不为所动,留下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他有从自己的实力和自己所在的集团的利益考量,自己当时已是位极人臣,已经实现了自己所想达到的一切,为何在冒险去“造反”呢,反而落得个乱臣贼子的称号,他的价值观始终在儒家思想的范畴之类。他一直以一种救世者的心态存在,曾国藩要的是创立不世之功,他以 为偶像,他想要的是永垂青史,这样的一群人始终是俯视中国最广大的平民百姓,唯心主义深深的扎根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曾国藩的救命于水火之中和宋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建立一个新国家来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
而曾国藩有什么才能呢?
刘邦曾经这样论述自己的成功之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字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供给军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与建立不世之功的刘邦相似的,曾国藩的第一才也是用人之能,曾国藩的麾下聚集这一批才干,既有谋士又有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更有敢打硬仗的将军,赵烈文,李元度,李鸿章,彭玉麟,胡林翼,曾国荃............
“湘勇”的壮大离不开这样的一批人。曾国藩的麾下能聚集着这样一群人,浅层上来说,是他们认为在曾国藩的领导可以建立一番功业,而更深层的原因,我认为则是与曾国藩自身密切相关的,曾国藩个人修养极高,尊重知识分子,乐于结交贤士,尤其是尊重有才有德之人,曾国藩最后给家人的遗言中,“求仁则人达”表明了他的见解,一个人的成功是让别人成功......
第二才能便是隐忍之能,从在长沙初办湘勇到逼走衡州练兵,再到靖港惨败,再到于九江惨败于翼王石达开之手,“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曾国藩一直隐忍,忍辱负重来形容这样一个人不为过。曾国藩“空降”湖南,书生领军,王船山算是湖湘第一人,出则领军,入则一心治学,一代大儒,乃湖湘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曾国藩仰慕多年之人。曾国藩初到湖南官场上,以儒家之道来办事处人,惹多人不悦,最后,连巡抚骆秉章的面子都不留,惹大家怨声载道,被迫逼走衡州练兵,再回长沙时,已是靖港惨败之际,看着无能平庸之辈升官发财,自己苦其心力,一心为了消灭长毛,到底为了什么?一次失败,没人理解就算了,还有这么多的人讥笑,还趁机想打击自己,月色皎洁,靖港古镇旁的平静江面上,一片败军惨象,精神恍惚,心如死灰,平静的江面上“噗通”的一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沿着湘江北上,出洞庭,西上武汉,东下九江,一路上有成功又失败,相对于战场上的暂时成败,更让人苦恼的便是各省官场的掣肘,物资供应不足是个极大的问题。江西巡抚林则徐之婿沈葆桢是曾国藩亲自向中央举荐之人,然而到了江西,军需物资空缺极大,由此和江西官场开始了一场博弈,动了江西官场的蛋糕,惹得自巡抚到普通百姓都极大的仇视湘勇。
湘勇举步维艰,虽为解江西之困,却处处受钳制。而九江的惨败更让这位湘勇统帅精神崩溃!
