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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古代文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这部长篇名著主要描写了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英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斗争事迹被染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
这部名著整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描写了官逼民反、百姓起义、轰轰烈烈大聚义;后半部分则主要描写了他们竖起”替天行道“大旗,接受招安,东征西讨,最终凄凄惨惨鸟兽散的结局。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罪恶,大胆地歌颂了造反的英雄,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反抗斗争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在整部中国文学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纵观全部,本书自始至终都特别突出忠与奸的斗争。《水浒传》中的”义“虽然也难以摆脱儒家伦理的羁绊,但主要还是表现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团结一致,戮力相助,进而”济困扶危,杀富济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至于”忠“,虽然也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涵,但主要还是指忠于封建君王。且”忠“与”义“之间,忠又处于主导地位。
小说中的主人公宋江就是”一生忠义“的代表。他曾经凭着自己的声誉和才能,将梁山事业上引向兴旺发达,但他同时又在”忠义“思想指导下,坚持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道路,所谓”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庭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图“,最后领导义军归顺了朝庭,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并自己走向了绝路。小说在表现宋江等最后被奸臣毒死时,还颂扬了他的忠心不负朝廷,而皇帝也不负忠臣。在主观上只是想表明”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帮“,而不想否定宋江他们的投降归顺,但小说事实上描写了宋江因接受招安而最后走向悲剧,在客观上还是对投降主义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应该说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水浒传》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长期以来广大群众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不仅仅是由于它宣扬了忠心报国或描写了阶级斗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水浒传》中的不少英雄都”力“和”勇“的象征。他们有的能空手打虎,有的能倒拔杨柳,并且还杀贪官污吏,抵千军万马,一往无前。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有勇有谋,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和策略实为后人所赞叹。特别是李逵、阮小七、鱼虾知深等一些人物,不拘礼法,不计名利,不做作,不掩饰,”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保存了一颗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绝假纯真“的童心,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水浒传》是一部思想内容很丰富的小说。它没有给读者揭示出梁山泊这支队伍的基本性质,没有告诉读者这是一支以什么样的阶级成员为基础构成的队伍,只是着力刻画了一群代表性人物。人们也只能以这些代表人物亦即队伍的人物去理解这支队伍的性质,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冲突下走上梁山的。”逼上梁山“是群众形容梁山好汉落草原因的谚语,其实上梁山的并不全是被副的,逼法也各人不同。最典型的当推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城市贫民,更不是农民。由于高衙内企图霸占他的妻子,设计陷害,使他成了囚犯被发配沧州,而后又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闪得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为了求活他不得不上梁山。逼使他落草的,是大官逼小官的矛盾,与地主官僚压迫农民无关也不是在租税灾害的迫害下无法谋生才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的标准原因,而是任何社会中都有的与对立无关的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同一阶层内部也可以大量发生,打不上什么阶级烙印。那情况与高俅逼走王进一样,是与阶级利害无涉的私人恩怨的爆发。