看着曾国藩一再的惨败于石达开,我都不愿再看下去,大军惨败对统帅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看着更随自己湘勇子弟一个个子弟命丧黄泉,这个团队就这样要消失了......从衡州出兵前的《讨武檄文》是多么的可笑啊,还活着干什么呢,一死了之吧......(于读书之时,仿佛身临其境,竟体会到了其中的艰难,感曾所感之绝望,感觉和死神有了一次接触)
九江惨败后,曾国藩“逃”回湖南,再次丁忧,大悲大痛像毒蛇一样的缠绕着曾国藩,大悲大痛之后方有大彻大悟。郁结于心,不得解,曾国藩始终搞不懂为什么自己一心为公,始终兢兢业业,忠于圣上,以儒学为道,却始终是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然偶然机会,得世外高人指点,重读道家学说,终获大彻大悟,“以退为进”,“含雄奇于淡远之中”。谈到这里,我不禁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曾国藩原是儒家思想代表人物,然而真正处于社会金字塔顶部时,儒家的那一套并不适用,如果说适用,也仅局限与个人修养方面,做事,处人方面都不可取,曾国藩以个人实践证明一部分儒家学说的虚伪性和儒家学说在这些处在社会金字塔上部的社会精英心中的地位。(这方面有待深究)
曾国藩的大彻大悟是他的一个重生,先是主动修复与左宗棠的关系,后是回到江西,主动去拜见江西诸官员,大大缓和了湘勇和江西官场的紧张态势,为之后的行事之便打下基矗
恰逢此时,太平天国内部出现严重内讧,东王、北王被杀,翼王率领十万天兵出走蜀地,
这一切给了湘军极大取胜的机会,随着湘军的重整旗鼓,湘军最终总算挺进江宁,洪秀全被掘尸焚骨,五千余名天国士兵壮烈自焚,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破产,中国农民式的革命运动又一次的遭遇了惨败。后人如何评价这场农民运动是一个问题,这场运动和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及意义更是一个值得让我们警醒的问题。
“经商必学胡雪岩,从政必看曾国藩”,很小就听过这两句话,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曾国藩乃晚清重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在想既然曾国藩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大家还要“看曾国藩”呢?随着阅历的增加,对事物的认识加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多,进入大学期间,有时间也有精力和条件来把一些问题细细探个究竟,近来,有幸读了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结合现实社会的分析,感觉自己多年的疑问有了一个虽然可能不是很完美的答案。唐浩明先生以一种敬重历史的态度,和曾国藩神交了二十余年,可以说得上“曾国藩家”了,厚积薄发写下历史小说《曾国藩》。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都对曾国藩有着很高的评价。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我观近代,独服曾文正。” 而蒋介石更是以曾国藩为师。
曾国藩为什么有如此高的魅力呢?竟能让左右中国命运的人都以之为师。
曾国藩从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农家子弟成为权倾一时的晚清重臣,他的一生实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无数知识分子只能望洋兴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读《曾国藩》后,对这其中的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仕途还算平坦,个人修养极高,一直力求做到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为官做事之道,当他在京城的小圈子里,在强有力的靠山庇佑之下时,在处理好“办公室内”同僚的关系时,平时还算遂意。1852年,曾国藩回家丁忧,恰逢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东南诸省之时,在湖南,长毛更是猖獗,湖南官场上一片混乱,与长毛作战,节节败退,最后退守长沙城,时局的动荡与紧迫,让这些平日稳坐高堂,享尽荣华富贵的官员们不得不想出对策来解决问题,而,论声望,论感情,曾国藩成为了湖南官场上的不二人选,由曾国藩办立湘勇,解决湖南的燃眉之急,经过多番的考量,曾国藩最终决定墨绖出山。
而这里不能不提的便是曾国藩“考量”,先是湖南官场上多名重量级官员进行劝勉,而后自己的兄弟也加入其中,最后由陈广敷“连蒙带骗”才使其出山,可算是费劲心力,而曾国藩的考量由衷的使人感慨他对时局的清晰认识和对自己的深刻了解,超前的眼光和认识使他并没有被“建功立业”的机会而冲昏了脑袋,直到上面降下圣旨,从此个人的命运前途与他所要从事的事业深深的连在一起了。时势造英雄,曾国藩的才能与时势变幻给他的机会联系到了一起,使他有机会去实现自己一直渴望的事业。曾国藩从墨绖出山到严旨令其北上天津处理天津教案,面临数不清的抉择,每一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可以说得上是以治大国之智来进行抉择。带军途中不只一人向曾国藩提过,逮到它日,取而代之之意。当湘军攻下江宁城后,自己的兄弟和忠实部下一起跪柬,然曾国藩却不为所动,留下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他有从自己的实力和自己所在的集团的利益考量,自己当时已是位极人臣,已经实现了自己所想达到的一切,为何在冒险去“造反”呢,反而落得个乱臣贼子的称号,他的价值观始终在儒家思想的范畴之类。他一直以一种救世者的心态存在,曾国藩要的是创立不世之功,他以 为偶像,他想要的是永垂青史,这样的一群人始终是俯视中国最广大的平民百姓,唯心主义深深的扎根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曾国藩的救命于水火之中和宋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建立一个新国家来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
而曾国藩有什么才能呢?