与林冲出身相似的是曾任殿前制使的杨智。他因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如果他要参加起义,正该去参加因花石纲而逼反的方腊队伍。可是他累遭挫折,仍一心想搏得一个封妻荫子。杀牛二事件使他被发配到大名府,而他又甘心为梁中书送赃礼效劳,直到生辰纲丢了,才不得不以到二龙山落草转入梁山。而这也和揭竿起义的农民革命不相干。
鲁智深也是军官,在提辖任上因仗义救人,三拳打死郑屠,官府追捕下被逼削发为僧;后又因仗义救护林冲在东京不得安身,流荡江湖而落草。他的身份与落草的原因也和农民反抗地主的起义无关,倒是因仗义而啸山林这一点却是许多梁山好汉集结的原因,称之为”聚义“。那一群侠义之士聚集在一起行义侠之事才是《水浒传》给予读者的最重要的意向,这个意向在小说中压倒一切。
使梁山泊走上兴旺道路的晁盖一伙的入伙起因是打劫生辰纲,这也是江湖上通行的夺取”不义之财“的侠义行为。刘唐的报信,阮氏三雄的撞筹,公孙胜的奔来参加都是冲着”义“字来的。晁盖的身份是当保正的庄主,从江湖上的角度可称得上是”开明地方“;吴用是教书先生,可称乡村贫民;公孙胜是道士,刘、唐、白胜是无业游民,只有阮氏三雄是渔民,可排得上是农民,而且受官腐的捐税勒索。但他们所向往的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快乐生活,入伙也是因为有仗义的庄主晁保正牵头。官兵来捕捉的战争中他们还唱着”忠心报答“赵官家”,哪有反王权的气息!《水浒传》少数几个出身农民的也都是江湖气重于泥土气,只有李逵的哥哥还像个农民,偏偏他正是反对李逵落草的。
《水浒传》中的地主,晁盖不必说,史进的父亲史太公,桃花庄的刘太公,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孔明、孔亮的父亲孔太公,穆弘、穆春的父亲穆太公,等等,无论从肖像描写还是从性格描写,都是仁善之辈。只有陷害解珍兄弟的毛太公和沂水县陷害李逵的曹太公才是负面形象,而好坏则是以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即以“义”来划线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地主欺压农民的镜头,作者的标准是义与不义,而不是以地主与农民的对立的关系为准的。
宋江是地主出身的县吏,和江湖好汉结交,仗义疏财出了名,他因通风报信救了晁盖一伙,杀净婆惜(是因救晁盖通梁山惹的因)而出逃,累遭动难,都是梁山好汉仗义营救脱的险,而他仍不肯落草,后因江洲一线,事情闹砸了才上山,终于当上了梁山之主。其他如戴宗、李逵、张横、张顺、石秀、杨雄、孙立、孙新一伙,青洲三山,饮马川一伙等等,也都是慕宋江之义和梁山泊的名声投奔入伙的,连降将呼延灼,关胜也尽是悉于宋江“义气深重”上的山,只有卢俊义是因为山寨慕名邀他聚义不成,才逼他上绝路,营救出来后,感于恩义入伙的。情况虽不同,题目都是一个:江湖义气。
招安以前的历次战争也无不为了“义”。燕顺、花荣等打青洲是为了救宋江,大闹江洲也是为了救宋江,三打祝家庄是因为石秀一伙为祝家庄所困辱,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收呼延灼之战也由此引发),三山聚义打青洲是为了救孔明、孔亮,打华洲是为了救鲁智深和史进,打大明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石秀(收水火二将之战是其余波),打曾头市是为晁盖报仇,打东平、东昌府是因为山寨位置摆不平,为了免伤义气以攻城为卜,打泰安洲是为了策应燕青,闹东京虽算不上战争,也兴师动众,大费周张,只是为保护宋江一伙去东京看灯进行的窥探活动。这些小说中最热闹的地方都是为了表现江湖义气而写的。
梁山泊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简单点说也就是为人间打抱不平。黑暗无能的官府所不能解决的人间不平事,由“义”来伸理,来诛残除暴,这就是“替天行道”的确切含义。“替天行道”是“行使侠义”的另一种说法,是更冠冕的名称。
招安以后虽然称“义”作“忠”,帮朝廷去打别的强盗了,对打击的对象来说可以说很“不义”了,但宋江一伙仍然讲着义气,俨然是宋王朝军队中一支特殊的用义气团结起来的集体,但这时比起占据山寨的时候来,味道已大不相同,似乎有了点缺陷,这也许就是《水浒传》后半部分讲史部分在形象上也差了些的缘故吧。
总之,《水浒传》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大人民与封建官僚势力英勇抗争的社会图景,不仅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更反映了人民力量的伟大,使得这部长篇巨著有着更为深远地历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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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篇一:读《水浒传》有感】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古代文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这部长篇名著主要描写了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英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斗争事迹被染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