刘邦曾经这样论述自己的成功之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字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供给军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与建立不世之功的刘邦相似的,曾国藩的第一才也是用人之能,曾国藩的麾下聚集这一批才干,既有谋士又有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更有敢打硬仗的将军,赵烈文,李元度,李鸿章,彭玉麟,胡林翼,曾国荃............
“湘勇”的壮大离不开这样的一批人。曾国藩的麾下能聚集着这样一群人,浅层上来说,是他们认为在曾国藩的领导可以建立一番功业,而更深层的原因,我认为则是与曾国藩自身密切相关的,曾国藩个人修养极高,尊重知识分子,乐于结交贤士,尤其是尊重有才有德之人,曾国藩最后给家人的遗言中,“求仁则人达”表明了他的见解,一个人的成功是让别人成功......
第二才能便是隐忍之能,从在长沙初办湘勇到逼走衡州练兵,再到靖港惨败,再到于九江惨败于翼王石达开之手,“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曾国藩一直隐忍,忍辱负重来形容这样一个人不为过。曾国藩“空降”湖南,书生领军,王船山算是湖湘第一人,出则领军,入则一心治学,一代大儒,乃湖湘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曾国藩仰慕多年之人。曾国藩初到湖南官场上,以儒家之道来办事处人,惹多人不悦,最后,连巡抚骆秉章的面子都不留,惹大家怨声载道,被-迫逼走衡州练兵,再回长沙时,已是靖港惨败之际,看着无能平庸之辈升官发财,自己苦其心力,一心为了消灭长毛,到底为了什么?一次失败,没人理解就算了,还有这么多的人讥笑,还趁机想打击自己,月色皎洁,靖港古镇旁的平静江面上,一片败军惨象,精神恍惚,心如死灰,平静的江面上“噗通”的一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沿着湘江北上,出洞庭,西上武汉,东下九江,一路上有成功又失败,相对于战场上的暂时成败,更让人苦恼的便是各省官场的掣肘,物资供应不足是个极大的问题。江西巡抚林则徐之婿沈葆桢是曾国藩亲自向中央举荐之人,然而到了江西,军需物资空缺极大,由此和江西官场开始了一场博弈,动了江西官场的蛋糕,惹得自巡抚到普通百姓都极大的仇视湘勇。
湘勇举步维艰,虽为解江西之困,却处处受钳制。而九江的惨败更让这位湘勇统帅精神崩溃!
看着曾国藩一再的惨败于石达开,我都不愿再看下去,大军惨败对统帅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看着更随自己湘勇子弟一个个子弟命丧黄泉,这个团队就这样要消失了......从衡州出兵前的《讨武檄文》是多么的可笑啊,还活着干什么呢,一死了之吧......(于读书之时,仿佛身临其境,竟体会到了其中的艰难,感曾所感之绝望,感觉和死神有了一次接触)
九江惨败后,曾国藩“逃”回湖南,再次丁忧,大悲大痛像毒蛇一样的缠绕着曾国藩,大悲大痛之后方有大彻大悟。郁结于心,不得解,曾国藩始终搞不懂为什么自己一心为公,始终兢兢业业,忠于圣上,以儒学为道,却始终是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然偶然机会,得世外高人指点,重读道家学说,终获大彻大悟,“以退为进”,“含雄奇于淡远之中”。谈到这里,我不禁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曾国藩原是儒家思想代表人物,然而真正处于社会金字塔顶部时,儒家的那一套并不适用,如果说适用,也仅局限与个人修养方面,做事,处人方面都不可取,曾国藩以个人实践证明一部分儒家学说的虚伪性和儒家学说在这些处在社会金字塔上部的社会精英心中的地位。(这方面有待深究)
初读《曾国藩传》前,觉得曾国藩只是个众人皆知、无人不晓的卖国贼,勾不起我的阅读兴趣。但翻阅数页之后,似乎有点爱不释手了。
从国家和民族角度而言,曾国藩的确是个置民族的安危、人民利益不顾,屈服于西方列强对华政策而又竭力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卖国贼。对于其一生的罪恶我觉得不应该归咎于他个人品质,而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由他出身的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地主阶级决定的。从个人角度而言,我觉得曾国藩是个修养颇高,有头脑、有远见和有谋略的人物。
他的一生经历大致可以分成七个阶段:跻身六曹、创建湘军、坐困江西、决战安庆、攻陷天京、剿捻失败和抑郁而死,可谓有起有伏,人生变数无穷,读之颇有感触。
首先,曾国藩精通古文,广泛猎读,在学术上向很多当时有名人士请教,这些不仅增长了个人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个人声望。曾国藩能如此顺利成为二品官,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勤奋好学和聪明能干,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穆彰阿的垂青和举荐。也许是这一切对于曾国藩来说太顺利了,造就了他当初锋芒毕露、自恃清高的性格,使他在坐困江西期间处处碰壁、受到地方官员的百般排挤和刁难。