这部名著整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描写了官逼民反、百姓起义、轰轰烈烈大聚义;后半部分则主要描写了他们竖起替天行道大旗,接受招安,东征西讨,最终凄凄惨惨鸟兽散的结局。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罪恶,大胆地歌颂了造反的英雄,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反抗斗争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纵观全部,本书自始至终都特别突出忠与奸的斗争。《水浒传》中的义虽然也难以摆脱儒家伦理的羁绊,但主要还是表现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团结一致,戮力相助,进而济困扶危,杀富济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至于忠,虽然也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涵,但主要还是指忠于封建君王。且忠与义之间,忠又处于主导地位。
小说中的主人公宋江就是一生忠义的代表。他曾经凭着自己的声誉和才能,将梁山事业上引向兴旺发达,但他同时又在忠义思想指导下,坚持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道路,所谓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庭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图,最后领导义军归顺了朝庭,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并自己走向了绝路。小说在表现宋江等最后被奸臣毒死时,还颂扬了他的忠心不负朝廷,而皇帝也不负忠臣。在主观上只是想表明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帮,而不想否定宋江他们的投降归顺,但小说事实上描写了宋江因接受招安而最后走向悲剧,在客观上还是对投降主义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应该说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水浒传》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长期以来广大群众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不仅仅是由于它宣扬了忠心报国或描写了阶级斗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水浒传》中的不少英雄都力和勇的象征。他们有的能空手打虎,有的能倒拔杨柳,并且还杀贪官污吏,抵千军万马,一往无前。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有勇有谋,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和策略实为后人所赞叹。特别是李逵、阮小七、鱼虾知深等一些人物,不拘礼法,不计名利,不做作,不掩饰,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保存了一颗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绝假纯真的童心,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接上:
水浒传》是一部思想内容很丰富的小说。它没有给读者揭示出梁山泊这支队伍的基本性质,没有告诉读者这是一支以什么样的阶级成员为基础构成的队伍,只是着力刻画了一群代表性人物。人们也只能以这些代表人物亦即队伍的领袖人物去理解这支队伍的性质,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冲突下走上梁山的。
逼上梁山是群众形容梁山好汉落草原因的谚语,其实上梁山的并不全是被副的,逼法也各人不同。最典型的当推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城市贫民,更不是农民。由于高衙内企图霸占他的妻子,设计陷害,使他成了囚犯被发配沧州,而后又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闪得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为了求活他不得不上梁山。逼使他落草的,是大官逼小官的矛盾,与地主官僚压迫农民无关也不是在租税灾害的迫害下无法谋生才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的标准原因,而是任何社会中都有的与对立无关的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同一阶层内部也可以大量发生,打不上什么阶级烙印。那情况与高俅逼走王进一样,是与阶级利害无涉的私人恩怨的爆发。
与林冲出身相似的是曾任殿前制使的杨智。他因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如果他要参加起义,正该去参加因花石纲而逼反的方腊队伍。可是他累遭挫折,仍一心想搏得一个封妻荫子。杀牛二事件使他被发配到大名府,而他又甘心为梁中书送赃礼效劳,直到生辰纲丢了,才不得不以到二龙山落草转入梁山。而这也和揭竿起义的农民革命不相干。
鲁智深也是军官,在提辖任上因仗义救人,三拳打死郑屠,官府追捕下被逼削发为僧;后又因仗义救护林冲在东京不得安身,流荡江湖而落草。他的身份与落草的原因也和农民反抗地主的起义无关,倒是因仗义而啸山林这一点却是许多梁山好汉集结的最大原因,称之为聚义。那一群侠义之士聚集在一起行义侠之事才是《水浒传》给予读者的最重要的意向,这个意向在小说中压倒一切。
使梁山泊走上兴旺道路的晁盖一伙的入伙起因是打劫生辰纲,这也是江湖上通行的夺取不义之财的侠义行为。刘唐的报信,阮氏三雄的撞筹,公孙胜的奔来参加都是冲着义字来的。晁盖的身份是当保正的庄主,从江湖上的角度可称得上是开明地方;吴用是教书先生,可称乡村贫民;公孙胜是道士,刘、唐、白胜是无业游民,只有阮氏三雄是渔民,可排得上是农民,而且受官腐的捐税勒索。但他们所向往的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快乐生活,入伙也是因为有仗义的庄主晁保正牵头。官兵来捕捉的战争中他们还唱着忠心报答赵官家,哪有反王权的气息!《水浒传》少数几个出身农民的也都是江湖气重于泥土气,只有李逵的哥哥还像个农民,偏偏他正是反对李逵落草的。
《水浒传》中的地主,晁盖不必说,史进的父亲史太公,桃花庄的刘太公,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孔明、孔亮的父亲孔太公,穆弘、穆春的父亲穆太公,等等,无论从肖像描写还是从性格描写,都是仁善之辈。只有陷害解珍兄弟的毛太公和沂水县陷害李逵的曹太公才是负面形象,而好坏则是以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即以义来划线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地主欺压农民的镜头,作者的标准是义与不义,而不是以地主与农民的对立的关系为准的。
宋江是地主出身的县吏,和江湖好汉结交,仗义疏财出了名,他因通风报信救了晁盖一伙,杀净婆惜(是因救晁盖通梁山惹的因)而出逃,累遭动难,都是梁山好汉仗义营救脱的险,而他仍不肯落草,后因江洲一线,事情闹砸了才上山,终于当上了梁山之主。其他如戴宗、李逵、张横、张顺、石秀、杨雄、孙立、孙新一伙,青洲三山,饮马川一伙等等,也都是慕宋江之义和梁山泊的名声投奔入伙的,连降将呼延灼,关胜也尽是悉于宋江义气深重上的山,只有卢俊义是因为山寨慕名邀他聚义不成,才逼他上绝路,营救出来后,感于恩义入伙的。情况虽不同,题目都是一个:江湖义气。
招安以前的历次战争也无不为了义。燕顺、花荣等打青洲是为了救宋江,大闹江洲也是为了救宋江,三打祝家庄是因为石秀一伙为祝家庄所困辱,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收呼延灼之战也由此引发),三山聚义打青洲是为了救孔明、孔亮,打华洲是为了救鲁智深和史进,打大明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石秀(收水火二将之战是其余波),打曾头市是为晁盖报仇,打东平、东昌府是因为山寨位置摆不平,为了免伤义气以攻城为卜,打泰安洲是为了策应燕青,闹东京虽算不上战争,也兴师动众,大费周张,只是为保护宋江一伙去东京看灯进行的窥探活动。这些小说中最热闹的地方都是为了表现江湖义气而写的。
梁山泊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简单点说也就是为人间打抱不平。黑暗无能的官府所不能解决的人间不平事,由义来伸理,来诛残除暴,这就是替天行道的确切含义。替天行道是行使侠义的另一种说法,是更冠冕的名称。
招安以后虽然称义作忠,帮朝廷去打别的强盗了,对打击的对象来说可以说很不义了,但宋江一伙仍然讲着义气,俨然是宋王朝军队中一支特殊的用义气团结起来的集体,但这时比起占据山寨的时候来,味道已大不相同,似乎有了点缺陷,这也许就是《水浒传》后半部分讲史部分在形象上也差了些的缘故吧。
总之,《水浒传》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大人民与封建官僚势力英勇抗争的社会图景,不仅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更反映了人民力量的伟大,使得这部长篇巨著有着更为深远地历史和现实意义。
【篇二:读《水浒传》有感】
说到我国的四大名著,自然会想到《水浒传》,它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水浒传》的全称为《忠义水浒传》,本书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泊聚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书中出现的人物有数百人之多,是世界文学史上人物最多的小说。我好不容易看完了全书,印在脑海里的除了栩栩如生的一百零八个好汉之外,最重要的还有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忠和义。
在我眼里,梁山上的一百零八个好汉,个个都是英雄。其中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都是惩奸除恶的大英雄,我非常崇拜他们。
鲁智深和武松都爱喝酒,醉酒之后会做出种种惊天动地的事。但我认为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这两人的行为还是不同的。
武松其实并不是个贪杯的人,他喝酒往往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比如在景阳冈,本来他也不是想喝许多酒,因为看到了酒馆的招牌三碗不过岗,他的豪气和霸气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于是他就是要喝满三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俗话说酒壮英雄胆,他本来就艺高人胆大,再借着酒劲奋力搏杀,结果老虎非但没吃了他,而是变成了他的囊中物,他就成了人们奔走相告的大英雄,给当地人民消除了虎患。这顿酒,吃得好,吃得威风!