其次,曾国藩经过一年的大彻大悟再度出山,受命为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为其大展夙志提供了舞台。其实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是清政府为形势所逼,迫不得已,由于清政府所依靠镇压太平天国的江南大营就在此时溃败,只能依靠曾国藩集团所创建的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机会永远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再次,湘军攻陷天京以后,曾国藩自剪羽翼,释清廷疑忌,自保末路,足见其经验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事详明,处事果断。
最后,曾国藩是个爱才如命,求才若渴的贤人。行军打仗,每到一地,必广为访案,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兼者,更不惜重金,驰书礼聘。他还能虚心纳言,鼓励众幕僚直言敢谏,故能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他在事业上能够取得如此成功,与其有很大的关系。
读此书不仅让我对曾国藩有了更为全面、细致的了解,从中受到不少启迪,而且加深了我对近代清朝历史的认识,同时引起我对那拉氏慈禧太后的兴趣。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读后感1000字:
这本书的作者是张宏杰先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复旦的历史学博士和清华大学的博士后,已出版了明朝、清朝、朱元璋、曾国藩的若干作品。
这本书分为五个章节,细数了“湘军之父”曾国藩与“湘军之母”胡林翼的“事事相顾、彼此一家”、“既生左何生曾”与左宗棠的一生恩怨、为何在众多弟子中偏选中了非嫡系、非同乡的李鸿章作为接班人、曾国藩与“绝无良心科第一名”沈宝桢的是是非非以及曾国藩与李元度之间的万钧雷霆和雨露春风。其中更穿插了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诸多历史事件,在那个滚滚洪流的大背景下,这些人如何参与历史进程并在其中发挥影响力。
与众多戏说与野史不同,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接近真实,作者写作时从故纸堆里求考证,所有的论据基本都引用于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日记》,左宗棠撰、胡林翼撰以及前清和国外作家当时的作品,作者解读文言文,并相互印证,颇体现了严谨的治学、写作之风。
一、我们对曾国藩的误读
一般来讲,在不少人心中,曾国藩这个人往往是“权谋”的代名词,感觉是一个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奸雄。作者指出,事实上,这存在很大误区。曾国藩待人的原则,并非权谋而是至诚。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二、对待同事和下属的三个锦囊妙计
曾国藩以“拙诚”为原则,其第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绝不用权术,他认为,多讲正话、直话、实话,虽不见得喜于人,但久之人自能亮其心。
第二点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如果要在世间立人立事,则必须要帮助别人站得住、有所发展,给别人创造机会。事实上,曾国藩在保荐推举下属方面,用不遗余力已经远不能形容了,他推举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几乎耗尽了全部心力。曾国藩的部下有二十六人成为总督、巡抚、尚书,有五十二人成为三品以上大员,难怪有人说所谓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天下一半的官员都是曾国藩的部下。这倒暗合了我们现在常讲的共赢与成全别人、成就自己的平台赋能。
第三点就是“宽恕”。经过不断的磨砺,曾国藩拥有了博大宽广的胸怀去容纳别人,甚至一直以德报怨。曾晚年反复告诫自己的儿子就是避免嫉妒和贪求,必须加强自我修炼,克制自己的嫉妒之心和贪求之欲。“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凡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曾国藩一直主张退让一步,以圣贤为标杆,高远的境界和广阔的胸襟。
相对于厚黑学的历史读物,本书无疑更具有靠谱的阅读价值,曾氏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正面因素,在今天这个浮躁、繁华、一切追求效率和最大利己主义之风盛行的年代,读读曾国藩的“拙诚”之道不无裨益。作者:孙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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