而鲁智深喝醉酒只是为了逞能。有一次,鲁智深和一些小混混们喝酒喝得太高兴了,看到旁边的杨柳树都不爽了,觉得有鸟屎,扰了兴致,居然又大喝几碗之后,把一棵千年的垂杨柳连根拔起,在场的人一片惊呼,掌声如同雷鸣一般,满足了鲁智深的英雄心理,哎,可惜了好好的杨柳树,招谁惹谁了,竟然遭遇灭顶之灾呀。可见,鲁智深并不是用武功为大家做好事,只是匹夫之勇罢了。
武松喝酒还是一种策略。一次武松知道蒋门神是个大恶人,几次去找他算账,可不见其踪迹,怎么办呢?于是武松假装喝醉酒,故意调戏蒋门神的妻子,达到了引蒋门神出来的目的。
花和尚呢?他只会喝得昏天黑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使性子胡来。有一次犯了寺规,有人说他坏话,有人用棍子打他,把他惹火了,把寺里的人都杀了,而这些人并没有犯什么滔天大罪,只是平白地惹了花和尚呀!事后,他也后悔了,可有什么用呢?可见,他是非常鲁莽的,行事不顾后果。而武松只杀坏人,这样一看,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两位大爷虽然都爱喝酒,但是鲁智深喝酒之后是一介莽夫,而武松喝酒之后却有理智有头脑,所以武松才是我心目中的真英雄。
《水浒传》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其主要人物宋江被作者描绘成忠义的化身,如宋江刚上山,九天玄女降下的法旨中有全忠仗义,排坐次时天上降下来的石碣也有忠义双全。当宋江被立为山寨之主时,他首先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宋江要把水浒英雄个性血气刚猛之无拘无束的侠义引导到替天行道的忠义道路上来,使水浒的个体英雄侠义服从于梁山泊集体的忠义。小说以忠义为指导思想来塑造宋江,并且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支全忠仗义、替天行道的武装队伍。而且小说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的全忠仗义的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忠义的基本解释为忠心和义气。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而义呢?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义字是春秋战国时代注册的专利,见诸儒、墨、法各家文本,主要是一种人际关系规范。然而,在当时和以后,对义的诠释和发挥,却歧异不一。简捷地说,统治者认为,你越是服从他,维护他,你就越义。而在老百姓看来,水浒英雄的杀贪除霸,劫富济穷,恤孤扶贫,才是他们心中应有之义。这种义的存在,使水浒英雄们彼此倾慕,心心相契,共同的人生趣味使他们聚在一起。培育出互相悦好,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情谊。忠义作为个体道德行为的当然之则,在正史里是超越具体个人的感性生命的。封建正史忠义观念强调的是道德准则本身的价值,在正史里面往往被描写为履行封建伦常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
《水浒传》忠义观是一十分复杂的结构。一方面,忠义是忠于大宋天子,特别表现在宋江及一些朝廷降将身上,他们追求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忠义是对国君之忠诚,表现为封建皇权主义思想。宋江在被奸臣以朝廷名义毒死前,还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另一方面,忠义是忠于兄弟义气,忠于梁山事业,忠于朋友所托等,如在晁盖、李逵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忠义既是江湖好汉间的团结战斗、无私援助精神,又表现为人格上的互相欣赏和尊重。忠义作为水浒英雄个体的处世准则和梁山英雄群体的政治原则,它同对一定的理想社会、理想人格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它也没有仅仅停留在观念上,水浒英雄一直以激烈的行为进行印证、践履。《水浒传》忠义观念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正统儒家的封建政治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有许多方面同正统忠义观念迥异:第一,正史忠义观念同普遍的天理相联系,理性原则优先《水浒传》忠义观念同个体的生存欲望相联系,感性原则优先,较多地渗入了意志的因素。第二,从忠义观念的社会功用来讲,正史忠义观念是封建统治秩序的肯定性因素;而《水浒传》忠义观念不时成为封建统治秩序的否定性因素,水浒英雄常常以忠义为名杀富济贫、抢掳官廒,他们要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搅扰得道君皇帝龙盘椅上魂惊,月风楼中胆裂。第三,从义观念的行为主体来说,正统忠义观念是一种普遍性原则,如黄宗羲在《原君》里所说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对所有臣民尤其是官绅阶级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水浒传》忠义观念是少数天罡地煞的德性和行为准则,水浒英雄是历劫的天神,他们身上的忠义带上了神性的色彩,忠义并没有推及于一般人。
这是一个忠于朝廷、维护封建统治的较大的义士集团,实质上是一支身居草泽之中、心在朝廷之上的忠义军。《水浒传》第三十二回中第一次说出招安这个词语的应该是武松,他与宋江谈心,当宋江邀他一起去清风寨时,他说道: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则说:兄弟有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并请他: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表明在流落江湖时,武松、宋江等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落草并非长久之计,仅仅是为了躲避自身灾祸的权宜计策。在梁山泊大聚义后,宋江在菊花会上一时乘着酒兴写了首《满江红》,词中有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除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受到武松、李逵的反对后,他批评武松说: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这些表明:梁山泊英雄聚义成为一个集体后,已不再如个体侠义那样快意恩仇,也不像如占山为王时那样仅仅为了小团伙的生存打家劫舍,而必须把英雄行动的目标转向到英雄发展、民众安全、家国保卫等方面丧,实现广泛的侠义与忠义融合,即成为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英雄。对皇上的愚忠只是他们主张的忠义双全思想观念的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而最根本的含义则是他们身上固有的且具有普遍性的那种忠孝节义的心理特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并认为这种上下等级的区分具有不可违背性,要绝对遵从,否则就是以下犯上,不忠不孝;而这种等级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名望的高低、出身的贵贱、甚至年龄的长幼等等,简言之,这种等级秩序是天定的。我想,也是由于这种愚忠的心理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所以,《水浒传》是一曲忠义的悲歌。
【篇三:读《水浒传》有感作文】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篇四:《水浒传》读后感】
读完《水浒传》,我不禁掩卷沉思,在那样一个奸臣当权、在那样一个傀儡皇帝统治下的黑暗、动荡的年代,涌现出的一批用正义感的英雄为什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是当初宋江的错误抉择,是奸臣的嫉贤妒能,是傀儡皇帝的懦弱无能。是这些原因的结合,才组成了这样的悲剧。那么,宋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实力?为什么各路英雄豪杰都不约而同地上水泊梁山落草?
有一部分是因为犯下了大罪,畏罪逃到了梁山泊,朝廷越是不管这个地方,逃到这里的人越多,逃到这里的人越多,朝廷越是不管,或是说不敢管,也管不了这个地方。所以才使得这里匪患猖獗。
还有一部分是冲着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来的。当然,为了让山寨更加强大,山寨头领也不得不各处招贤纳士,所以,在军师吴用的计策下,他们也逼一些人上了梁山。比如朱仝,吴用为了赚朱仝上山坐一把交椅,令李逵杀害小衙内,让朱仝不愿上山也不得不上梁山。
当然,随着水泊梁山的不断强大,朝廷也不得不盘算着怎样去摧毁这样一个组织。所以就不断派兵去剿匪,因此在与朝廷的战争中,也俘虏了许多大将。在他们引颈受死的时候,宋江往往亲解其缚对待他们那是相当的好,让他们受宠若惊。而后再告诉他们自己本无意与朝廷作对然后诉说自己的苦衷,然后只盼朝廷早日招安对于想要的人,就耐心劝说,对于他们的顾虑家人的安危,也是积极解决,派人将一家老小搬到山寨所以就定了他们的心。
对于于自己无用的人,也以礼相待,天天肉山酒海,最后在苦留不住的情况下,将他放下山,让他传达自己的苦衷。这一切都天衣无缝,因为被捉到在梁山泊上,人心自危,对于宋江的话,只能唯唯诺诺。因为宋江山上的人,可不是好惹的,李逵就是最典型的。杀人不眨眼。要是看到有人对自己心中唯一崇拜的人不敬,那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最后就有了一百单八将这样的雄伟场面。
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传说是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转世,他们讲究忠和义,爱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不满贪官污吏,最后集结梁山,与腐化的朝廷抗争。
李逵这个人,作者刻画得很成功,他是在《水浒传》中最鲁莽的人物,尽管如此,但他为人心粗胆大、率直忠诚、仗义疏财,是《水浒传》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不管是谁,只要遇上李逵这个对手,那都是不寒而栗。李逵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特别爱惹事,由于性格卤莽、性子急躁等原因,总是头脑发热爱冲动,不断地惹麻烦,要么是闹场误会,要么是好心办坏事,为作品平添了许多波澜。好在所惹的乱子都不是太大,最后又总是能被那位兄长般的主将一一化解。让我总是严肃不起来。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大的集体,后来却走向了衰落。在归顺朝廷后,破大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百单八将,不曾折一将。但是在后来的战役中,却十去其八:阵亡正偏将五十九员,于路病故正偏将佐十员,鲁智深杭州六和寺坐化,武松折臂不愿恩赐于六和寺出家,公孙胜回还蓟州出家,不愿恩赐,于路辞去正偏将四员:燕青,李俊,童威,童猛。在京正偏将五员:安道全,黄甫端,金大坚,萧让,乐和。
这样一个表,皇帝看完后,也嗟叹不已:卿等一百八人,上应星曜,今止有二十七人见存,又辞去了四个,真乃十去其八矣!
这样的结局,谁看完都会难受的。可是噩梦远远没有结束,高俅一伙人唯恐宋江一伙人日后飞黄腾达,报复自己。于是在皇帝面前告宋江等有谋反之心,皇帝让高俅赐宋江御酒,问详细情况。高俅在皇帝赐的御酒中下了慢药,让宋江喝了药酒,宋江怕李逵等知道后再聚义造反,背叛朝廷。所以叫来李逵,给李逵喝了药酒,让李逵死后和自己一起葬在蓼儿洼。宋江自从当官以来,就常常来此游玩,此处有和水泊梁山一样的景色。李逵洒泪而别,几日后果然毒发身死。尸体运来与宋江葬在了一起。也正是宋江说的: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近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后来,小李广花荣和军师吴用得一奇梦,梦中宋江和李逵向他们诉说了此事,并且让他们去蓼儿洼看望自己,吴用和花荣奔到了蓼儿洼,亦悲伤不已,在此自缢,可怜英雄一世英名,就如南柯一梦。
皇帝当晚亦得一梦,梦见到了蓼儿洼,宋江等齐齐跪下,诉说冤屈。皇帝梦醒后,得知宋江等确实已死。龙颜大怒,召来高俅等人问责,蔡京、童贯却说:人之生死,皆由注定。皇帝最终还是被他们掩饰过了,并没有问罪。
在那样一个黑暗、动荡的年代,就是这样一批义字当先的绿林好汉,由盛转衰。让人痛心不已。而这只是一支代表人物,是当时的黑暗的代表,是民不聊生的代表。也是人民心中真实的想法的代表。这部经典巨着,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反省。所以我们要同样去感激作者,把这样一个真实、残酷的真实世界留给后人。引发起所有读者的共鸣,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名着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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